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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阳明心学简明纲要（第1页）

附录阳明心学简明纲要

阳明心学是一种哲学。

哲学与其他学问最显著的区别是：一般学问研究的大多是局部的、个别的事物，而哲学则是研究整体的、根本的事物。那么，什么事物才是整体和根本的呢？答案就是：宇宙和人生。所以，哲学最主要的任务不外乎两个：一、认识宇宙；二、安顿人生。思考并研究宇宙和生命的来源，就构成了哲学的本体论（或称宇宙论）；反思人的认识能力，研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构成了认识论（或称知识论）；在此基础上，确立人生的意义，知道如何做人、如何处世，从而安排人生、安顿心灵，就构成了哲学中的人生论。在儒学（阳明心学）的语境中，人生论其实就是做人之道，也就是完善人格、成圣成贤的学问。这种学问通常包含两个方面：功夫和境界。所以，当我们把一般哲学中的人生论放在阳明心学的特定语境中讨论时，不妨称其为功夫论和境界论。

综上所述，阳明心学大致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功夫论、境界论四个方面。本文将以此为框架，对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进行一个扼要的梳理，以明其学问的脉络及先后次第，并对其主要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分析，旨在让读者对阳明心学有一个系统和纲要性的认识，以做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本体论

宋明理学是儒学应对佛、道挑战的产物，由北宋大儒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发端，经程颢、程颐兄弟发展创立，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理学援佛、道思想入儒，打破了汉唐经学专务章句训诂的学风，重在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并以“理”为宇宙的本体、本原，故而称为“理学”。差不多与朱熹同一时代的陆九渊，则以“心”为宇宙本原，创立“心学”；至明代，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使阳明心学大行于世，终成一代显学。

狭义上讲，“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派，二者并立，分庭抗礼；但是从广义上讲，二者又同属宋明理学。因为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其学问宗旨都在于人格完善，并且都把“存天理，去人欲”视为完善人格的必由之路、成圣成贤的不二法门。所以，对所有宋明理学家，包括王阳明而言，“理”（天理）始终是圣贤学问的终极指归。在这一基本点上，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显然是统一的。

理

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理是派生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也是所有生命的本原。朱熹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所谓形而上，就是形体未生之前，也就是天地万物和所有生命都还没形成的时候。朱熹说“理”是一切万有形成之前的“道”，也就等于说“理”是永恒的、超验的、抽象的。他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描述理：它“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而作为心学鼻祖的陆九渊，虽然以“心”立说，但同样承认“理”的本体意义。他说：“塞宇宙一理耳”，“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其次，理也是指事物的条理、规律和准则，寓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之中。如程颐就认为，“凡一物上有一理”，甚至“一草一木皆有理”。

由于理除了本体上的抽象意义外，又作为规律性的知识寓于具体的事物中，所以它就是可以认知并践履的。而当“理”落实到道德实践层面时，它就表现为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所以又称为“天理”，与“人欲”成了一对并立的概念。所谓人欲，不是指人的正常、基本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道德的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宋明理学的全部内容，包括阳明心学在内，就是要在日用伦常的道德实践中，彻底去除人欲，让天理全体呈现，从而获得人格完善，达到圣贤境界。如朱熹说：“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王阳明说：“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传习录》卷上）

由此可见，无论是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王阳明，在“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理学的根本宗旨上是毫无二致的。程朱与陆王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如何认识“理”，也就是要通过什么样的修行功夫，才能让此心“纯是天理”。

程朱的修行方法，是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由于程朱认为，理在万事万物中，所以，必须把万事万物中的理一一研究透彻，功夫方能得力。如平时读书治学、待人接物等，都是修行功夫，“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近思录》卷三）。

然而，在陆王看来，程朱的方法未免过于支离琐碎，会导致学人漫无所归，所以才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心学与理学最根本的分歧就在这里。甚至可以说，两个学术系统的所有差异，都是从这个命题发端的。

不过，在了解“心即理”这个命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心”这个概念。

心

在朱熹看来，心具有能知能觉的功能，是身体的主宰，“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于事者也”。就是说，人以此知觉功能便能与外在的事事物物打交道。但是除此之外，朱熹又认为心具有二重性：“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也就是说，当心表现为个体之私时，便是人心；当它合乎天理时，便是道心。所以在朱熹那里，人格完善的过程就是以天理主宰人心、转人心为道心的过程。

