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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杜湘东的印象里,几乎是刚吃完猪下水,刘芬芳就病倒了。其实也没那么快,而是又过了几个月,对许文革的监视超过一年以后。觉得快,只是因为生活太过重复,仿佛许多天都合并成了一天。那是个暮春的晚上,杜湘东骑着三蹦子回来,看见冷饮摊空着,电喇叭还在播放《从头再来》。他以为刘芬芳是回去取什么东西了,便跨下车,慢慢往家走去。开门拉灯绳,赫然就见**横着一具躯体,身下满满的血,把褥子都洇了一大片,整个儿人好像躺在了一朵艳丽的红花上。这时刘芬芳还有意识,她满脸煞白,眼睛瞪得撑大了一倍,颤声说:“我这是怎么了?本来就想躺会儿,一躺就起不来了。”
杜湘东把她横抱起来,冲到屋外去喊人。七手八脚送到医院,刘芬芳已经昏迷不醒。折腾到后半夜,医生才从急救室出来,说是子宫肌瘤长得不是地方,引发了大出血。又劈头盖脸责备杜湘东:“一个常见病,怎么拖到现在才来?她糊涂还是你糊涂?”这时杜湘东才想起来,以前刘芬芳曾经说过小肚子疼,但因为图便宜,去了一家“免费门诊”的妇科医院,结果真正的毛病没查出来,反倒向她兜售五花八门的补药,还号召她做个吸脂隆胸。刘芬芳被那些价目表吓着了,此后疼也忍着,再不敢看病,就生生拖成了今天这样。
现在后悔也没用,人家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医生建议切除子宫:“你们这个岁数也用不上了,对吧?”杜湘东满头大汗地签了字。没想到刚做完手术,刘芬芳又开始了更加汹涌的出血,直接被转进了ICU。昏迷,抢救,再昏迷,再抢救,半个月之内下了两次病危通知,最后总算捡回一条命来。陪床期间,杜湘东的脑子都是空的,但只要一闭眼,仿佛就看见刘芬芳已经死了,她的灵魂正坐在一朵巨大而鲜艳的红花上跟他告别。直到接到通知可以办理出院,他才意识到了一个比大出血更加迫切的问题:下岗职工刘芬芳是享受不到报销政策的,而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花费就得上万,还有手术、护理、进口药……再掏出存折一看,俩人的积蓄也许还不够这趟住院的零头。
身为一名穷人,杜湘东不免犯起了所有穷人都会犯的嘀咕。医院为什么没跟他商量过费用问题,难不成是专等着一并算总账?这两年有很多类似的新闻,最夸张的一起是病人醒来一看账单,直接就从楼上蹦下去了。但不管怎么嘀咕,他这辈子也没欠过谁的,更何况人家毕竟救了老婆的一条命。杜湘东咬咬牙,满脸悲壮地走向结账窗口。那一刻,他几乎做好了跪地哀求的准备,求人家宽限他一些日子,让他回家去凑、去借。他还后悔今天没穿警服,假如穿了,人家或许不会怀疑他存心赖账——那身“皮”也就这点儿说服力了。
但和他的表情相反,收费的小姑娘一脸轻松:“该出院您就出呗。”
“不是还得结账吗?”
“不是早就结了吗?”
杜湘东几乎怀疑自己幻听了。小姑娘怕他不相信似的,又找出一沓机打单据,从窗口递出来。林林总总上百项开销,总额比他估算的更多,已经超过了二十万。每张单据都盖着个“结清”的大红章。那么是谁交的钱?刘芬芳他二姐?可他还没来得及把刘芬芳生病的事儿告诉她家里人。自己那个单位?可别提警察家属了,就连警察的医疗福利都少得可怜。要不就是同学、同事、老所长和老吴?那更不可能。人家就算愿意帮他,也没必要连个招呼都不打。杜湘东做着假设,随即否定了那些假设,窗口里的小姑娘却又补充说,在刘芬芳住院的第二天,他预交的那点儿押金就用完了,医院本想催促续费,替他交钱的人恰好来了。人家还留下话,费用不必担心,更不必为钱的事儿打搅病人家属。
最后总结:“您交了个好朋友,要不就是有个阔亲戚。”
这时杜湘东才想起一个常识。他再次翻开那沓单据,从里面抖落出一张银行刷卡凭条。签名栏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稚嫩得像个小学生,赫然写着“刘秋谷”。
刘秋谷背后,当然是许文革。原来是许文革。居然是许文革!
