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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2页）

这里，我们很难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恰当地讨论这个概念。这将需要重新列举所有反驳力比多理论的观点。我们不如自己来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即使我们抛开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余下的也是这样一个主张：自我中心的原始动力与严格的良知相互对立，这一对立关系正是层层冲突的根源。后面也会讲到，我也认为这一对立关系——或者我认为大致相当的事物——在神经症结构中有重要作用。我是对其本质有异议：我认为这一冲突虽然重要，但却是次生的，是在神经症的病情发展中的必然。

我提出异议的理由将在后文阐明，这里只提出一点：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并不能完全解释神经症患者内心自我割裂的程度，也不能完全解释危害如此之大的结果——患者的人生都可能就此毁灭。弗洛伊德假设的精神状态认为，神经症患者仍保有全身心追求某个目标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过程中被恐惧所阻碍。如我所见，冲突的根源则围绕着神经症患者失去全身心追求任何愿望的能力这一点，因为他的愿望是割裂的，也就是说总是南辕北辙的。[5]事实上，这将导致的情况比弗洛伊德所见要严重得多。

虽然我认为基本冲突对内心的扰乱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为严重，但是我认为可能的最终解决方案比他提出的更积极。弗洛伊德认为，基本冲突无处不在，原则上无法解决。达成更好的妥协，或者施加更好的控制，便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而我认为，基本的神经症冲突首先并不必然出现，即使出现也有解决的可能——前提是当事人愿意承受深重痛苦，并且迎难而上，这一过程无法回避。这个区别不在于积极与消极之分，而是不同的前提必然导致的结果。

从哲学角度看，弗洛伊德此后对基本冲突这一问题的回答很有吸引力。再次把他思路上诸多暗示放在一边，他提出的“生”与“死”的本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建设性与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相比于两种力量组合的方式，弗洛伊德对引入这一概念并与冲突相关联这方面就兴致索然了。例如，他就看到了有这样一种可能，即施虐与受虐的驱动力可解释为性与破坏两种本能相融合的产物。

在冲突的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需要引入道德价值观。但对弗洛伊德而言，这是道德价值观非法入侵科学领域的表现。基于这样的信仰，他努力在发展心理学理论过程中避开道德价值观。我认为，他这种在自然科学领域非常“科学”的尝试，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及基于其理论的疗法局限性极强的原因之一。更具体地讲，虽然他在神经症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充分认识冲突的作用，可见他的这种尝试难辞其咎。

荣格也对人精神上的对立倾向给予了充分重视。实际上，个人内心的矛盾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其对立面的存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外在的女性化特征意味着内在的男性化特征；表面的外向性格，意味着隐藏的内向性格；外显的深思熟虑，意味着内在的强烈感受；诸如此类。到目前为止，荣格似乎是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核心特征。但是，他进一步提出，这些对立面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互补的，目的是兼容两者，从而追求完整性这一理想。对他而言，神经症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陷于部分对立因素片面发展的窘境。荣格在其所称的“互补规律”中阐述了这些概念。而现在，我也承认对立倾向性包含互补的因素，在完整的人格中任一因素都不可或缺。但我认为，这些因素脱胎于神经症冲突，并与之紧密联系，因为它们代表着为解决冲突所做的尝试。例如，有些人习惯自省，与世无争，这些人更看重个人的感受、思想或想象而相对看轻与他人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这种倾向视为真实的倾向，那么荣格的推理就该是正确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就应该是向患者揭示他隐藏的“外向”性格，指出任何一方面片面发展的危险，并鼓励他接纳二者，活出全面的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内向性格（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性孤僻”），就会发现其目的是逃避与他人处于紧密联系中时产生的冲突，所以治疗的任务不应是鼓励其变外向而应是分析深层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我们才可以追求精神全面均衡发展这一目标。

现在转而阐述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在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矛盾心态中。详谈细节之前，我们先注意一下《化身博士》故事中对矛盾的戏剧化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文弱敏感、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另一方面则残酷无情、自我任性。当然，我不是想暗示，神经症性分裂总是符合这个故事里的方式，我只是想指出，就人际关系心态上基本的不协调性方面，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要对这个问题追根溯源，我们就要回到我称为“基本焦虑”[6]的概念上，它指的是身处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一个孤立无援的孩子心里的感受。环境中的大量敌对因素会导致孩子心中产生不安全感：直接或间接的支配、冷漠无情、怪异行为、对孩子个人需求的不尊重、缺少切实的引导、盛气凌人的态度、仰慕之情过多或过少、缺乏可靠的温情、父母分歧中被迫选边、责任太轻或太重、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不公、歧视、食言、敌对氛围等。

在这种情境下，我只想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个因素，即环境中潜藏的虚伪带给孩子的感受：他会觉得父母的爱、基督教的仁爱、诚实、慷慨等可能都只是假象。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感知的对象有一部分确实是虚伪的；但另一些则可能只是孩子感受到父母行为中的各种矛盾后所作的反应。然而，各种限制因素往往错综复杂。这些因素可能显而易见，也可能隐藏很深，所以在分析中，我们只能逐步发现它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在这些干扰条件的影响下，孩子摸索着继续前进，设法与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相处。尽管他自身有弱点，而且心怀恐惧，但还是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手段，应对其所处环境中特定的力量。在这过程中，他不只发展了针对性的策略，还形成了稳定的性格倾向，并使其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我称之为“神经症倾向”。

