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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奇遇（第1页）

狱中奇遇

通江何开明

作者简介

何开明，男，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四川江津人。一九六五年于重庆一中高中毕业，一九六五年九月上山下乡到通江县沙溪区文胜公社社办林场。一九九六年插队到通江县沙溪公社九大队。一九七九年在重庆第一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作，二〇〇二年退休。工作期间历任钳工、施工员、施工队长、工程处副主任、分公司副经理、一级项目经理、工程师。工余读业余大学，获四川省自考大专毕业证。

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

我和一批老知青决定到北京去。我们都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上山下乡到四川通江县的，下乡后不久，便碰上了“**”。这场“**”不但触及了我们的“灵魂”，而且也触及了我们的皮肉。在这场保卫毛主席的大革命中，我们是一群身心受伤的年轻人。“文革”初期，搞大串联，几百万红卫兵都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我们没去成，我们想，再不去就晚了。那时，知青虽然清贫，但很乐观；虽处社会底层却自由自在，都是二十岁上下，再苦、再蹉跎，仍焕发着蓬勃朝气。我借了三十几块钱，背了一个网兜，装了一点简单的衣物，就和其他八个伙伴上路了。路线是从通江到巴中、广元经西安、郑州到北京。

从下乡的林场到通江县城一百二十里，步行。到通江后找熟人借宿一晚，第二天搭货车到巴中。第三关从巴中搭货车（途中转搭了三次货车）到广元，然后，在广元买了两角钱的车票于当晚上了成都开往西安的列车。刚出广元不久便遇上查票，我和另外五个知青躲避不及在宝成线上的一个小站“朝天”被“请”下了车。

朝天车站在嘉陵江西岸的半山上，候车室里空无一人，水泥地面倒还干净。我们一群男女二话没说就在这候车室的地下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将身上的衣服换下洗净，车站后面有一块空地，栽着几根木桩，上面牵着铁丝，正好晒衣服。收拾停当后，沿车站背后的一条小路下到江边。江边的渡船是靠固定在对岸山崖上的一根钢缆牵引过江，过了河就是朝天小镇。这是一个典型的川北小镇。这天不赶场，街上冷冷清清的，让人感觉多少有些苍凉。我们找一家小饭馆吃了饭后到街上闲逛，坐了一天茶馆。傍晚吃了晚饭后就原路返回车站，又买了两角钱的车票，再次登上列车。这次还顺利，第二天便到了西安。就这样，又从西安到了郑州。听说到北京的车查得很严，不敢逃票，于是买了快车票。第二天早上火车到了北京站，一下火车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天安门。

处暑过后，据说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万物生辉。清晨，太阳刚刚出来，霞光万道，天安门城楼、广场、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沐浴在晨风朝阳中，显得格外肃穆、宁静、雄伟壮丽。来到天安门前，第一个印象是天安门城楼不如想象中那样高大。原来只在电影里见过，也许是摄影的角度不同，也许是因为天安门广场太大的缘故。上得金水桥，低头往下看，金水河水却不敢恭维，在大巴山看惯了青山绿水，相比之下，这金水河简直就是一条大污水沟。虽然如此，却一点也没有降低我们的兴奋和热情。我们抚摸着华表的底座、金水桥的栏杆、天安门城楼的红墙，心情是那样的激动、欣喜和满足——终于见到了天安门，要知道这上面可是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呀！

太阳升起来了，广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这时，在金水桥边有几群人在那里边唱、边跳，不知在干啥。我们跑上桥，凭栏观望，跳舞的人有老头、老太婆、中年人、青年人，每人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手中拿着毛主席语录，舞蹈是“文革”中最常见的“革命”动作，歌曲也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舞者表情虔诚，但动作却很不到位，显得笨拙、滑稽可笑。我们忍不住，边指划边议论嘻嘻哈哈笑了起来。一个老军人走到我身旁，拍了一下我的肩问道：“小伙子是从外地来的？”我用四川话回答：“对头。”他笑了，说：“千万不要笑，这是在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这可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哦！当心被批判。”这老人说话的表情古怪，看得出他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是不太满意。我们吓得伸了一下舌头，再也不敢吱声了。要知道那年月对毛主席的态度可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啊——你娃还敢在天安门广场嘲笑跳“忠字舞”的群众，大胆！

