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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湘东破天荒回了趟办公室，只做一件事，就是给当年的同学打电话。失联已久，许多人早就搬家了，更有些人连工作单位都挪地儿了。他只能通过找得到的询问找不到的，顺藤摸瓜地逐个儿串联起来。幸亏上学时人缘不错，同学们还愿意记得他：

“你真是杜湘东吗？”

“杜湘东，你可算冒头儿啦。”

“他妈的老杜，这些年死哪儿去了？”

面对杜湘东提出的“聚聚”，有人痛快答应，有人吞吞吐吐地搪塞，还有人表露出了情有可原的谨慎。毕竟大家都忙，更毕竟一些人已经坐上了相当敏感的位子，别说多年不见的同学了，就连他亲舅舅找上门来都得防着一手。令人欣慰，当他赶到上学时常去打牙祭的那家小饭馆时，就见门口停了好几个警种的车辆。最威风的当然是刑警支队长的大切诺基，经侦总队副政委的那辆霸道也不错，车里还候着个司机。在走进包间的客人里，杜湘东的模样无疑是最寒酸的，甚而带了三分滑稽。他歪戴着帽子，裤腿一高一低，后襟上沾了一块来路不明的油斑，怀里鼓出个包，居然是个蝈蝈罐子。他也纳闷为什么要带着蝈蝈进城，于是出门找了块草地，把那小虫放生了。

再折回去，推门进屋，一群警官正在热闹，拍着桌子互相说“老了老了”。看见杜湘东，齐声欢呼，“老了老了”更加不绝于耳。这才是同学聚会的气氛，谁也别挑剔地方，谁也别找理由挡酒，谁也别因为肩章上比人家多了一颗星一条杠就装大尾巴狼。干了？走着。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酒量可以啊老杜，以前可没见你能喝。也是锻炼的结果，你们拿茅台练我拿二锅头练。说这个就没劲了啊。我没劲，我自罚。

桌上的酒瓶都见了底儿，恰好一个小**结束，场面陡然静了下来。有人脸红，有人脸白，所有人都垂了脸，用近乎慈祥的眼神看着杜湘东。

“有事儿就说吧，老杜。”开口的是刑警支队长。

杜湘东没言语，再次举杯，手一抖，洒了大半。

“大伙儿都不是闲人，今儿是为你来的，你就甭卖关子了。”其他人也道。

“那我就直说。”杜湘东把酒杯往桌上一顿，“你们帮我查个人吧。”

“查谁？”

“许文革。”

场面更静了。片刻，还是刑警支队长说：“这些年你的那些事儿，不光我知道，哥儿几个也听说了。大伙儿都想劝你一句，人不能跟自个儿过不去。”

“可我觉得事儿还没完。”

“法院都判了，你还想怎么着？”

“别跟我讲法，我他妈也是警察。但法律是法律，道理是道理。”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是都像你一样，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要是都像他许文革一样，那才乱套了呢。”

“老杜，你这就有点儿轴了。人轴不完全是坏事儿，但要在不该轴的地方轴，那就真是坏事儿了。说句不该说的，我们也都觉得你挺可惜的，不过——”

“不可惜，谁也别替我可惜。我早想明白了，混得不好是我活该。你们是干大事儿的人，我就配当个臭管教，而且连个管教都当不好。我给咱们这帮同学丢人了，我都没脸来麻烦哥儿几个。但我心里憋得慌，那感觉比坐牢还难受……我没本事，我就是一废物，要没你们帮忙，我是真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说着，杜湘东就“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他的嘴里和鼻子里流出了混杂的汁液，拉着丝儿吹着泡儿，汩汩地淌进了脖领子。他兀自口齿不清，喃喃不止。他进而又左右开弓地抽着自己的嘴巴，噼啪作响，转眼让脸肿得像个猪头。同学们都来拉扯他，劝他“别介呀别介呀”，人堆儿底部的猪头却突然变成了一只鲸鱼，“哇”的一声，天女散花，酒精度数极高的呕吐物喷了众人一身。

这也是那天晚上定格在杜湘东眼前的最后一幕。次日在学校招待所醒来，他已经全然记不得头天说了些什么。然而没过多久，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就陆续汇聚了起来。他相当于用鼻涕眼泪把在京公安系统粘连在一块儿，展开了一次联合调查。用刑警支队长的话说：“我们这些人，大枪顶脑门子上都不怕，就怕自己兄弟耍苦肉计。”

而他的同学不是领导也是老油条，都明白这样的调查应该被控制在怎样一个“度”里。一言以蔽之：违反纪律的事儿不能干，授人以柄的事儿不能干。但他们也告诉杜湘东，所谓的“度”往往又是微妙的、含混的，打打擦边球也不是不可以。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心知肚明。杜湘东先到刑警支队长那儿报了个案，说姚斌彬他妈失踪了。失踪了自然要查，尽管没过几天就得知崔丽珍住在城北的养老院，但养老院是许文革授意安排的，而许文革又正处于服刑的特殊阶段，那么就势查一查这个人，也是有其必要性的了。

