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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一1 诸君勿污晚性骚扰问题实质何在（第3页）

普通职场里的性骚扰的定义，是“导致继续工作变得困难的、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那么与此相应，教育机构里的性骚扰，就应该是“导致继续教学研究变得困难的、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比起前者，后者的受害者更加脆弱。

随着大学性骚扰问题的曝光，更下面的高中、初中、小学里的“学校性骚扰”的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被视为圣地的学校、被视为圣职的教师，其偶像地位坍塌了。我们看到，对于没有抵抗能力的孩子，学校的封闭空间更容易成为滋生性骚扰的温床。我们还知道了，受害者的年龄越小，受到的伤害越严重而持久。

鉴于以上经验，尤其对于大学教员的性骚扰，我再也不会抱有“那个人怎么会呢”的想法了。在一个容易滥用权力的环境里，控制权力的滥用，比滥用权力要困难得多。在学校里，研讨班、课堂都是教师的独裁王国，比起有上司或外人在场的民间企业，反倒更是性骚扰的温床。

通过参与对大学性骚扰事案的调查和调解，我学习到了一个事实，即性骚扰的加害者有共通点。

加害者几乎都是惯犯。当他们判断某个时机可以滥用权力，就会冷静地选择不能说不的对象和环境，行使手中的权力。相反，性骚扰受害者容易落入的陷阱是，以为只有自己不幸碰上，于是选择孤独沉默。矢野事件让我们看到，受害者的忍耐，是在知道别的女性也遭到同样的伤害之后才终于结束的。而且，加害者一方完全缺乏加害意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隔阂。加害者意识不到，他们眼中的“这点儿小事”，却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在此之前，加害者还有一个特点，即擅长将对方的笑容和暧昧态度，全部理解为对自己的好感，将环境场景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对受害者的那些没有明确地语言化的拒绝信号，加害者是极端迟钝的。在一个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受害者即使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应该是用身体发出了拒绝信号的。看着性骚扰的加害者，我真是想说：“受到惩罚的，就是你的迟钝。”而这一点如果被人指出批评，他们还常常反过来恼怒发火。

不过，对性骚扰加害者的困惑，我也有能够理解之处。他们之所以是惯犯，就是因为“我只是在重复跟以前一样的行为嘛……”从前被容忍的行为，如今不再被原谅，男人们为此而困惑。对此，我们本来没有理由去同情。对，是的，你一点儿也没变，但社会观念已经变了，女性的意识已经变了。迄今为止的女性或许能忍耐的言行，年轻一代已经不再忍了。这还不单是代际间的变化，也与女性的职业意识有关，随着晚婚化和就职率上升，女性不再轻易放弃职场。从前，女性遭遇了不快，或许就默默地离开职场；但现在，她们不再沉默，而是选择举控。

20世纪80年代末，当性骚扰开始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著名政论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曾说“女性进入职场，就好比一个女人**身体闯进男人的澡堂”（パンドラ編，1990），所以，不管遭遇什么都只得忍受。可是，职场既非“男人的澡堂”亦非私人空间。如今，一切职场皆有女性，同时，职业之于女性也已经不可或缺。所以，“妨碍履行职责”的性骚扰，必须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工伤”来处理对待。

性骚扰问题，实质何在？

性骚扰这个问题，实质到底在哪里？性骚扰构成侵犯人权的不法行为，这在法理上已经成立。那么，被侵犯的是什么人权？“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所侵犯的，是在各种人权中被称作“性的自我决定权”的那一种。可是，真的仅仅如此吗？对于性骚扰，“侵犯人权”一语尚无法言尽其中包含的不快之感，这里还有更深的缘由。

女人是什么？就是“非男人”的群体。对于作为主体的男人，作为客体的女人，是为满足男人欲望而存在的群体。所谓女人，就是为激发男人的欲望而存在的**者，因此，她的价值以“看你多能让老子**”来衡量。相反，“不能让老子**的女人（丑女、大妈）一文不值”。女人总是被男人的视线估价。

