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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颗钻专家导读看到冲突的存在已经是一种成长 李松蔚（第1页）

【三颗钻专家导读】看到冲突的存在，已经是一种成长李松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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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霍妮的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导读，我感到既荣幸又惶恐。

事实上，从接到编辑的请托到正式动笔，时间已经虚度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又翻看了两遍，也拜读了不同版本的序言和书评，然而我的惶恐之情并没有减少。虽然素材已经积累了很多，但每次打开文档，我又深感下笔之难。

我的这种心情，就是典型的“冲突”。

2

“冲突”这个提法最早来自弗洛伊德，这是一位在20世纪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人。要讲霍妮的这本书，就要先介绍精神分析理论。这要先从弗洛伊德的工作说起。

弗洛伊德是一名奥地利的医生，他最初的研究方向是神经解剖学。他在工作中发现了这样一类病人：他们看上去像是有某种神经机能的症状，严重的比如瘫痪、失明、丧失触觉，医学检查却无法发现他们有任何生理功能上的病灶。这种无病之病，叫作“癔症”。

比如有这样一种奇特的症状，叫“手套样麻痹”：患者的整个手掌失去了知觉和运动的能力。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失去功能的部位是整个手掌——就像戴着一只手套——这不符合手部的神经解剖学特征。神经生理损伤导致的麻痹是条索状的，手套形状的症状，说明问题出在患者心里对于“手”的想象上。因此，需要探索内心发生了什么。

如何探索呢？弗洛伊德和同时代的研究者一起，开创了谈话疗法。

他们发现，用谈话的方法可以治病。原理如下：患者有一些自己意识不到的内心冲突，这导致了外部症状，而如果在交谈当中帮助患者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本质，症状就可以不药而愈。精神分析史上的第一位病人安娜·欧女士，出现过一次恐水的症状。拒绝饮用任何**，这给她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在催眠状态下，她情绪激动地回忆起一件事：一个她并不喜欢的女伴带来的狗，喝了她杯子里的水，她受到的良好教养让她不能对此表达任何愤怒。当她在催眠状态下表达出愤怒之后，症状消失了，醒来后她要了一杯水。

由此，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心理模型：他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座漂在海里的冰山。海面上的部分是我们平时能够意识到的各种思想、情感、冲动；而在海面之下还有一个广阔深邃，却难以被洞悉的黑暗世界——无意识。在这个底层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惨烈的冲突，各种欲望在相互撕扯、搏杀。但一个人在清醒的意识状态中，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只能在一些线索中找到其一鳞半爪，比如口误、梦境，以及神经症症状。

神经症，这种貌似神经的病变却与神经毫无关系的病症，成了探索无意识的入口。

弗洛伊德通过对神经症的研究，发现冲突来自这样两股力量：原始欲望想要寻求满足，却遭受到道德力量的禁制。这里的原始欲望包括两类：一类追寻感官快乐，叫作“力比多”；另一类则是破坏和攻击欲。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人类的两种本能，它们极其原始，和野兽没有本质区别。而道德的规训代表着人的社会属性，它起源于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与父母和外部环境的接触习得的某种“恐惧”：这个世界有一种禁制性的权威力量，如果我不按它的来，我会惨遭抛弃。这种恐惧在无意识当中形成一个严厉的声音，叫作“超我”。超我不断审查那些原始欲望，后者也不甘示弱，两者永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无意识冲突。冲突得不到解决，我们就会生病……粗略地讲，最初的精神分析模型就是这么一回事。

3

写到这里，我开始担心这个开头是否足够吸引人。

为了从头解释霍妮的思想，我竟然聊到了精神分析的起源！我心里有两个批评的声音。一个声音说：有没有可能你讲得太粗糙了？对那些已经很熟悉精神分析的读者来讲，上述阐释不仅过于简化，并且漏洞颇多，完全没有辨析概念的精微复杂之处。

相反的批评则是：这些内容会不会已经过于晦涩了？如果一个读者并非专业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去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我本来只是想解释“冲突”，却提到了冰山模型、无意识、力比多、超我……我会不会筑起了太多概念的门槛？读者也许在一边读一边疑惑：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些？我读这本书只是想帮助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关心19世纪的欧洲，一种听上去如此罕见的病症背后的一套心理学假设？作者还要花多长时间解释它与这本书的联系？——这么长的逻辑线路，我恐怕已经失去了一部分读者。

这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开头。

4

也许应该多讨论一点“神经症”，它决定了你是否需要关心这本书。

在弗洛伊德的时代，神经症是癔症的代名词：一种戏剧性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躯体上的功能失调。但是在弗洛伊德之后，这一类症状越来越罕见了。多数患者的症状表现为焦虑、抑郁、应激、失眠、疑病、因压力导致的躯体疼痛，等等。这些症状变得越来越不像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更像是某种“性格”的问题。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一类人的时候，很可能也会不当一回事，而是简单地说：“他们的问题在于太敏感，想太多。”解决方案也像是通过对此类人身上某种意志力和思想品质的改造，达成表面的和解。“不要想那么多，自然就没事了”。