但最让杜湘东惊愕的还不是许文革替他结账这一事实,而是:许文革又是怎么知道刘芬芳生病,怎么知道他们看不起病的?难道在很早以前,甚至早到了许文革出狱的那一天,他的行踪就已经暴露在了对方眼里?难道这一年来,当他监视许文革的同时,许文革也在监视着他?杜湘东的大脑艰难地转动起来,思考着上述推测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他不是一块当刑警的料,面对的却是一个杰出无比的逃犯。
但许文革不仅没有戳穿他,反而允许他作为影子缠绕在自己身边。杜湘东的状态的确就像许文革的影子——自以为躲过了光照,其实早被一览无余。在俯瞰他、揣摩他、戏耍他的过程中,许文革一定享受到了巨大的快乐。而和杜湘东那拙劣的监视相比,许文革的反向监视无疑要来得更加隐蔽,更加高效,也更加全天候。当杜湘东溜着墙根往小院儿里探头探脑时,他那副可笑的模样也许正被许文革用望远镜和摄像头窥视着;当杜湘东疲惫不堪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许文革的手下也许正在开车跟踪着他那辆同样疲惫不堪的带篷三蹦子。于是杜湘东那窘困的日常生活无处可藏,又被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许文革。而刘芬芳这一病,就把许文革对他的俯瞰、揣摩和戏耍推向了**。在胜负已定的局面下,还有什么比施舍仇人更让人满足的报复方式呢?杜湘东甚至相信,当许文革授意刘秋谷去结账时,他会真诚地认为自己是高尚的。他们那个阶级的人就是这样,一旦拥有了钱能买到的所有东西,接着想要购买的就是那些没有明码标价的东西了——比如“高尚”。
不能让他——以及他们丫的得逞,杜湘东想。他虽然接受了自己的卑贱,却不承认许文革有资格高尚。他不需要墓志铭,也拒绝给对手颁发通行证。
几天之后,杜湘东再次出现在了那座小楼院外。此刻他已经没必要进行多此一举的伪装,就那么敞露着头脸、大大咧咧地跨坐在三蹦子上。星期天上午是许文革难得出门的时刻,这个规律在为期一年的蹲守中从未失效,今天也不例外——当斜对面的那家小发廊拉开窗帘,更远处的几家饭馆乐声大作,眼前的铁门豁然而开。奔驰车缓缓驶出,在《两只蝴蝶》和《老鼠爱大米》的伴奏下开上了这片城乡接合部里唯一宽敞点儿的水泥路。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它沿着水泥路拐上国道,那就别想追上了,所以杜湘东刚看到自己的投影在锃亮的车身侧面一晃而过,立刻也把油门拧到了底。但他却不是从后方跟踪,而是划了个弧线,往车头的方向包抄了过去。几秒钟后,市场街上的人们都看见了有惊无险的一幕:奔驰车正在提速,突然从斜刺里钻出一辆破烂无比的带篷三蹦子,它嘶吼着颠簸着,前座上的骑手还耸起肩膀,做出了冲刺的姿态,几乎要一头扎到汽车轮子底下去。紧接着是一声尖利的急刹车,硕大无朋的奔驰车总算停住,车头距离三蹦子才不到半米的距离。奔驰车的司机开门跳下来,脸吓得煞白,火气倒挺大,他上前推了杜湘东一把:“作死呢你?”
杜湘东一躲,顺势抓住对方的胳膊一扭,便让那个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低头弯腰动弹不得。人是老了,总算功夫还在,所以这次亮相还称得上威风。他压着胸口的喘,尽量利索地从三蹦子前座上跳下来,这才推开司机:“没你事儿,我找许文革说话。”
这么说时,他已经看见了从奔驰车后排座钻出来的许文革,还看见了从小院儿里飞奔而出的刘秋谷和一群小伙子——那些人手里都有家伙,有的拎着扳手,有的攥着改锥,有个快两米高的胖子居然扛着一副千斤顶。天知道这些家伙是正在修理机器还是准备修理人,但毫无疑问,如果再动手,饶是当年的杜湘东,不出半分钟也得趴下。一力降十会,板儿砖破武术,越是练过的人越懂得这些道理。
然后,他听见许文革叫了一声:“杜管教。”
杜湘东突然意识到,自从许文革1989年越狱,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面对面相见。此前无论是在矿井还是在看守所,许文革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背影。为了让那背影还原成人像,最好的一段年岁已经被耗费了。他便缓缓走了过去,经过那辆奔驰车,经过虽然被许文革喝止但仍对他怒目相向的刘秋谷那一群人。他直盯着许文革,许文革也直盯着他,当两人只有一步之遥时,杜湘东抬起手来,插进兜里。这个举动让刘秋谷紧张起来,那眼神,就好像他将要掏出一把枪。于是杜湘东笑笑,与此同时,他也看见许文革对刘秋谷摆了摆手。在严阵以待众目睽睽之下,他把一张银行卡塞进许文革的上衣口袋:“密码是姚斌彬生日。”
“您何必呢?”
