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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奇遇（第2页）

“文革”初起时，我们部分通江知青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号召，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后来武斗开始了，我们为了武装自己，进行“文攻武卫”，埋伏在公路边，抢了过路的造反派的枪。当时抢枪就是郑唯仁不顾我们的反对领着人干的。后来当地的造反派组织了几百个人，将我们包围，缴了我们的枪，我们如鸟兽散，然后上了北京。

学习班领导顺藤摸瓜，很容易把我也给揪出来了。他们把我带进了一间小办公室，正对门的位置放了一张办公桌，后面坐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做记录。开始他们要我谈为啥到北京，到北京前在农村都干些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只讲了对首都的向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想看看他老人家住的地方等等。他们不露声色，告诉我：“你们的事我们都知道，你们到北京来的还有好些人，我们和当地联系过。”并说我们抢枪，被围等等。就连很多只有我们知青才知道的细节都点出来了，弄得我一头雾水。没办法，就把抢枪、打仗的过程讲了一遍。他们说：“你们这些行为如果在北京，算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后来又问我，为啥要抢枪。我说：“文攻武卫。他们能抢解放军的枪，我们为啥就不能抢他们的枪？”我接着分辩说：“我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哪一点反了革命，坚持就地闹革命，不回城是毛主席的号召……”

可能那时对知青的政策要宽松点，并没有批斗，也没有打我。但是我还是被隔离了。一天上厕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问他：“你都说了？”他“嗯”了一声解释说：“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人在里面。”那时我心里简直气愤到了极点，心想你还是头，怎么会像“王连举”（叛徒）一样呢！虽然每天都被审问，但审来审去就是郑唯仁交代的那些事了。

被隔离的日子很不好过，除了接受审讯外，平时都有人监视。晚上睡觉不准关灯，门口还坐着一个值班的。上厕所，吃饭都有人跟，走在过道上不准抬头，得低着头走路。

好不容易等到被遣送的日子。那天学习班里戒备森严，集合，点名，一个个依次上车，然后直接拉进火车站，汽车停在最后一节车厢旁。被遣送回四川的人有满满的一节车厢。火车徐徐地驶出北京站，随着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内心一下舒了口气！

车到郑州站，停车时间较长，忽然有两个人拉开车窗，跳车而逃，只见他们三两步就不见了。车厢里一遍混乱。这时押送人员马上进来，把所有窗子全部关上，当众宣布纪律，同时将重要“人犯”全部戴上手铐或用麻绳五花大绑，把这些人捆得惨叫声不断。一时间，车厢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终于到了成都。

我们一部分人被送到成都通惠门一个收容所。这个收容所在一条街道边，高高的围墙挡住了视线，看不见外面的景象，只能看见无轨电车的电线。围墙里有几栋平房，屋前有一块长条形的平坝子，屋子是大开间的，一间屋能住几十个人，上下铺。这里原来还收容了几十个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在这里比学习班自由一些，坝子里可以随意走动，在寝室里可睡可坐，还可看书，下棋，摆龙门阵。每天三餐，早晨稀饭馒头，中午晚上是干饭，一星期还能吃一次肉。大家到了这里明显感觉压力轻了。其他地方送来的人大概不像我们在北京的经历，要活跃得多，三三两两说笑着。在这里主要就是等“原籍”的地方政府派人来接我们。

收容所里鱼龙混杂，从五湖四海汇聚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个转业军人，二十几岁，曾在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是炮兵侦察员。当年他们骑着摩托出去，跑到山林里看敌人的阵地，给家里喊话，观察弹着点，给家里报告，也说得上经历过枪林弹雨了。一次骑着摩托，被美国飞机的炸弹将脚炸伤，还立了三等功。伤好了以后复员了，家住四川威远农村，他不愿回去，就在昆明租了一间房，开了个理发店，挣钱过日子。不料好景不长，才半年就被清理回了四川。他大包小包的东西还蛮多，不像是被收容，倒像是一个衣锦还乡的英雄。有一天不知为了啥事他和收容所的管理员争吵起来，言语很是激动、不满，还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意思。言辞激烈，惹恼了管理员，随即喊了几个人将他拉到办公室一顿暴打。后来，再也没有听见他讲战斗故事了，不久他回威远去了。