更得感谢这些年的技术进步，群众雪亮的眼睛早已进化成了由芯片、二极管和数据库组成的庞大的复眼结构，一个人再怎么隐姓埋名，只要还和社会有接触，他所留下的痕迹都会记录在案。信息汇总到杜湘东这里，又可以拼凑成一部许文革的发迹史。

大致分为如下两部分。

首先是在逃期间。当年许文革离开矿山，立刻南下广东。他先后使用多个化名，在各式各样的民营工厂干过活儿，但都不甚得志，最多也就干到了“拉长”。转机出现在跳槽到汽修行业之后。他本就是一名娴熟的技术工人，又对机械极感兴趣，刚一入行就显现出了过人的本领。什么车他都敢上手，什么车他一上手就能转，渐渐就在汕头一带闯出了名气，乃至于深圳、广州都有人专门请他去维修一些走私的豪华车。有老板想替他出资，怂恿他单干，但许文革都没答应，直到遇上了刘秋谷。

当时刘秋谷拖着一条腿，也来沿海地区讨生活，原打算用他哥的抚恤金做点儿生意，结果被人骗得精光，沦落在夜市里乞讨。许文革把他捡了回去，提议俩人合伙干，本钱自己出，却让刘秋谷出任法定代表人。这么安排，当然有其目的，但刘秋谷一来走投无路，二来把许文革视为救命恩人，因此甘当逃犯的傀儡。此后，许文革便展示了一个商人的才能和胆识。他跳出家用车市场，转而盯上了爆发式增长的物流业——几乎所有南方工厂的货物都得用大卡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港口，但卡车一旦坏在路上，厂家的售后网点又辐射不到，常常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耽搁许多天。许文革的“点子”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也不租门店，用全部积蓄招聘工人、租赁面包车，再加上言传身教，很快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维修队伍。他们像工蚁一样沿着货运线路游走，只要有卡车“趴窝”，一个电话就能迅速赶到，该修的修，修不好的拖到汽修厂，转手又能挣一笔介绍费。这种经营模式胜在机动性强、成本低廉，在那个年代绝对属于“一招鲜”，刚一试水就赢得了极好的口碑，进而说动了几个原先认识的老板入股投资。此后的几年，许文革几乎是在夜以继日地劳心劳力：发展加盟的维修站点，和卡车制造商洽谈专修授权，遇上特别重大或者特别棘手的情况还得亲自“出现场”……公司的规模也像滚雪球一样膨胀起来，业务扩展到了广东全境。

自然，无论是融资还是合作，抛头露面的都是刘秋谷，许文革只在背后操纵。

其次就是入狱以后。许文革的逃犯身份公之于众，股东们果然被吓了一跳，不过很快明白他自首是为了洗白，所以非但没有撤股，反而纷纷帮他介绍律师、疏通门路。生意人考虑的是钱，只要许文革能替他们盈利，那些人才不管他有没有前科。而许文革身在监狱，胸怀天下，又开始着眼于一个新的商机。这两年，随着山西、内蒙古遍地开花的挖矿运动，西北方向已经取代南方沿海，成了中国最为繁忙的交通运输线路，但山区地形陡峭，路况拥堵，卡车走走停停，刹车系统不堪重负，往往会酿成恶性事故。针对这种情况，许文革斥资买下了几项增强卡车制动力的专利技术，比如更换耐高温的陶瓷刹车片、加装稳定可靠的气动总泵等，并且决定在北京设厂，建立起集制造、销售到改装、维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他也明白，要实现这个目的，最可行的方法就是与国企合资，如此一来，既能利用对方的土地和厂房，同时也能获得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委托金融顾问与咨询机构，专程对一家经营不善的本地工厂进行了评估，据说即将进入实质性的洽谈阶段。

“哪家厂子？”听到这里，杜湘东问。

“第六机械厂。”负责转述消息的刑警支队长说。

杜湘东一阵发蒙。原来刘秋谷出现在六机厂，可不仅仅是为了安顿姚斌彬他妈。而急于“腾笼换鸟”的工厂在北京还有很多，许文革偏偏挑中了这一家。正在恍惚，刑警支队长又抛出了一个更加令他发蒙的消息：入狱不到一年之后，许文革即将保外就医。理由是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至于病因，可能是他曾经在井下干过重活儿，但也和长期以来的昼夜操劳、精神紧张不无关系。

好一会儿，杜湘东才接话：“病情属实吗？”

刑警支队长道：“许文革也算个名人了，就算想瞒骗，也没人敢给他行方便。”

“那他的生意呢，也没违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