女人是何时成为女人的？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对少女思春期的开始，下过一个精彩的定义（小倉，2001）。即所谓思春期，与年龄无关，是“从少女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成为男人性欲望对象的时候”开始的。

如果有人要问：“说句‘你好漂亮’，也是性骚扰吗？”我会回答：是的。当男人将各种女性用美丑来比较时，他是将自己置于“估价者”（评判者）一方。赋予女人价值的，是男人；被男人赋予价值的，是女人。也许有人会说：“女人不也在对男人估价吗？”可是，男人对女人的估价，是一种集体行为并且集中在性的价值方面，在这一点上，男性一方掌握了压倒优势。通过这种社会性别的实践，男人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优越的性别地位，由此向“非男人”的群体宣告：“明白你的身份！”

相反，女人什么时候不再是女人了？不再“让男人**”的时候，成了“大妈”的时候。2018年4月20日，当在野党女性议员们向财务省发出抗议时，自民党议员长尾敬在推特上说：“这些女士离被性骚扰远着呢。”这种话语正是性骚扰。因为他表达的观念就是，女人只有能激发自己的性欲望时才有价值，所以他的发言就是社会性别的话语实践。

顺便提一句，所谓性骚扰的受害者年轻漂亮的说法，在现实中是彻头彻尾的神话。事实上，女性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与年龄、容貌、体型无关。残障人设施里患认知障碍的智障女性、养老院里卧床不起的高龄女性，都会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在女人被男人视线估价的社会里，性骚扰咸猪手的目标仅限于“年轻漂亮的女性”的神话，具有反复强化这个男权机制的效果。

本书读者应该很容易理解，这就是厌女症的机制。与强奸行为一样，性骚扰加害者的行为，并非由于性欲，而是由于厌女症。因为，厌女症就是男人将自己与女人区别开来、确认自己为“非女人”的机制。性骚扰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容易掉入的陷阱是，“举控性骚扰的受害，会被认为是在炫耀作为女人的魅力”。与此相反，对性骚扰的举控，男人还有一种抵赖逃脱的手段：“你就当真了吗？也不看看自己长成什么样子！”这些都是常见的男人对女人分离支配的手法。前者是对美人灌输选民意识，后者是对丑女宣布没有性的价值。被分离隔断的受害者，于是相互孤立，保持沉默。可这只是一枚硬币之两面。男人等于是在宣布：女人不是被当作同事、职场人、工作伙伴得到评价的，而只是一种“性价值”的存在。这个社会，甚至让女性发出“我一次也没遇到过咸猪手”的哀叹，让她们必须为自己没有女人的性价值而感到羞耻。性骚扰，将弥漫在这个社会里的厌女症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来。

在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性别不对称的机制之下，制裁性骚扰，仅为一时止痛之计。让人恶心的腐臭，必须从根源上清除。结构性地反复产出性骚扰的父权制体系才是诸恶之源，可推翻父权制非常困难。迄今为止，都是女性在举控性骚扰，但性骚扰本来应该说是“男性问题”，所以，只能由男人来解决。

直到最近，终于出现了与女性为伍的年轻男性，他们说“这是我们男人的问题”。在新宿ALTA大楼前的“#我不再沉默0428”集会中，看到年轻男性手握话筒与女性并肩而立的场景，我被感动了。与三十年前那些对女性的性骚扰举控极尽冷嘲揶揄的男人相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在他们的发言中，也有让我忧虑之处，即“如果受害者是自己的恋人姐妹，你能容忍性骚扰吗”之类的话语。在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中，为了让学员留意不要成为加害者，讲师会让他们想象“如果对方是上司的妻女呢”或者“要是自己的妻女也遇到同样的事呢”。

