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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1页）

第六章

李孟潮

霍妮花了整整一章来讨论一个防御机制——理想化。理想化是非常重要的防御机制，人的超我=自我理想＋禁忌，而自我理想就来自理想化过程。

在本章第三段，霍妮的医生思维——鉴别诊断的爱好又“发作”了，她想要区分精神病性理想化和神经症性的理想化，然后又试图区分“理想化”和“理想”，并且列出了几条诊断标准。

但如前所述，在现代的心理治疗中，我们最好不要在心理机制、心理动机这些精微层面上进行“病态”和“正常”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否则就容易造成“医疗事故”。不过，霍妮在这一章提出的理想化这个防御机制的六个功能，还是令人赞赏的，直到今天也很有启示意义。

功能1理想化形象代替现实自信和自豪。最终，这些不现实的自信感被挫折，造成自信被摧毁。

功能2理想化形象可以消除虚弱感，带来优越感。

功能3理想化形象可以带来人生的意义感，克服空虚感。

功能4理想化造成人格的僵硬刻板，使人无法接受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功能5理想化带来了艺术创作性。

紧接着，霍妮又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理想化的第六个功能——它造成了自我的疏离和个人的异化。其实她之前所说的功能4，也是疏离和异化的结果，但是“异化”这个词，有比较深刻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比如黑格尔哲学中提到主体的异化：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被客体异化，完成了主体-客体关系的辨证转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也被用来说明工人劳动的异化。工人本来是劳动的主人，但是他们最终被劳动奴役了。这种异化现象，现在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

美国后来发展出一个精神分析流派，叫作自体心理学，其创始人以“夸大自体”“全能自体”来描述理想化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人的夸大自体被投射到别人身上，形成了对他人的理想化，自己再认同这些理想化形象，形成了自我的理想化。

第六章理想化形象

我们之前讨论了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基本心态，了解了他们用来避免内心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处理冲突——的方法中的两种。其一是压抑人格的某一方面，而将其对立面引上前台；其二是保持自身与他人的距离，确保不引发冲突。两种处理方式都能带来内心统一的感觉，从而让个人的心理机制能够运行，即使要让患者本人付出可观的代价。[18]

这里我们要描述另一种方法，即神经症患者塑造出一个形象，相信自己就是这样，或者说当时他自己能够或者应该是这样。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一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实际，但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不只如此，这种形象总是在奉承患者自己，就像《纽约客》上刊登的一幅漫画一样，一位肥胖的中年妇女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是一个窈窕少女。这一形象的具体特点取决于患者的人格结构，并随之改变。最突出的可能是美貌，也可能是权势、智力、天赋、圣洁、真诚，或者患者想拥有的其他东西。正因为这一形象脱离实际，它常常让人彻头彻尾地自负。因为自负虽然总被用作傲慢的同义词，其意义却是自称拥有某些实际并不具有或只是有潜能而尚未实际获得的品质。这一形象越是不切实际，患者就越脆弱，同时也越渴望来自外部的肯定与认可。我们确信自己拥有的品质，就无须他人来肯定，但如果不实的主张遭到质疑，我们就会极为敏感。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理想化形象最直白的表现，就是精神病的夸张言行。但原则上，其特点与神经症类似。在神经症中幻想的成分少一些，但对患者而言一样真实。如果把偏离实际的程度作为精神失常与神经症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理想化形象看作神经症中夹杂的精神失常的成分。

从本质上说，理想化形象是一种无意识现象。虽然其自吹自擂的现象即使对未经训练的观察者而言也显而易见，但神经症患者却不知道自己把自己理想化了，他也不知道这些性格糅杂在一起是何其怪异。他可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对自己要求过高，但是却把这种完美主义的要求当作真正的理想，从不怀疑这是否现实可行，反倒对此颇为自豪。

至于患者臆造的形象如何影响其对自己的心态，这一点因人而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兴趣的焦点何在。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兴趣在于让自己相信他就是理想化形象的化身，那他就会相信自己真的是个智多星，是个精妙绝伦的人，就算他犯下再大的错误也是神圣的。[19]如其关注真实的自己，认为真实的自己与理想化形象相比实在可鄙，那么他显然会自轻自贱。这种妄自菲薄所形成的自我认知，如果和理想化形象一样严重偏离实际，那么它就可以恰当地被称作“可鄙的形象”。最后，如果关注的焦点在于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己之间的落差，那么他自己知道，而其他人也可以观察到的，就是他不断想填平这道鸿沟，逼迫自己追求完美。在这种情况下，他重复“应当”这个词的频率就会非常惊人。他不断告诉自己该有何感觉、该怎么想、该怎么做。内心最深处，他就像天真的“自恋者”一样相信自己天生完美，而这表现为他相信如果自己更自律、更自制、思想更警觉、考虑更周到，他就可以变得完美。

与真正的理想相比，理想化形象是静止的。这不是他追求实现的目标，而是他崇拜的一个固定观念。理想具有能动性，它们可以激励人追求理想，是人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也不可估量的力量。而理想化形象则显然是个人成长的阻碍，因为它要么否认缺点的存在，要么单纯地对其加以谴责。真正的理想让人谦虚，而理想化形象让人自负。

不论如何界定，这一现象其实早已被人发现。历代的哲学作品对此多有提及。弗洛伊德将其引入神经症理论，并用一堆名词为其命名：自我理想、自恋、超我等。这也是阿德勒在心理学上的核心命题，被他描述为追求超越。如果要在此详细指出这些概念与我的概念之间的异同，那可能会偏题太远。[20]简而言之，这些都只涉及理想化形象的某个方面，而未能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因此，虽然弗洛伊德、阿德勒以及其他很多著作等身的作者，如弗朗茨·亚历山大、保罗·费登、伯纳德·格鲁克以及欧内斯特·琼斯等，都曾对此做出评论、提出观点，但这一现象的完整意义和作用还未为人所知。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看起来它满足了患者关键的需求。不论各位专家理论上如何评价，他们都认同一点，即理想化形象是神经症的一大据点，其地位难以撼动，甚至难以削弱。例如弗洛伊德就把根深蒂固的“自恋”心态视为心理治疗最大的障碍之一。

从可能是其最基本功能的一点谈起，理想化形象替代了现实的自信与自豪。一个最终患上神经症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建立自信，因为他曾经遭受的经历太过沉痛。他可能具有的自信在神经症病情发展过程中被进一步削弱，因为自信不可或缺的条件往往已被摧毁了。简单罗列这些条件很难。最重要的因素有：个人情感是否充满活力，是否可以自如动情，是否真正树立了自己的目标，以及能否在自己的人生中积极主动。不论神经症病情如何发展，这些因素总是容易受损。神经症倾向有损自身意志，因为患者从此就会任其摆布，而不再能自主行动。不只如此，神经症患者决定自己行为轨迹的能力不断被其对他人的依赖性削弱，不论是盲目叛逆、盲目渴望超越，还是盲目要求与他人保持距离，都是依赖的表现形式。此外，患者压抑了自己大部分的情感力量，使之陷于瘫痪。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他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目标。最后，基本冲突使患者自己内心分裂。这样，因为脱离了现实基础，神经症患者必然自我膨胀，感觉权势遮天。这就是为什么理想化形象里总有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