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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晋宋之际陶渊明与谢灵运（第2页）

这个结尾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一个，这是饮酒诗，“欲辨已忘言”就是喝醉酒了以后说话说不明白，说不清楚，昏昏然。这可以是一个理解的角度，就是表现一种醉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所谓“真意”就是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想要把它说清楚，就没办法说清楚，我能够体会到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感受。面对着同样的山，面对着同样的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解释它。这也是一个角度。还有第三个角度，对诗歌来说，当它从自然中或者生活中感受到一种哲理性的东西的时候，对这个哲理性的过度的展开，会破坏诗的那种感性的特征。诗是一种感性的东西，诗是表达情感活动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拉开来说一大串的话，会让人从诗意中摆脱出来，进入一种很枯燥的哲理思辨或者说一种逻辑思维的过程里面去，会破坏诗歌的美感。文学史里面经常会把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做比较，谢灵运的诗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他常常在诗结束的地方来一大通感想，而这种感想对诗歌的美没有什么益处。

我们再回头来讲这首诗，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不打算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你把陶渊明的所有的诗文都合在一起来读的话，会发现就是说所谓“真意”在陶渊明其他诗文里面可以追索，或者说可以彼此印证。这个“真意”到底是什么？《归去来兮辞》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对句，我就拿那个对句来做一个解析的切入点，就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个“鸟倦飞而知还”，和《饮酒》诗里面所写的“飞鸟相与还”是同样的景象。我们再看“云无心以出岫”，会看到什么呢？云离开山了，云为什么离开山呢？你会发现这是个人类的问题，不是自然的问题。云没有为什么离开山，云就是离开山了。我们可以在陶渊明诗歌里面看到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与人的存在状态的不同。人的存在状态就是人需要追逐外在的目标，人在外在的目标中实现自己，人要成为另外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教授，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成为一个老板，而这个成为什么呢，又不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力量来决定的。社会的力量决定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什么样的一种身份，什么样的一种地位是有价值的，是荣耀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人是耻辱的，或者是值得羞愧的。“云无心以出岫”，实际上是陶渊明从自然中所体会的一种状态，自在自如自足。它是“自在”的，它是以自身的方式来存在的，不以外在的力量的要求而存在，它不是为了符合外在的一种力量的要求而存在的，它是自在的。它是“自如”的，它不受外力的影响。它是“自足”的，就是它自己就可以满足自己，不需要外在的力量来满足。所谓“自在自如自足”，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无外求的东西，所以叫“云无心以出岫”。陶渊明试图从体会自然中去理解人生，提出他所理解的一种最高状态的、最有美感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生存状态。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陶渊明接触到人的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从庄子就已经开始提出来，就是人受制于外在的条件，然后在这种外在力量的制约下而生存，生命会变得扭曲，而且由于这种扭曲的力量的影响，生命会呈现出一种荒诞的状态。

我们拿陶渊明的诗和阮籍的诗做比较，阮籍把摆脱生命焦虑的方法都否定掉了，使得生命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绝对的孤独、晦暗和焦虑，为什么到陶渊明这里又豁然开朗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诗是没有焦虑的。

关于“望”和“见”的讨论，在版本上我们无法确认，但苏东坡认为“见”比“望”要好得多，这肯定是对的。因为“见”才能够体现出一种悠然，“悠然”就是完全摆脱焦虑的状态。那么悠然是怎么完成的？是人和自然的融洽，在人和自然的融洽中，人处于一种悠然状态。所以，“悠然”到底是描写什么，描写人还是描写南山？按照古诗的语法习惯，“悠然”可以是描写南山的，“见悠然之南山”；可以是描写人，“人悠然地见到南山”；也可以同时兼指，一个悠然的人，目光与南山相遇，自然是悠然的，人也是悠然的。

那么，何以达成这种悠然呢？实际上在魏晋时代的玄学里，已经开始逐渐出现这样一种认识：人是一种双重的存在。第一重，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或者说世俗性的存在。人在这种社会性的存在或者说世俗性的存在中，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且这些都不是由你的意志所决定的。《庄子?养生主》一开始就在说这个道理，社会制约人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暴力，一种就是荣耀。荣耀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制约性的力量呢？因为在社会给予你一种荣耀的时候，它就强迫你去遵循一种社会规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一种成功，获得一种荣耀，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成功，看到我们的荣耀。但是从老庄的思想来考虑问题的话，因为这个荣耀不是由你来决定的，意味着当人追求荣耀的时候，就失去了主体性。而一切紧张焦虑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人把自己放置在这种社会的网罗之下，而形成的对生命的一种破坏。

但是，人还有另外一重存在，就是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存在，一个独立的生命面对着整个世界，面对着天地自然的存在。所谓人面对天地自然的存在，说起来很抽象，它其实包含着两层意味：一层是把它当作感性的一种经验来理解，你摆脱你的社会关系，来到山水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紧张的生活，其实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像一场虚幻的演出，当你投入剧情的时候你很紧张，当你摆脱剧情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种紧张。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旅游，而我旅游比较自由散漫，也没有什么计划。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在火车站买票，排了好长好久，我说我要买一张票的时候，售票员说：你排错队了，你应该排那个队。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手头有什么票，拿一张最近要开车的票给我就行。然后拿了张票就走了。我也不知道火车的到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来以后再找合适的地方，那次就上了天柱山。在天柱山上逛了一圈，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在半山腰忽然看到一个湖泊很漂亮，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了，在那个湖边又住了一天，这就有点儿“云无心以出岫”的那种意思。你并没有什么目标，所以可以感觉到目标是一个外于自我的东西，没有目标的状态才是纯粹自我。

