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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玉器与青铜（第1页）

第四章玉器与青铜

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起源于大河流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埃及的尼罗河，中国的黄河、长江，还有非洲西部的尼日尔河。比上述聚居地规模更大的当属印度河及其支流流域发展出的辉煌文明，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谷中的城市居民是早期文明中最神秘的一群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们发展出一种书面语言，但没有人知道它的意思，至今也无人能够破译。他们建造起规模可观的城市，却没有留下任何庙宇或其他大型建筑，因此我们也无法知晓他们的信仰、追求，以及畏惧或热爱的一切。

现存数量最大的图像艺术是刻在商贸印章上的细小刻纹。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波斯的印章是圆柱形的“滚筒”，而这里的印章是方形的扁平章。许多印章上都刻着一种形似牛的动物，它们长着羚羊角那样的独角。这种独角牛站在柱子的前面，柱子上固定着一只碗，也许用来盛放仪式所需的焚香或献祭用的鲜血。这种令人费解的画面旁还附有一些符号，也许注明了某位神灵的名字[46]。

这种独角牛是人为拼凑而成的形象。数千年间，人类创造出了许多类似的生灵，不仅在人与动物之间创造出某种亲缘关系，而且汇集各家所长，融合了力量、速度，甚至飞行能力。就像“蛇豹”当初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埃及，这种独角牛的形象也经波斯一路向西传播，一直抵达波斯波利斯。这里的城墙上刻着一头狮子正在残杀一头独角牛的画面。当然，当它传入欧洲时形象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匹独角马，被称为“独角兽”。

印度刻章上另一种常见形象是“动物的主宰”，也就是一人扼制两头猛兽的画面。但是从聚居地留下的极少量证据来看，当时的印度人似乎并没有主宰世界的野心。他们建造的城镇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城市很不一样，都是用烧制的泥砖搭建的。较大的建筑可能是用于储存农产品——但并没有建造庙宇和宫殿，更遑论金字塔和塔庙了。巴基斯坦河谷城市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曾出土一件早期聚居时代的铸造金属直立女像，算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她可能是一位正在休息的舞女，也可能只是在自娱自乐。那种气定神闲、泰然自若的气质在其他早期文明的艺术作品中是很罕见的。也许当时的印度人觉得时时都有神灵护佑，于是沿着河流走到神木簇拥的开阔地带，并最终聚集在一起。

▲　独角牛与祭品印章，印度河流域，约公元前2500——前1500年，黏土。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馆

▲　女性人像，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铜合金，高10。5厘米。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馆

公元前20世纪，在印度河以北，里海与天山之间的中亚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城市。它们看起来很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建有宫殿、庙宇和威严的城防工事。马尔吉阿纳（Margiana）王国是奥克瑟斯（Oxus）文明的一部分，而这大片文明地区是以其中心地带的一条河流命名的。马尔吉阿纳的首都是戈诺尔特佩（GonurDepe，位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这座高墙环绕的都城有着与众不同的权力结构，从一处墓葬中的人像可见一斑。这是一位女性坐像，穿着笨重的羊皮长袍，表面织成簇绒，类似于古代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称为“卡吾那凯斯”（kaunakes）的小斗篷。这类人像是一种身份象征，戈诺尔特佩的石像略带夸张地表现了细小的手臂，她身披长袍，露出精致的头部。她可能是马尔吉阿纳的女王或王后，长袍加身以彰显威严气度。

▲　女性坐像，来自戈诺尔特佩王室墓地，公元前1700——前1400年，滑石和方解石，高9厘米。阿什哈巴德，土库曼斯坦美术馆

中亚河畔与绿洲上的聚居地大多在崇山峻岭或崎岖高原的环抱之中，在纵横交错的贸易路线上尤其热闹。这些商路将西方的埃及与东方的中国连接了起来。来自中国的丝绸被运往西方，而被称为“翡翠”的坚硬绿石软玉则沿着同一条商路被运往相反的方向。这条商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