大家也许会想，这种发言有什么问题吗？其实，问题多多。因为，这种发言的前提就是：女人的性，不仅应由男人保护，而且归属男人所有。“如果对方是上司的妻女”便不敢轻举妄动，这不是在尊重女性的人权，而是畏惧其所有者“上司”的权力。如果因为“被害人是自己的恋人姐妹”而义愤填膺，那也是对没能尽到对自己所属物的监护责任而升起的所谓“男子汉”的愤怒。

迄今为止，女人的性被用作男人之间的交易资源。如果监护失败，男人会感到愤怒屈辱。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与其说是对女性的侵犯，不如说是对（被认为是）女性所属的男性集团的侮辱。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更能激起愤怒。当男人明白自己无力保护女性的时候，他们采取的行动有三种：抛弃、奉献和排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大陆撤回时，曾向苏联士兵“奉献”女性；被美军占领后，对为占领军服务的慰安妇（她们后来被称作Panpan）的做法，则是“奉献”之后再“排斥”。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y），将这种男人称为“保护勒索男”，指“以保护为名，强迫女性依赖自己并限制其行动的男性”。将查尔斯的这种说法介绍过来的，是佐藤文香（上野ほか編，2018）。可以这么说，如果想象力还停留在“假如受害者是自己的妻女”的程度，那证明我们并未走出父权制的领地。

对于“保护勒索男”，女性应有的回应是：我的性我做主，才不稀罕你的保护！回顾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女性主义不是一直在说“我的身体我做主”，一直在主张“性的自我决定权”吗？性的自我决定权，就是女性对父权制性支配的终极拒绝。正因为如此，对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侵犯，就成为社会性别支配的核心。

诸君，勿污晚节！

被誉为全日本对性骚扰问题了解得最为详细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学者牟田和惠，写有一本名著《部长，那不是恋爱，那是性骚扰》（2013）。我被邀请写了书的腰封。在本文结束之际，让我将腰封上的推荐词引用如下。

“本书堪比《家庭医学》，居家必备，每户一册。不，男士人手一册。祝贺亲友晋升，此书乃最佳赠馈。因为老板社长高层中层管理人士，正是实施性骚扰的高危人群。”

权力一旦在手，控制权力的滥用，比起滥用权力，困难得多。

诸君，勿污晚节！

[1]本章与下章均为文库版增订篇目。

[2]伊藤诗织，生于1989年，现为独立记者、纪录片制作人。因实名举控性暴力，成为日本#MeToo运动的代表人物。2015年4月，伊藤向警察提交被害报告，以“准强奸罪”起诉日本著名电视台TBS华盛顿支局局长山口敬之。2016年7月，该案件的刑事诉讼以证据不足为由被判不起诉。之后，2017年9月，伊藤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出版手记《黑箱》。2022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做出的“山口敬之有未经同意的**行为并应赔偿332万日元”的判决得到最终确定。至此，诉讼以伊藤一方获胜告终。

[3]此事发端于2016年2月15日发表在推特上的一则匿名短文，题为《托儿所抽签落选了，日本去死吧》。该文痛陈因保育设施不足导致孩子被托儿所拒绝接收的现状，批判政府支持女性就业措施的不力。此文因在野党民主党议员山尾志樱里在国会用来质疑当时的安倍首相而引人注目，“托儿所落选”一词也成为该年流行语。

[4]横山诺克，原名山田勇（1932—2007），娱乐界笑星，1995年当选为大阪府知事。1999年，因被指在知事连任的选举活动中对女大学生有性骚扰行为而被起诉，在民事诉讼中被判赔偿1100万日元，为迄今为止的性骚扰诉讼中最高的赔偿额。随后，又在刑事诉讼中被判强制猥亵罪，刑期一年六个月。此后横山辞去知事一职，并从娱乐界销声匿迹。

[5]指经过修订（1997年、1999年）后的《均等法》。

[6]落合惠子，出生于1945年，日本作家、播音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