若想了解冲突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绝不能过分紧盯着个人的倾向，而应以全局观审视这样的环境下孩子可能并实际朝着哪些主要方向发展。虽然我们会暂时错过一些细节，但我们必将以更清晰的视角看到孩子为应对环境所采取的关键活动。最初大局可能一片混乱，但不久之后，三条主要的发展轨迹就会浮现出来：孩子可能亲近他人、对抗他人，或者疏远他人。

亲近他人时，他接受了自身的无助，尽管关系疏远、心怀恐惧，他还是努力争取他人的好感，以寻求依靠。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和别人共处是安全的。如果家庭分裂、各执己见，他将站到最有权势的个人或派别一边。他以顺从获取归属感、被支持感，从而让自己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孤单弱小。

对抗他人时，他接受并习惯了周围的敌意，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心对抗。他内心不信任他人对自己的情感和意图，不择手段地反抗。他求强求胜、挫败他人，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复。

疏远他人时，他既不寻求归属，也无心对抗，只想保持疏离。他觉得自己与他人没有多少共同点，别人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他构建起自己的世界——或是依靠自然，或是依靠玩偶，或是用自己的书本，或是用自己的梦想。

这三种心态中的任何一种，都过度强调了基本焦虑中某个相关要素：第一种情况是无助感，第二种情况是敌意，第三种情况是疏离。但实际情况是孩子不可能只沿着这三个方向里的任何一个发展，因为在形成这些心态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然出现。我们能从全局上看到的只是主导性活动。

如果我们直接对已经发展成形的神经症加以观察，这一情况将更为明显。我们都认识一些这样的成年人：上述三种心态中的某一种在他们身上特别突出。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其他的倾向并未停止对他们产生影响。在依赖服从主导型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性倾向和某种对疏离的需求。敌意主导型的人会变得顺从，也会需要疏离。而孤僻型人格者也并非毫无敌意或者不需要温情。

然而，主导心态在决定实际行为中起到最强的作用。它代表着某人与他人往来时自己感觉最好用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孤僻型人格者当然会无意识地运用各种手段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任何需要与人保持紧密联系的情形都让他觉得不知所措。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往往（但并不必然）是本人在意识层面最愿意接受的。

这并不意味着更隐蔽的心态影响力更弱。例如，我们很难说，在一个看起来对人依赖、服从的人心里，支配欲就比情感需求要弱，他只是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更间接。潜在倾向的影响力可能极强，这一点已有很多主导性心态被逆转的案例证实。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这样的反转案例，但是这在童年之后也可能发生。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男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女性病史也往往揭示出这种转变。一个女孩子，原本是个假小子，雄心勃勃、性格叛逆，但当她坠入爱河之后，她便成了个乖巧、黏人的姑娘，显得胸无大志。此外，被苦难碾压后，一个孤僻型人格者也可能产生病态的依赖性。

需要补充的是，类似的转变多少向我们揭示了以下常见问题的答案：童年以后的经历是否无足轻重？童年经历是否一锤定音地调整、决定了我们日后的人生轨迹？从冲突的视角观察神经症的演变，让我们能对此给出更确切的回答。可能的情况有：如果早期环境没有严重抑制人的自发成长，那么日后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将影响人、塑造人。然而，如果早期经历的冲击足以让孩子陷入定式，那么新的经历也无法突破这一定式。其原因部分在于，此人自身内心僵化，已无法吸收新的经验：比如一个过于疏远他人的人，无法容忍任何人靠近自己，或者其依赖性根深蒂固，结果他总是被迫低眉顺眼、被人使唤。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按照既有定式来解释新的经历。以攻击型人格为例，这样的人若被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觉得这要么是愚蠢的表现，要么就是有人要利用他，新的经历只会强化这一既有定式。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确实改变了心态，那么很有可能是后来的经历改变了人格。然而，改变并没有表面那么彻底。事实是内外压力相结合，迫使其放弃原有的主导性心态，转向另一极端。但是如果没有冲突的存在作为线索，这种转变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正常人内心，这三种心态并无理由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能对人让步、与人对抗并独处。三者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一者占据主导，那只是意味着在某一方面发展过度。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而言，三种心态不可共存的原因有很多。神经症患者内心已经僵化；他被驱使着去服从、争斗或置身事外，不管这样的举动是否合乎时宜，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稍有行差踏错便跌入恐惧之中。因此，如果这三种心态强势交会，那他必定深陷激烈的冲突中。

另一个因素显著扩大了冲突的范围，即这些心态并不局限于人际关系领域，而是逐渐在整个人格中渗透蔓延，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整个器官组织里扩散开来。最终它们不仅影响着人际关系，还影响着人与自己的关系，以及总体上人与生活的关系。如果对这种扩散性特征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可能会误认为其引发的冲突是成对的孤立矛盾，如爱与恨、顺从与轻蔑、臣服与支配，诸如此类。然而这种误导，就像在区分民主与法西斯时，仅盯着某一个对立特征，如二者在对待宗教或权力方面的区别。这确实有区别，但是顾此失彼地强调某一方面，反而模糊了重点：民主与法西斯有天壤之别，代表着完全互不兼容的两种生活理念。

某个冲突，起源于人际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了整个人格，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人际关系非常关键，它必然会塑造我们的品格，决定我们的追求和信仰的价值观。所有这一切反过来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二者相互交织，难解难分。[7]

我认为，互不兼容的心态导致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可以被称为“基本”。需要补充的是，我所称的“核心”，不只是以其比喻意义表示影响重大，更是为了强调它是神经症扩散的动能中心。这是神经症新理论的核心，其理论的意义将在后文阐明。宏观来看，这一理论可以被视为我的既有观点（即神经症是人际关系障碍的表现）的发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