午饭后，我们就去找歇处，有的同伴投亲靠友去了，剩下我们两三个人无亲戚，就跟一个知青到他的亲戚家。进屋刚坐定，居民委员就跟进门来，要查看我们的证明，拿给他看，说是不行，要革委会的，现在全都兴这个。我们说大巴山还没有革命委员会，只有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那不行，你们不能住在这里，包括亲戚都不准住。”接着给我们讲了一通保卫首都安全的大道理，并说上面有规定，国庆节前要严格控制进京人员。更何况现在阶级斗争形势是那样的复杂，人人都要有敌情观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千万不可粗心大意。我这时才觉得北京人特别能说，连一个居民老太太讲起道理也是一套一套的，原则是那样坚定，如磐石般不移。想讲情？门都没有！那觉悟之高就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水平一般，真让人佩服和无奈。

怎么办？晚上挂哪里？一商量，只好去找在北京读大学的同学了。记得有一个同学在北京什么大学读书，于是跑去找。来到北大东问西问，找到了他的寝室。同室的其他同学说：“他不在，也许回重庆去了。”并指着一张床的上铺说：“那就是他的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网兜往那**一甩，说：“我今晚就睡这里。”全寝室的人愕然，但也没有说什么。于是，我就在我那不在学校的同学的**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约定的地点见面，却有两人未到，不知是放单线去了，还是其他原因（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晚就被抓进了“学习班”，此是后话）。当时，大家也未在意，我们继续商量到什么地方去。一部分人想去动物园，我和另外三人要去长城。我说“老人家”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何况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史的象征，秦砖汉瓦，闭关锁国，举世无双，到北京不看长城等于白跑一趟。争执不下，大家只好分道扬镳。

我们一行四人到东直门乘小火车到八达岭。这条铁路是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为了上陡坡，设计了“人”字形道路，用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爬上八达岭。放眼望去，长城内外，群山起伏，层峦叠嶂。远溯秦皇汉武，大漠边关，狼烟四起，战马嘶鸣，旌旗蔽日。这长城如一条巨龙，蜿蜒于群山峻岭之间。孟姜女的传说，陈胜吴广起义都是长城演绎的故事之一。现在长城已不再是战略防御的工具，而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见证。

返回北京的路上，我们才想起晚上的住宿还没有着落。昨天那里是万万不能去了，如果寝室的同学醒豁过来，撵我出去咋办？终于想起一个人：刘家书，我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红五类”，考上北京工学院，于是投他而去。见面后倒很亲热，却有一丝世故。他说北京前段时间发生了蒯大富打工宣队的事，闹大了，毛主席派工宣队进校，他们学校已进驻了工宣队，又是保密院校，是不准留宿外人的。

从工学院出来，我又想起另一个同学，叫黄开贵，上高中时同班，个子很小，大家反其意取外号叫“大M”，现就读于中央财经学院。上高中时，我在班上人缘不错，成绩还可以，较开朗，只是根不正、苗不红而与大学绝缘。但同学们也都不拿我当外人看。一见面，大M非常高兴，他一点没变，就跟在高中读书时一样，毫不犹豫地请我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们学校也有工宣队，比原来紧了，但现在也不妨，好在你是早出晚归，又照不上面，住下再说。就这样我住进了中央财经学院——已是夜幕降临。

此后几天，我们相继去了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等，玩得好不自在，不知不觉在北京已待了七天。还准备去香山、十三陵等。

殊不知第七天半夜，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人叫醒，原来是工宣队的人，将我和大M叫到办公室询问。原来他们早知道我不是该校学生。在了解了我和大M的关系后，他们问我什么时间离开北京，我表明我还不想走的意思后，他们告诉我，北京专门为外地来京的人办了一个学习班，先将外地人集中学习后，再送回原籍。这时大M在旁边悄悄拉我的衣角，给我使眼色，意思是千万不要去，答应他们自己回去。那时，我从来没有听过“学习班”，听起来还是个好去处，更何况还要送我回去，朗朗乾坤，在中国的首都总不至于是狼窝虎穴吧！再说，就算是狼窝虎穴，又能把一个“知青”如何呢？于是我便答应了去学习班（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我是否答应都得去，人家七天一班，哪里跑得脱）。这时那个工宣队队员对大M说：“明天早上八点送他来，跑了找你负责。”

回到宿舍，大M对我说：“那地方千万去不得，明天一大早，你自己走了就是。”我说：“不行，人家找你要人怎么办？你还有毕业分配的问题，命运攥在人家手里。我一个知青，一无所有，谅他们办不了我什么？总不至于把我开除出农村吧！”