还有一层是哲理性的理解，当生命处在世俗的价值或者世俗的规则之下，它都是在时间条件下成立的。比如，我讲善和恶的话题时，经常举汉代儒生对“关关雎鸠”的解释做例子。汉儒解释“关关雎鸠”，他说《关雎》是“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意思是《关雎》是赞美周文王的王后的美德的，也就是说汉儒认为周文王的王后是妇女的伟大榜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非常高兴看到有好的女人跟自己的丈夫相配，也就是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丈夫能够有好的妾室。而且这是说得一本正经的，你觉得他很荒诞，他并不荒诞。荒诞的东西不是因为它自身荒诞而荒诞，荒诞的东西是因为它跟社会和历史的变化不相合而荒诞。在它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合理的，这背后跟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多妻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有关，简单来说，各种婚姻方式、各种婚姻形态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是具有它的合理性的，但这个历史条件消失了以后，它就是不合理的。

人在社会性的世俗性的存在中，不仅是充满焦虑和紧张的，并且这种生命状态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是在变化的条件下的存在，受制于变化的条件，人在其中不能够体会到生命的根本性的价值和根本性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永恒性。生命是一个短暂的存在，但是人天然地试图寻求到生命的永恒价值。在世俗状态下的存在，是对人的这种永恒价值的否定，而在自然状态下的存在，构成了对人的永恒价值的一种肯定。我们在天地宇宙中存在，并不是仅仅在此时此刻存在。社会的变化，历史的变化，风谲云诡，瞬息万变，昨天被赞美的东西，明天被嘲笑，昨天是英雄，明天是一钱不值的浑蛋。社会的价值和历史的价值不断地变化，社会本身的力量的运行，也并不是很明确的。那么人就渴望另外一种存在，渴望精神永恒，这种渴望使他试图设想自己和天地自然的一体性。

陶渊明也焦虑，但提供了一种精神生存空间

当陶渊明试图描述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存在，从这个存在中追求生命的真谛，就是说“此中有真意”的时候，阮籍的那种焦虑就消失掉了。当然这里面又产生一个追问，人真的可以摆脱他的社会性和世俗性的生活而存在吗？人是关系中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怎么可能把自己从这种社会关系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一个超然的，面对着天地宇宙，面对着永恒的存在，试图跟永恒融合为一体的存在。我只能说那是一种诗意的对生命的可能性的向往，是对生命的一种美感的追求。它的价值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生存空间。如果你要告诉我，你看陶渊明很超脱飘然的样子，其实陶渊明有时候也很庸俗，陶渊明有时候也很焦虑，陶渊明说“死”“老”“病”比其他人说得都多，他其实也焦虑的，只是他创造了一种诗境。经常有一些学者告诉我们，李白也很庸俗，陶渊明也很庸俗。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重要，也不稀罕。你要在世上找一个完全不庸俗的人出来，也找不到。庸俗就是人性的本质属性之一，至少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李白和陶渊明对我们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不庸俗的诗境，提供了一种精神生存空间，给予我们一种对生命的更深的更富于美感的体会。

陶渊明诗歌里面我更喜欢的，其实是表现日常生活的《读〈山海经〉》这种。

《读〈山海经〉·其一》：朴素的与荒诞的

读《山海经》·其一

魏晋·陶渊明

孟夏[16]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虽然在《饮酒·其五》中陶渊明已经尽量避免谈论哲理了，但还是暗示“此中有真意”，最后是指向这种所谓真意的，它的宗旨是体会这个真意。所以你回过头去再理解它的每一层，它都向那个所谓真意方向去展开他的诗意，只不过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就不说了。而像《读〈山海经〉》这首诗里面，就没有这种试图要解说所谓人生真意的意图，它只是描写一种生活常态，而所谓人生真意，也就是陶渊明所喜欢的生存方式、人生态度，是完全融合在这个生活常态里面的，它非常非常美。

平淡生活的快乐

陶渊明诗歌的美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被人们所重视，因为魏晋以后的诗歌，从曹植开始，趋向于华丽的和重修辞的特征。陶渊明的诗总体看来就比较平淡，但是他有另外一种美，这种美大概到唐代的时候被人发现了，到了宋代的时候被大力推举，特别是苏东坡。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孟夏”就是初夏，草木繁盛，放眼看去让人很欣喜的样子。“绕屋树扶疏”，“扶疏”是枝叶繁盛的样子。围绕着屋子一圈的树木也长得很繁盛。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自然的怀抱，鸟得到了自己的生存的依托。就像“众鸟欣有托”一样，“吾亦爱吾庐”。鸟在树上很舒服，我在我的草庐里面也很开心。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地也耕了，种子也撒下去了，农活就显得比较清闲了。“时还读我书”，经常还能够拿书来读。这里面当然有一个问题，陶渊明在种地上到底要消耗多少时间和精力？陶渊明的种地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种地，还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种地，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大家去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会发现，托尔斯泰也特别喜欢农业劳作，并且从农业劳作中感受到很丰富的人生体会、人生哲理，大家可以去看看《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陶渊明的种地跟托尔斯泰的种地有相似的地方，这种农作在经济意义上来说是不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哲学性的种地。现在很多城里人，明明十块钱可以买到一堆菜，可是他非要花一千块钱去种一堆菜，把菜种出来当然很开心，因为这是富有美感和哲学意义的。农民就看得很奇怪，看不懂，因为农民只能从经济意义上去理解种地。城里人，特别是读陶渊明或者读托尔斯泰读得多的人，会比较多地从哲学意义上去理解种地。你千万不要认为陶渊明种地就体现出跟劳动人民很亲切、很亲近，他几乎已经用农民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这绝不可能。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就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思，跟社会的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疏远了。“颇回故人车”，即使那些老朋友想来呢，也劝他们不要来，我在种菜呢，你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