收容所还有一群年轻人，年龄和我差不多，个个趾高气扬，一副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不和你们一般见识的模样。从闲谈中知道他们是成都四中的红卫兵，不知啥原因也进了收容所。闲来无事，便摆龙门阵，“文革”初期如何成立红卫兵，如何保李井泉，又如何被打成“联动”，哪个的老汉还挂起的，哪个的老汉马上要出来了，中央某某人又怎样了等等，原来是几个高干子弟，难怪一副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模样。他们说的仿佛都是天宫中玉皇大帝身边的事，而我却像花果山上水帘洞的小猴，不知世事变迁！他们在这里根本没有一点畏惧，就像在火车站等车一样，但也不惹事。果然没几天，一辆伏尔加把他们接走了。

收容所里还有一个人，中等个，身材均匀，眉清目秀，很书气。他喜欢和我摆龙门阵，先是听我讲如何上山下乡，如何参加“**”，又是怎样到北京进学习班……

他姓李，在永荣矿务局工作。解放前，他的一个姑妈是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解放初他随姑妈住在崇庆县，和当地的驻军很熟，曾参加过川西剿匪。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一九五一年部队抗美援朝。他十六岁，就悄悄爬上部队的车，当了志愿军，给一个团长当通讯员。停战后，他被保送到南京一个军事院校，学的是通讯。学习期间，他的首长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学军医的姑娘，是北方一个老根据地出来的，从小当儿童团，十六岁就入党。就这样，毕业后他们俩就结婚了。老李被分到成都军区，而她却被分到新疆军区。关山千里，路途迢，只靠书信及每年十二天的探亲假维系着两人的感情。其间，还差点破裂，全靠老首长做工作才平安无事。后来她怀上了他们的孩子，但生产时却母子双亡。讲到这里，我发现老李一脸的悲凉。

一九六二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期间，他上了前线，在前沿阵地帮助连队搞通讯联络。那时他是一个通讯连长。一次他对步兵连连长说，想到前沿去看一下，步兵连长同他一起去了。趴在战壕里边，还没有看见敌人，一发炮弹打来，在他们身后爆炸，一块弹片正好扎在他屁股上，他被抬下去了。伤好后，他转业到永荣矿务局，又结了婚。这次他到北京去看老首长，哪知很多都“靠边站”了，他也被遣送回四川。没过多久，他也走了。

收容所里的人慢慢地都去了，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冷清。管理员说，我们要等到达县地区的人来接，而达县地区正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忙得顾不上这里，要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才能派人来接我们。我和郑唯仁就这样成天无所事事，在收容所被关了一个多月。

高墙外，无轨电车的电线静静地横在半空。不一会儿，它们抖动起来，一辆电车经过了，慢慢地又静了下来，不再抖动，过一阵又抖动起来。高墙内，一切的一切是那样熟悉，熟悉得令人心烦。秋天到了，早晚已有凉意，我们出门是夏天，穿的衣服显得单薄。树叶虽未发黄，但已不像春夏那样郁郁葱葱，显得老气，呆滞。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在烦躁不安、百无聊赖、一筹莫展中艰难地移动。成天都想出去，想自由，想象普通人一样地生活，想亲人，想朋友，想大巴山，想回重庆……这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不自由，毋宁死”的感觉！

终于，接我们的人来了——这是达县公安处的两个人，穿的便服。先把我们两个押上车，然后又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又装了两个人。在路上，车停在一个杂货店前，他们一人下车去买了一捆小手指粗的棕绳后，就直接去了火车站。

在车站，他们将我们五个人捆起来，联成一串，等待着上车。虽然感觉很屈辱，但一想到回去后就可获得自由，也就强忍着，好在成都没有人认识我们。

火车到了重庆站，从车厢里下到站台，押着我们朝车站治安室走去。天哪，这段路足有两三百米，来往的旅客川流不息，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乡亲们用异样的眼光盯着，被捆绑着，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前移动。这段路是那样的漫长，人们的目光像皮鞭一样抽打着我的灵魂，它**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上天入地无门，无处容身。短短的几百米，我的灵魂像经历了炼狱般奄奄一息。人的尊严、人格，人起码的权利被践踏在**威的脚下。这一段路，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艰难、最漫长的路。