无论是对于戈诺尔特佩的居民而言，还是对于印度河谷那些没有庙宇的城市而言，这些物品都意味着东方文明发展的初期迹象。他们有着先进的技术——无论是丝绸还是玉器，都已经有了约2000年之久的加工历史。长江边、太湖畔的古城良渚就已修建了护城河和庞大的防御城墙。早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期，这里的工匠们就可以打造出外观神奇、超乎自然的形象，比西方世界第一批城市还要古老[47]。通过钻孔、打磨或研磨（玉石太硬，不易雕刻）等技术，绿色的玉石被塑造成各种动物，如公鹿、龙、鸟和青蛙，有时也被制成精美的礼器，例如表面平滑、线条齐整的刀、斧等。相比于远古时期人类用手粗糙打造的石器，这些玉器触感冰凉，表面光滑，质地坚硬，仿佛来自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最神奇的玉器是一种中间有孔的扁平圆盘，须精心测量切割才可制成。这种叫作“璧”的玉器虽由人工制成，却意在表现自然的完美形态，例如投石入水激起的圈圈涟漪，或者满月高悬的意境。“璧”还蕴含着警惕、保护的意味，常被放置在墓中作为镇守。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琮”的花瓶状的玉器，外形呈方形，内形呈圆筒形，通常装饰有眼睛的图案，也是用来守望死者的器物。

这些造型完美的器物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辉煌的技术成就。在良渚以北的黄河流域（今天山东省沿海地区），当时的陶工使用一种细腻的黑色陶土来制作外壁很薄且高度抛光的器皿，像鸟蛋一样轻盈精巧（所以也被称为“蛋壳陶”）。这种器皿和“璧”与“琮”一样有着很高的精确度，只有发明出高速旋转的陶轮后，才有可能制作出这些精品。这些技术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里在不同地点发展出来的，遍布亚洲和埃及的好几个城市。不过丝绸另当别论。古代中国人对养蚕织布的秘密严防死守，只有他们会用织布机制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华美织物——比马尔吉阿纳女王的簇绒长袍要柔软轻盈得多。

这些材料有着前所未有的质感，或厚重，或轻盈，或光滑，或繁复，流光溢彩，色泽丰富，都应归功于高超的新工艺，也离不开当时长途商贸的发展。

青铜最初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晚期在西亚发现的。在锻造或锤炼过程中，工匠们为了增加器皿的强度，逐渐学会了在铜里添加少量的砷或锡，这样制成的合金或混合物后来就被称为“青铜”[48]。

▲　璧，中国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软玉，直径18。9厘米。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

▲　双羊尊，中国商代，约公元前1200——前1050年，青铜，高45。1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在西方，青铜主要用来制造武器或工具，有时也用来制造身上佩戴的饰物。古代中国的工匠应该是独立发明了这种新材料，并以此制造出非常精美复杂的礼器的。这些礼器都有着鲜明醒目的形状，让人很容易辨识出用途：粗壮的炊具叫作“鼎”，结构坚固，造型朴实——正适合用来稳稳当当地炖肉；形状细长的酒具叫“爵”，特别吻合斟酒时的动作。这些特征鲜明的造型体现出人们对早期陶器的一些古老记忆，而不同的形状是特定功能在漫长年代里逐渐演变的结果[49]。在中国腹地有一座高墙环绕的古城二里头，是最早出现金属铸造作坊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工匠以1000多年前的陶罐为模型来铸造青铜器皿[50]。这些青铜器都是用来纪念死者的陪葬礼器，其形态本身就代表着敬意，连制造者也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的青铜器工匠都被视为贵族[51]。商朝是古代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都城安阳的工匠们锻造出的“尊”，是用来盛酒的罐状容器，两侧各有一头公羊，与容器的形状巧妙地融为一体；羊腿恰好用作支撑，鼓胀的腹部体现出容器之饱满，它们愉悦欢快的神情也给沉重无声的青铜器带来了生机。