“甭废话。”卡里有二十多万,和医院账单上的数目分毫不差。钱是向刘芬芳她二姐借的,一家人明算账,作为抵押,他们白纸黑字地承诺,如果还不上,就把看守所宿舍那套筒子楼过到人家名下。刘芬芳她二姐不差钱也不差房子,但杜湘东的表态和他此时告诉许文革的一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谁的便宜我也不想占。”
听到姚斌彬的名字,许文革脸色不变,眼底却有一丝微光闪动。这也在杜湘东的意料之中。假如早就变成了一个没心没肺没过往的人,许文革又何必回到六机厂,何必接走姚斌彬他妈呢?因此在继续直视许文革时,杜湘东的目光就具有了揭露性。他甚至感到自己扳回了一城。但许文革随后的表现却让他始料未及。那人突然咧嘴笑了,笑得亲热而诚恳,就好像杜湘东从未看管过他、追捕过他、监视过他,就好像杜湘东不是“杜管教”,而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根本没再顾及兜里的银行卡,那意思很清楚——无论是二十多万还是与杜湘东互相监视这一事实,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许文革现在仿佛只对杜湘东这个人感兴趣,他仿佛早就期待着与杜湘东重逢。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杜湘东的胳膊也被许文革揽住了,“带您去个地方。”
几乎是懵懂着,杜湘东坐在了奔驰车的后排。笑容绽放的许文革宽厚而温和,但却蕴含着某种令人无法拒绝的力量。或许这正是他这种人在中年时应该具有的姿态:越是底气十足,就越证明了此前的那些苦没有白受。想到这些,杜湘东立刻后悔了,但车已经像艘大船似的稳稳开动了起来。司机回过头来,已经换上了一副恭顺的脸色:“许哥,路线不变?”
许文革点头,又摇下窗户对刘秋谷等人挥手,让他们回去。此后,他就陷入了浩大的咳嗽,每一声似乎都伴随着肺泡爆裂。幸亏他的身上和车上到处都藏着进口药,随手掏出一瓶往嗓子眼儿里狂喷,总算渐渐平复了下去。但他的胸膛仍在剧烈起伏,一张脸憋得通红。看着许文革痛苦不堪地忙活,杜湘东却感到尴尬。他不知道是该象征性地帮他一把,还是该更加象征性地询问一下病情。最后,他只能选择安静地坐在许文革身边,连这趟被迫同行的目的地都没打听一句。他猜测,许文革大概会带他去疗养院,展示一番姚斌彬他妈享受的优厚待遇,由此证明他这个曾经的逃犯如今的资本家是不忘本的、有良心的。
但他又想错了。奔驰车没有开向通往城北的高速入口,而是拐上国道又往东行驶了几公里。沉沉雾霭之中,第六机械厂大门出现在了前方。四下空无一人,铁门紧闭,但司机按了两下喇叭,立刻有个保安从传达室出来,为他们放行。车子在空旷的厂区里穿行,不急不缓,但却熟门熟路。不久来到主楼前方,司机刹住车,回身又问:“您进去吗?”
“直接去车间。”许文革说。
车子便又动了起来,绕过主楼,穿过一道铁门,停在一片厂房附近。都是几十年前的建筑,灰砖砌成,四四方方的像若干密不透风的盒子,外墙上刷的标语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向时间要效益”,而是当年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杜湘东想到,他来过六机厂无数次,但唯独没走进过这片厂区的核心地带。身为警察,他并不需要了解工厂是如何运作的。而这时,许文革已经跳下车来,开始带领杜湘东在那些灰盒子之间穿行。经过一个地方他说:“这是热加工区。”经过一个地方他又说:“这是动力区。”此外还有仓库、装配车间、质检车间……总而言之,第六机械厂是个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地方,它曾经能生产若干型号的车床、铣床,还能为一些更大型、更精密的设备提供零配件。
进行这些介绍时,许文革旁若无人地走在杜湘东身前。他挥舞着手臂,步伐变得轻快,连佝偻的身板都挺直了起来。从这人身上,杜湘东突然感到了一派天真,那感觉就像一个孩子正在向他炫耀什么复杂的玩具。这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许文革,和那个强悍的、决然的、满身戾气的、处心积虑的许文革判若两人。就这样,他们穿越了大半个厂区,来到一个和其他建筑并无二致的灰盒子门前。许文革又说了句“这儿以前是铸件车间”,脚步终于慢了下来。杜湘东随即反应过来,姚斌彬生前就在铸件车间工作,而许文革是维修班的。他跟在许文革身后,走到车间门口,看着许文革掏出钥匙打开铁门又拉下了电闸。咔然一响,呈现的是一幅亮眼的景象:车间内部已经被粉刷干净,连头顶上都换成了这两年才普及的高压氙气灯;地面上铺展着一条杜湘东看也看不明白的机械生产线,在灯下静默地反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