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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第2页）

不过，对于这种排除中间项的性别二元制所具有的普遍性，有人举出反证表示怀疑。比如德勒兹、加塔利等人所说的“n种性”[3]。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只有男人和女人，还存在被称为“第三性”的非男非女的中间性别。如北美印第安的博达切（Berdache）[4]、印度的海吉拉（Hijra）[5]、汤加的法卡莱奇（Fakaleti）[6]等特定人群。可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人群，都有以下共通点。第一，他们在生物学上是男人；第二，他们通过女装等女性符号而被女性化；第三，他们常常不仅担任宗教仪式中的角色，还向男人卖身。总之，他们是“虽为男人但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被女性化了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义，完全就是向男人提供服务的性的客体。这样的“第三性”常被当作“n种性”的存在证据，可是，从以上分析可知，称之为“第三性”是一种误导，他们不是位于男女之间的性别，而是从属于性别二元制之下的次等范畴。只有男人才能转为“第三性”，而女人却不能，这反过来证明了性别二元制是何等强固。“n种性”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中却不存在，由此亦可得到反证。

男人的性的主体化认同，是以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而成立的，因为性别分界线可能产生混乱，所以必须严格管理。明白了这个道理，许多难题便迎刃而解了。

比如，为什么战争中的强奸常常是当着其他同伴的公开强奸或与同伴一起的**？在这里，性行为没有私密性。彦坂谛在《男性神话》（1991）一书中回答，战时强奸的目的是强化男人之间的连带感。我们没必要发出“男人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吗”这种天真朴素的疑问。在那种状态下也能**，正是被同性认可——“好！承认你也是个男人”的条件。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

战时强奸，实质是日常和平时期的**的延伸形式。这里，我想起了早稻田大学一个叫Supper-Free的学生俱乐部的强奸事件。我曾有机会阅读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录资料（小野，2004），那份资料记叙的事件经过如下。在一次晚会上，这个俱乐部的会员用度数很高的酒把女生们灌醉，在她们几乎失去意识的状态下，会员们集体把她们**了。年长的会员说，要让从地方来东京念书的后辈“尝尝好滋味”，唆使他们“下一个该你了”。对这种男生，我们该说什么才好？即便面对的是醉如烂泥、口吐秽物、丧失意识、全无反应的女体，居然也能**，我们该说现在的青年男子的性的主体化已经确立到了这个地步吗？现代社会存在温柔、被动的“草食男”，反之也在产出“野兽男”。在我的研讨课上写过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的学生，由此得出结论：狭隘的特权意识、男人气、在共同犯罪中产生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连带感，堪称“绝妙的劳务管理术”。劳务管理术与军队士兵管理术，何其相似！

男人一直在谈性吗

再举一个事例，男人之间的下流话。所谓说“下流话”，就是男人共同把女人当作性的客体将之贬低、用语言加以凌辱的一种仪式**谈。不要以为以下半身为话题就等于下流话。下流话自有一套规则和程序，是男人作为性的主体进行相互确认的仪式。加藤秀一（2006）称之为“男人话语”。

我一直有个怀疑：关于性，男人们虽然看起来谈了那么多，可对自己的性体验，他们其实并没有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词汇。女人一直忌讳言及下半身和性器。因为只要一开口，就只能使用男人们用的充满对女人的侮辱的词语，于是想说的话也踌躇着说不出来。比如，在日语俗语中，“**”一词为omanko-suru，而不说tinko-suru[7]，性行为用女性性器而不是用男性性器来指代，就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女人的性器直接成为性行为的代名词，表明女性性器完全被视为男人欲望的客体，仿佛不是女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将女性性器称为**、性毛称为**，也妨碍了女人面对自己的身体。直到最近，女人们才终于开口谈自己的身体和性，相互都为这种经验的新鲜而惊喜兴奋，其中的代表作有《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身体·我们自己》（BostohBookColective，1984）等书。

每当听到有人说“女人终于开始谈性了”，我头脑中便掠过一个疑问：那么男人呢？男人们真的谈过性吗？看似那么喜欢说下流话的男人，其实不过是在下流话的固定格式中谈性，男人的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其语言表达难道不是一直都被压抑着的吗？反倒可以说，固定格式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的压抑非常强有力。

荻野美穗是《关于身体的研究2——作为资源的身体》（鷲田ほか編，2006）一书的编者，她向男性研究者加藤秀一提出一个问题：身体对于男人意味着什么？对于她的问题，加藤（2006）努力而胆怯地试图用第一人称作出回答。提倡身体史研究的荻野，一直严厉批评男人身体缺席的现象。她指出，一说到身体，就不言自明地想到被对象化了的女性身体，连男性学者以身体史为研究对象时，也从来没人以男性身体为主题。加藤在接受她的批评后，给自己定了一条伦理规则。他把“第一人称的身体”与“第三人称的身体”加以区分，指出男人谈论的身体全是“第三人称的身体”。比如“你也是个男人，应该能懂吧”，便是一种相互寻求赞同的固定格式的话语，加藤将之称为“男人话语”。他给自己定下的伦理规则，就是禁止使用“男人话语”，探索不用“男人话语”的可能性。不过，他的诚实态度虽然值得肯定，但其尝试本身并不成功。

男人为成为男人而实践的同化与排除行为，不是单独一人能完成的。社会学学者佐藤裕在《论歧视》（2005）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歧视需要三个人”。对他为歧视下的定义，我稍加修改，这样表述：歧视就是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另一人同化的行为。如果把前面的“一个人”换为“女人”、后面的“另一人”换为“男人”，直接就成为对“性歧视”的定义。

佐藤举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事例。比如，男人A说“女人脑子里怎么想的，真是弄不懂”。这句话，不是男人A对女人B说的，而是对男人C说的。男人A发出这种话语的意图，是想寻求男人C的同意，试图和他一起将女人B他者化，从而构成“我们男人”的集体认同。女人B这时是否在场无关紧要。正如佐藤指出的，排除是一种共同行为。如果男人C回答“对，完全如此”，对男人A表示赞同（即与男人A同化），那么，歧视行为就得以完成。而假如男人C表示反对“不，没那回事儿”，男人A的男性集体身份认同的企图就在这里失败了。那么，男人A为掩盖自己的困惑恼怒，会转而攻击男人C，把他视为对男人世界的偏离：“怎么？你还是个男人吗？”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在不允许中间项存在的顽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离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

与佐藤一样，加藤也从话者与听者的共犯关系来探讨“男人话语”的形成机制，他所说的“男人话语”，就是指这种强迫听者与固定格式同化的话语方式。

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男人那么拘泥于**能力和**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

·作者注·

[1]“malehomosocialdesire”的中文译法，参照《男人之间》（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2]塞吉维克该书的日文版为《男同士の絆——イギリス文学とホモソーシャルな欲望》（上原早苗、亀澤美由紀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

[3]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在其合著《反俄狄浦斯情结——资本主义与分裂症》（DeleuzeetGuattari，1972）一书中提出的表示性的多样性的概念。

[4]指北美印第安社会中的“第三性”，即女装男人的范畴。

[5]指印度贱民中的“第三性”集团。为女装的男人，也有接受阉割手术的。既从事宗教仪式，也操卖身业。

[6]指汤加的“第三性”。生物学上的性别是男人，但从事女人的工作，动作姿态像女人，有时会和男人结婚或卖身。在萨摩亚也有被称为fa’afafine的“第三性”，即从事女人的工作的男人（石原，2005）。

[7]omanko指女性性器，suru为动词（相当于英语的do）。tinko指男性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