而在王阳明这里，心首先当然也是指知觉功能：“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传习录》卷下）但是，王阳明与朱熹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心打成两截，分什么人心和道心，而是认为此心即是天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你当下能够直接体验的这个心，这个“能视听言动”的心，便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便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原。他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关于心与宇宙的关系，陆九渊说得更直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由此可见，在陆王心学的思想体系中，“心”可以说是最高的哲学范畴。那么，心学与理学在本体论上的这一根本分歧，又会给学人的修行实践带来怎样的差异呢？

在修行和为学的方向上，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就是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人的道德境界会随着知识的增进而逐步提升，所以朱熹说：“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他认为，如果学人不脚踏实地走这条路，而是沉溺于玄思冥想，那就是“师心自用”，会导致空疏自大的毛病。

陆九渊则与朱熹针锋相对。他引用孟子的话说，为学最重要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也就是必须先肯定人的本心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也是一切道德伦理的根源。如此，才能“不为小者所夺”，即不被万事万物所迷惑。倘若“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在不悟本体、不明本心的情况下徒然花费功夫向外求索，就会令修行和为学成为“无源之水”。

显然，在陆王看来，知识的增长并不能直接促成人格的完善，如果按照程朱的那条路去走，只能陷入“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困境。换言之，无论是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还是认知并把握外界事物，都不是提升道德境界的最有效手段。相反，倘若学人能够认知宇宙人生的本体不离自己的本心，那么一切圣贤学问自然就会了然于心。所以，陆九渊才会喊出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从而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

心即理

众所周知，王阳明早年是朱子理学的忠实信徒，不仅笃信格物穷理之说，而且身体力行，但是徒然耗费多年的精力和光阴，始终一无所获，最后差点退失了学为圣贤的道心。究其原因，按照王阳明后来的反思，就在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会导致“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结果。换言之，就是心与理割裂为二、知与行断成两截。

最后，经过多年的反复摸索和苦心实践，王阳明终于在龙场驿那个“居夷处困”的绝境中，大悟陆九渊的“心即理”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阳明心学由此诞生。不可否认，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在龙场悟道并在后来创立自己的心学思想，其学术渊源肯定来自陆九渊。但是，倘若没有此前数十年的身心践履，没有颠沛流离、百死千难的生活经历，没有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似的生命体验，就绝没有后来的王阳明，也不会有风靡天下、传诸后世的阳明心学。由此可知，阳明心学的根本特色，不在于其思想资源所自何来，而是在于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强大的实践品格。

正是基于这种纯乎内心的特定体验，王阳明才会在“心即理”的基础上，陆续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重大命题。而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所有这些命题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切修行手段和为学方法，无论如何变换花样，都是从同一个原点出发，最终又指向同一个归宿——心。王阳明说：“……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传习录》卷上）

那么，王阳明以“心”为宇宙和生命的本体，又以“心”为一切修行的起点和归宿，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我认为，王阳明对“心”的体认，足以确立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主体意识。

何谓主体性和主体意识？

根据程朱的思想，理是永恒的、客观的，无论有没有人类存在，有没有人去认识，理始终在那里。如此一来，天理便只是外在于我的道德规范，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的基础便不是根植于我的内心了。所以，即便我被教导要成圣成贤，也只是被动服从于一套既定的社会价值观而已。在此，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无疑遭到了严重的弱化。而在王阳明看来，理是自心本具、不假外求的，只要一念反观，当下体认这个心，便会发现，成圣成贤的潜能和动能一直都内在于我的生命之中。因此，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便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因为你是金矿，所以必须成为金子），同时又是我的天赋权利（任何外在遭遇都无法剥夺你的金子本色）。而人的主动性、自信心和创造力，也就在这里显露无遗并强势生发了。

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王阳明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良知

既然王阳明已经把“心”确立为宇宙本体和生命本原，那么，他为什么又要特别提出“良知”这个概念呢？在阳明心学后来的弘传中，王阳明为什么很少再讲到“心即理”，而几乎都在讲“致良知”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像王阳明自己是从程朱理学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一样，当时跟随王阳明的大部分学生，基本上也都还在二程和朱熹所划定的思想藩篱中苦苦挣扎，所以每当有人问学时，王阳明就经常要把“心即理”的道理反复宣讲。比如：心只有一个，不必强分人心和道心；格物致知不是到事事物物上去格，而是在自己心上做功夫；知和行本是一体，不可分成两件去做；心与理是一不是二，天下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等等。

这样的现实，迫使王阳明必须提出自己的哲学概念，而且这个概念还必须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把上述义理总括在一个哲学范畴之下，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学术特色，让心学思想更好地发展和传播。

于是，王阳明从孟子那里，找到了“良知”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