商代青铜器充满强烈的生命力与表现力，应该归功于器皿表面铸造或雕刻而成的各种纹饰。最典型的是一种用涡轮线条勾勒出的灵兽，在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周围，层层叠叠地刻画出各个身体部位——利爪、尖牙、鼻子和尾巴。但图案只能解答一半的谜题。这些对称图案究竟意味着两条龙在对峙，还是同一条龙的两幅画面，没人知道答案。这种图案无疑曾被多次复制，原型几乎无法辨认——一些最古老的玉琮上就曾出现过双龙纹。这种龙后来被称为“饕餮”，也是一种灵兽。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图案对于古人而言有何意义，它们似乎带有警示的意味。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总是认为人生多有忧患，也正是在这里恰好出现了最多的饕餮纹[52]。双龙纹可能意味着威胁的源头。北方山区的牧民骑马作战时，他们所戴的青铜皮带扣上也有类似的鬼脸与野兽图案。这些灵兽可以追溯到一种名为“百兽风格”（Animal-style）的艺术传统，遍及横跨中亚的北方辽阔草原地区，从今天的蒙古国到西伯利亚一带，其中包括蒙古人、马扎尔人、辛梅里安人和萨尔马特人；还一直延伸至黑海北部地区的居民，后来他们被称为斯基泰人[53]。

长江沿岸的良渚古城可能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早期聚居地。它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差不多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同时出现。但目前留存的证据表明它的规模比乌鲁克城大得多。这是当地人类文明建立的第一座伟大城市，这个文明凝聚着生产、建筑、玉器制造、纺丝织布和青铜铸造等先进技术。它与1000年后的商代都城安阳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正如印度河谷与两河流域的城市一样，古代中国的城市也是同气连枝，人民有着同样的生活体验与内心感受。

在安阳以西2000英里（约3219千米），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一座高墙环绕的城市也在深山中拔地而起，另一种文明正在繁荣发展[54]。在这个被称为“三星堆”的地方，人们似乎没有像商都居民那样发展出书写文字——这种文明遗留下来的全部都是深埋在大型祭祀坑中的青铜雕塑。三星堆青铜器可谓独一无二：无论是人像、面具还是头像，都有着鲜明的雕刻特色，眼睛大且棱角分明，大嘴咧开，宽得不合常理。精美的青铜树上装点着小鸟，与恐怖的面具恰好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对比。最骇人的特点是向外凸出的眼珠，仿佛眼神都被固化了似的。这种“纵目”也许象征着某种目力崇拜，相信眼睛可以放射出光线照亮世界：目力被视为穿透与掌控的手段。祭祀坑中还埋藏着大量的青铜眼睛、瞳孔和眼球，可能是安装在面具上的。这些青铜器让人不禁想起非洲西部诺克文化的独特雕塑，而与古代中国或东南亚其他地方的艺术特色却相去甚远。

三星堆古城及其附近的聚居地——这种突眼纵目的文明——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消亡了。或许因为没有文字，他们就无法记忆并将其延续下去——他们的世界在历史长河中灰飞烟灭了。良渚文化的命运也是如此，人们发明了一些符号交流方式，但最终并未发展出书面语言。直到商朝终于出现了书面交流方式，这是一项意义深远而历史悠久的文明成就。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后来都不复存在了，中国的文字却始终保持活力，沿用至今，从未被历史抹去。最初的中国文字是刻在动物骨骼或龟壳上用以占卜的小字，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最初则是用来记账的。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写系统不同的是，古代中国的文字不断发展，在1000年间传遍了东亚各地——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的诗歌与神话。

▲　纵目面具，中国三星堆文化，约公元前1100年，青铜，高66厘米。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用古汉语写下的。宫廷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约在公元前94年[1]完成，是中国第一部官修通史，记载了此前2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此前遭到贬职、宫刑（阉割）和监禁后，忍辱负重最终完稿。

司马迁的写作时代是汉朝，再往前推100多年，正是汉朝推翻了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始皇是残酷的暴君，幸好他在中国西部的秦国统治时间也很短。但他通过军事征服，在公元前221年实现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也算是一桩丰功伟绩。汉代诗人贾谊曾写下这么一句：“乃至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55]

秦始皇颁发了统一的法律，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并刻成石碑竖立在山上。通过这些举措，他不仅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帝国，而且创建了最早的封建国家。作为一代帝王，他也用恢宏雄伟的艺术品来展现帝国威仪。他收罗天下兵器，熔化后铸成十二座巨大的青铜巨人像，摆放在都城咸阳（今西安市附近）的宫殿里，旁边还有一套青铜钟鐻，为秦国伟业而鸣响不绝。（但这些后来都被熔化，铸成了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