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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程氏文集 河南程氏文集（第1页）

河南程氏文集河南程氏文集

卷第一明道先生文一

表疏

上殿劄子

臣伏谓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夫义理不先尽，则多德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或移。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渐习。是故古之人君，虽出入从容闲燕，必有诵训箴谏之臣，左右前后无非正人，所以成其德业。

伏愿陛下礼命老成贤儒，不必劳以职事，俾日亲便座，讲论道义，以辅养圣德；又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朝夕延见，开陈善道，讲磨治体，以广闻听。如是则圣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哓哓，无复廉耻，盖亦朝廷尊德乐道之风未孚，而笃诚忠厚之教尚郁也。惟陛下稽圣人之训，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诚意，体乾刚健而力行之，则天下幸甚！

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

臣伏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

窃以去圣久远，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则不日而复。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

臣谓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举，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凡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其高蹈之士，朝廷当厚礼延聘，其余命州县敦遣，萃于京师，馆之宽闲之宇，丰其廪饩，卹其家之有无，以大臣之贤典领其事，俾群儒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

又其次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稍久则举其贤杰以备高任。择其学业大明、德义可尊者，为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择士之愿学、民之俊秀者入学，皆优其虞给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养者，亦通其优游往来，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从役。渐自太学及州郡之学，择其道业之成、可为人师者，使教于县之学，如州郡之制。异日则十室之乡，达于党遂皆当修其庠序之制，为之立师，学者以次而察焉。县令每岁与学之师，以乡饮之礼会其乡老。学者众推经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于州之学，以观其实。学荒行亏者，罢归而罪其吏与师，其升于州而当者，复其家之役。郡守又岁与学之师，行乡饮酒之礼，大会郡士，以经义、性行、材能三物宾兴其士于太学，太学又聚而教之；其学不明、行不修与材之下者，罢归以为郡守学师之罪。升于太学者，亦听其以时还乡里，复来于学。

太学岁论其贤者能者于朝，谓之选士，朝廷问之经以考其言，试之职以观其材，然后辨论其等差而命之秩。凡处郡县之学与太学者，皆满三岁，然后得充荐，其自州郡升于太学者，一岁而后荐；其有学行超卓、众所信服者，虽不处于学，或处学而未久，亦得备数论荐。

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悌，有廉耻礼逊，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在州县之学，则先使其乡里长老，次及学众推之。在太学者，先使其同党，次及博士推之。其学之师与州县之长，无或专其私，苟不以实，其怀奸罔上者，师长皆除其仕籍，终身不齿，失者亦夺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职论。州县之长，莅事未满半岁者，皆不荐士师，皆取学者成否之分数为之赏罚。

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学，在京师者入太学，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学，谓之国子。其有当补荫者，并如旧制，惟不选于学者，不授以职。每岁诸路别言一路国子之秀者升于太学，其升而不当者，罪其监司与州郡之师。太学岁论国子之有学行材能者于朝，其在学宾兴考试之法，皆如选士。

国子自入学，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学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学不成者，辨而为二等。上者听授以筦库之任，自非其后学业修进，中于论选，则不复使亲民政。其下者罢归之。虽岁满愿留学者，亦听。其在外学七岁而不中升选者，皆论致太学而考察之，为二等之法。国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罢之。凡有职任之人，其学业材行应荐者，诸路及近侍以闻，处之太学，其论试亦如选士之法，取其贤能而进用之。凡国子之有官者，中选则增其秩。

臣谓既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又专以行实材学升进，去其声律小碎、糊名誉录、一切无义理之弊，不数年间，学者靡然丕变矣。岂惟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谓帝王之道，莫尚于此，愿陛下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熙宁元年上，时为监察御史里行。）

论王霸劄子

臣伏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于道而莫之御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街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

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乃以一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于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讲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后行，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

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时不可失。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书》所谓“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后可以有为也。古者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诚以谓不得其人而居之，则不若阙之之愈也。盖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岂圣贤之事，而庸人可参之哉？欲为圣贤之事，而使庸人参之，则其命乱矣。既任君子之谋，而又入小人之议，则聪明不专而志意惑矣。今将救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非夫极听览之明，尽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胜之乎？

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慎，易于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慎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哉？自古以来，何尝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返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刚而独断，需然不疑，则万世幸甚！（熙宁二年上，时为监察御史里行。）

论十事劄子

（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

臣窃谓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盖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后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见，何足以论治道哉！

然傥谓今人之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趣便目前，不务高远，则亦恐非大有为之论，而未足以济当今之极弊也。谓如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类，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岂亦遽当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赖以生，非有古今之异，圣人之所必为者，固可概举。然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速，若夫裁成运动，周旋曲当，则在朝廷讲求设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达于庶人，必须师友以成就其德业，故舜、禹、文、武之圣，亦皆有所从学。今师傅之职不修，友臣之义未著，所以尊德乐善之风未成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异者也。

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时之职，历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万化理也。至唐，犹仅存其略。当其治时，尚得纲纪小正。今官秩淆乱，职业废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异也。

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则**然无法，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幸民虽多，而衣食不足者，盖无纪极。生齿日益繁，而不为之制，则衣食日蹙，转死日多，此乃治乱之机也，岂可不渐图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

古者政教始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乡酂遂，以相联属统治，故民相安而亲睦，刑法鲜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则效，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

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乡射亡而礼义不兴，贡士不本于乡里而行实不修，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材多废，此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