第二天八点钟，我们到了工宣队办公室。他们即派了辆车把我送进了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设在北京铁道医学院的一栋大楼内。先是登记，照例是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成分、从何地到北京、干什么等等。之后，我被学习班内的工作人员带到楼上，领了一床毛毯，一副碗筷。然后进得一个房间指着-张床说：“你就住这儿。”这时，我才发现整栋大楼从外到内站满了当兵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来的人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就连上厕所都得先报告。我心里一紧，但已退不回去了！

下午，学习班的领导召开了一个大会，算是学习班的“开学典礼”吧。他说这个学习班是在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下组织的，后来多次提到“中央首长”，不知是为了提高自己还是故意卖弄，据说已经办了好几期了，每期七天，成绩斐然，已清理出反革命分子百分之几，特务百分之几，负罪潜逃的百分之几等。总之，让人感觉到进这个学习班的人似乎人人都有问题。最后，他又正告隐藏在学习班中的阶级敌人，不要存侥幸心理，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才是唯一的出路。并说进学习班的每一个人的情况都能了解到，每天晚上学习班都要打长话到你们原单位核实你们的情况。号召学习班里的革命群众要擦亮眼睛，盯住你身边的可疑人员和阶级敌人，要勇敢揭发，如果你检举揭发了阶级敌人，你还可以立功，等等。

晚上就组织讨论，先“斗私批修”，讲自己的问题，特别要讲在当地你干了什么？为什么到北京？到北京后你又干了什么？又指定了学习组长、记录员。讨论会后，就召开组长会，教他们如何依靠骨干，挖出阶级敌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恐慌的年代，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营造了这样一种气氛，把人自私、卑鄙的“恶”性充分地调动起来，于是在学习班里上演了一幕幕激烈的阶级斗争场面。）

每隔一天，就要开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批斗大会。嘿，你还别说，还真揪出了不少“阶级敌人”，几乎每个学习小组都有人被揪到台上站成一排，接受批斗，当然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我们小组里有一个人，是四川涪陵的一个农民，三十多岁，到北京找他的嫫嫫。他人长得很壮实，从外表、衣着、神气还看不出是农民，不知怎么被盯上了，说他“可疑”。于是就捜查他的行李，也没查出什么来。后来又捜身，发现有个很旧的小本本，上面记了些阿拉伯数字，于是就要他交代是什么意思。他说没得啥意思，是在家乡时，赶场帮乡亲卖菜买东西什么的记的一些数字。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上面”信服，于是将其先交到小组会上批斗，再交大会批斗，一定要他坦白这些数字是特务的联络暗号或密电码之类。真让人啼笑皆非。其实这个人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涪陵农民。人家问他到北京来干啥，他说：“我到北京找我嫫嫫。”一口不含杂音的标准涪陵方言——还没有被外地语言“污染”。

但在那个时候，从学习班的工作人员到小组里的很多“积极分子”，都深信他有问题，于是在小组会上有人揭发他晚上睡不着觉，不断地翻身——是心里有鬼，害怕；有人说他一晚上要上好几趟厕所，一定是搞什么鬼去了；还有人说他吃饭也吃不下去了。总之，这个人说话像有问题，吃饭像有问题，睡觉也像有问题。最后被隔离审查，遣送四川的时候竟没有看到他。

在这里，人人都感到苦闷、不安和恐惧，生怕一不小心会被揪出去批斗，皮肉受苦不说，人的尊严和人格被任意践踏，得不到任何人同情帮助。相反，会有一些人使劲地把你推下深渊，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人人对“阶级敌人”都不会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须知只有对敌人的冷酷无情，才是对“革命群众”最好的“保护”！

此时此刻，我只想时间过得快一些，再快一些，赶快混满七天，把我们送回四川，回到我下乡的大巴山，回到知青朋友中间，呼吸自由的空气。后来，我晚上也开始做噩梦，半夜醒来，吓出一身冷汗，又不敢翻身，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人家发觉你半夜都没有睡着。一晚睡下来腰酸背痛。真不知那些揭发别人睡不着觉的人，自己为啥也睡不着。

厄运终于还是降临到我的身上。

原来，就在我到学习班的第三天，我们一起到北京去的另外一名知青郑唯仁也被抓进了学习班。他当时在北京火车站买票准备去南京，被当时的“群专”（群众专政组织）抓进了治安室，不问青红皂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他伤痕累累，满面是血，然后送到学习班，一过堂，什么都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