而在20世纪中期，以卡伦·霍妮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者，仍然坚持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探讨这个话题。他们认为，那些达到了所谓病理状态的人——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体。中间地带可以叫作“神经症人格结构”，与其说是一种病，倒不如说，那是我们普通人身上多多少少存在的烦恼。

无意识冲突可以用来理解神经症，或者是神经症人格。冲突的强度也许会导致我们最终表现出的适应程度不同，因此有生病和健康之别，但冲突的本质是一样的。

但是霍妮不同意弗洛伊德对冲突内容的见解。她认为，无意识的冲突未必是原始欲望和超我禁制之间的战争，它也可以是一种更寻常可见的现象。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有选择就会有冲突。上班累了一天，回到家是更想大吃一顿，还是吃对健康有利的低卡路里食物？这就是冲突。两个选择都好，但是选择一个，就意味着舍弃另一个。孤独的时候希望有人陪伴，但同时一想到要建立亲密关系，又觉得很麻烦。只要做不出选择，或者做出选择之后又质疑选择的正确性，人就会平添烦恼。原理就这么简单。

当然了，神经症性的冲突并非这种一目了然的二选一。它隐藏得更深，麻烦更大，斗争更激烈。但究其本质，都是人性面对两难选项产生的撕裂感。换言之，冲突跟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有关。它并不完全属于生理学的范畴，也离不开文化和社会规则的参与。这是霍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把精神分析从一门医学理论过渡到科学与历史人文相结合的交叉领域。她把“神经症”的讨论范畴，从“少数人为何生病”，扩展到“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普通人为何感到痛苦”。

用今天的语言，这种痛苦也可以叫作“纠结”“精神内耗”。

5

现代人的纠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我对霍妮的印象，和对其他早期精神分析理论学家的印象不同。后者大多是叼着烟斗、不苟言笑的男性，我总觉得他们身上带有一种权威的光环——说“傲慢”倒还不至于，但多少带着一点儿俯视众生的冷峻——把神经症患者看成某种在精神上出现破绽的孱弱者，把他们放到理论的框架里，思索他们心灵中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而霍妮则是一位瘦小清矍的女性，乍一看并不起眼。她的人生故事包括这么几个关键词：女性、不被喜爱、聪慧，以及倔强。她出生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嫌她丑陋的父亲，偏心儿子的母亲，几个已经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她不顾父亲反对，立志要成为医生。作为一名女性，霍妮在那个年代进入了大学，28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34岁成为精神分析师。她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理论，47岁从欧洲孤身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她一边声名大噪，一边却遭到同行的排挤。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剥夺了她的讲师资格，于是她自创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且自任所长。她在欧洲有过一段既不快乐，也不长久的婚姻。她曾两次患有抑郁症，还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一百年前和现在相比，女性的故事好像并没有太多不同。

正如我们的直觉，这样的女性天然就更能站在“弱者”的角度，体察他们内心那些幽微复杂的纠结。霍妮是这样看待那些为神经症所苦的人。她说，这些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欺骗自己，需要给出对自己诚实的答案：我是真的想结婚吗？还是应该忠于自己的事业？作为妈妈我必须爱自己的孩子吗？如果我并不想被孩子拖累，这是不是一种罪恶？我是否爱自己的伴侣？还是我只是需要一段亲密关系，说服自己相信这就是爱？我想做一名医生，是真的为了治病救人，还是我只是看重医生的职业比较稳定，收入还不错？——你说这些纠结是想太多也好，钻牛角尖也罢，但就是有人放不下它们。

那么，你说这样的人有什么问题吗？他们做错什么了吗？

绝不是。我想霍妮写这本书，正是为了鼓励他们：这个世界是有强大的人的，他们有着非常清晰确定的价值观。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烦恼，因为他们永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这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快速变化的社会，也会有人困惑于自己是谁，应该遵循怎样的生活准则。这没有任何错。——不然怎么办呢？自己骗自己，说这些问题根本不重要吗？也可以，有人是可以这样逃避下去，运气好的话，逃避一辈子也没问题。可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被冲突所困扰的人，难道不是更勇敢、更可爱，也更诚实的人吗？

在霍妮笔下，她对这些人带有一种由衷的爱护与敬重。她把他们看成了灵魂层面的勇者，不接受自我麻痹，勇于直面冲突。霍妮说这是一种珍贵的才能。只有经历过这些痛苦，才能让自己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坚定。而那些居高临下的态度，无论是把这些纠结看作一种心理的病态，还是不值一提的“牛角尖”“想开点”，都不是在提供真正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