当晚，我们被关押在重庆解放西路中级人民法院旁的一个看守所里。监号高出室外走道一步，铺木地板，上面放草席，一床深蓝色被套套着旧棉絮，墙角一只木马桶，监号门上开一小窗，用一块木板做的小门关着，送饭时就从那小洞递进来。每天吃八两，早上二两，中午、晚上各三两。豆渣饭，无油腥。这时我才明白有人说的“送你去吃八两”“去吃豆渣饭”的含义。

进监前，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要交出来，连鞋带、裤腰带都必须要解下来上交。用几根稻草将西裤上的两只皮带袢拴一下，勉强支撑着不让裤子掉下来。我想这一招够损，要逃跑也得用两只手提着裤子跑，肯定跑不快。

第二天下午，只听得狱卒吼，狱门响，我们被赶出监号，坐在外面的地上。原来，有一个犯人违反了监规，被管理人员拿了去。这人被捆了出来，脸青面黑，虚汗淋漓，连嘴皮都发紫。一看这捆绑人的手段才“绝”，左手从左肩朝后，右手从右胁下背过去，用一根二十厘米长的细麻绳，将左右两只大拇指紧紧地拴在一起，据说这叫“苏秦背剑”。这一招委实厉害，再强壮的人也忍受不了多久（听说还有更厉害的，如“鸭儿浮水”“猴儿搬桩”等等）。听过训话后，便又回到监号，监狱里鸦雀无声，杀鸡儆猴的效果达到了。

在这里关了两晚，便用囚车把我们送到了长途汽车站。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宣布“纪律”，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出去以后一律不准说，否则后果自负。

本来从重庆可直接到达县，因达县武斗未熄，故只能先到大竹，关押在四川省第二监狱。这里的监号是平房，通铺，像北方人的炕，铺前有不足一米宽的通道，四个人一间，白天就坐床铺沿。由于铺较高，双脚不沾地，坐不多久便双脚发麻，又不准躺。规定你只能背诵墙上的监规。

这时节，天气渐渐变冷，大巴山脚的气温又比重庆低了许多。实在受不了了，就盘坐在铺上，将棉被拉来披在背上。刚坐一会儿，一声断喝：“不准这样坐！”我们冷，他说既来坐监为啥不多带衣服！令人哭笑不得。

好不容易到了达县，先到地区公安处，有两个被送进了监狱。我们两个知青，狱里不收，怎么办？叫我们在公安处的院子里等。我们坐在一个小石桌旁的石凳上，静静地等待着发落。

不一会儿我们被带到一栋楼前，我记得这里原来是达县专区专员公署的一栋办公楼。原来，我们不够进监狱的“资格”，又不能放，要等通江县公安局的来接我们，只好将我们暂时关押在这个“群众专政指挥部”里，等待通江县来人。

这是一间位于楼底层的小办公室，不足十平方米，空着，地上放了两床草席，算是我们的窝。原来的窗户被木板钉死，只有从板缝透进几丝光线，勉强能看得见。每天吃饭的时候，叫我们自己拿钱和粮票买饭，我们说没有钱粮，无奈，也只有借饭票给我们。吃完饭又送回里屋。每天无事，就在房间里转圈，练脚力（因为很久未走路，脚老茧都掉光了，怕出去走不了路）。

有一天我们出去吃饭，碰见了通江县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认得我们。他很诧异。于是我们将这一趟经历向他诉说了一遍，要求他想办法把我们弄出去。他一听二话没说，就答应帮忙。吃完饭，我们再也不想进那间黑屋了，看守我们的人叫我们进去等，我们坚决不干，宁愿在过道里等。他先找“群专”的头，叫放人。人家说不行，如果这两人是我们抓来的，你喊放，我们一定放，但这两个人是地区“人保组”交给我们代管的，要放人得那边打招呼。他马上到地区“人保组”将我们保了出来，当然是千恩万谢，后会有期……

从在北京被送进学习班到现在放出来，一算，整整五十九天！天哪，如果不是有人保，还说不清要被关押多久。

那天，是个晴天，小阳春，太阳暖融融的。达县街道上尘土飞扬，到处灰头土脑的，街上过往行人像蚂蚁一样乱哄哄的。虽然是下午，但我们却觉得阳光是那样的明媚，空气是那样的清新，景色是那样的美丽，人们是那样的可爱，自由是多么的宝贵！

我们拆开挎包的背带，取出里面的钱和粮票，先到理发室理了发，进澡堂洗了澡，然后到城里找到我一个同学的家。他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拿了些粮票送给我同学的父母，便踏上了回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