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刘表归西荆州失陷（第3页）

可刘备现在找不到人撒气，也只能拿这个倒霉家伙泄火了。他拔出刀来架在宋忠脖子上，怒骂道：“就算砍下你的脑袋，也不足以泄我心头之愤。滚吧，我刘玄德身为大丈夫，耻于临别之际还要杀人。”

泄完火，刘备就把宋忠轰走了，然后赶紧召集诸葛亮和关羽等人商量对策。

可想而知，众人一听，都是义愤填膺。有人建议，索性攻打襄阳，杀了刘琮，趁势把荆州据为己有。

很显然，这是个馊主意。可陈寿却在《三国志·先主传》里说，这个主意是诸葛亮出的。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固然，“取荆州”是诸葛亮既定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必须拿下荆州，刘备集团才有立足之地。可想取荆州也得看时候吧？眼下曹操的虎狼之师已经近在咫尺，你和刘琮还要窝里斗，那不是便宜了曹操吗？更何况，如果襄阳攻不下来，曹操大军又至，岂不是腹背受敌，死得更快？退一步说，即便拿下了襄阳，就能保得住荆州吗？倘若单凭刘备的力量就能对抗曹操，那诸葛亮又何必在“隆中对”里着重提出“联吴抗曹”的战略？

可见，说这个主意是诸葛亮出的，显然不太合理，所以陈寿的这一记载不足采信。

至于这个主意到底是谁出的，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它当场就被刘备否决了。不过，刘备否决的理由，却比我们这里说得冠冕堂皇得多。

刘备的理由是：“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翻译成白话就是：刘表临终前把刘琮托付给了我，如果我乘人之危把荆州据为己有，那就是背信弃义、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是我不愿做的；假如这么做了，那我死后有何颜面去见刘表？

刘备此言，引出了一桩“刘表托孤（托国）”的悬案。之所以称为“悬案”，是因为刘表究竟有没有把刘琮或荆州托付给刘备，实属真假难辨，在历史上并无确论。

关于此事，裴松之在《三国志·先主传》的注里引用了三本书，罗列了三种不同说法。

上面刘备这段话，出自晋人孔衍所著的《汉魏春秋》。此外，还有时人王粲的《英雄记》和王沈的《魏书》两种说法。

《英雄记》的记载最简单，只有一句话：“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意思是刘表病重期间，专门给朝廷上表，推荐刘备任荆州刺史，这就是无条件地把荆州让给刘备了。

《魏书》的记载则比较详细。

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刘表病重时，把荆州托付给了刘备，说：“我的儿子没有才干，得力将领又很少，我死以后，你就统领荆州吧。”刘备答：“将军的几个儿子都很贤能，您还是安心养病吧。”有人劝刘备照刘表说的做，刘备说：“刘表待我不薄，我若这么做，世人会骂我无情，我自己也不忍心。”

综观三种说法，分别是让位、托国、托孤。

前两个说法大同小异，都是把荆州交给刘备，只是前一个说法简单粗暴，后一个说法写得较为详细，增加了具体的对话，也给出了托国的理由，但二者同样不合常理，所以不足采信。

原因很简单：刘表一直在猜忌和防范刘备，怎么可能临死前突然把荆州交给他？倘若如此，那他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刘表难道不担心，到时候两个儿子会跟刘备爆发权力冲突吗？还有蒯越、蔡瑁这些人物，在荆州可谓根深势大，实力都不可小觑，刘表凭什么说“诸将零落”？这显然违背事实。像蒯越、蔡瑁这样的实力派，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荆州落入刘备之手而无动于衷？假如刘表真的这么做，那无异于亲手给荆州埋下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也无异于让两个儿子以及蒯越、蔡瑁等人跟刘备混战血拼。这既不是一个父亲应有的做法，也完全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会干的事。

事实上，裴松之在引用了这两种说法后，也特意下了一段按语，对其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原话是：“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

大意就是，裴松之认为，刘表和妻子蔡氏向来宠爱刘琮，废嫡立庶是他们很久以来就计划好的，没有理由在临终前把荆州交给刘备，可见这两种说法是不对的。

既然刘表不可能让位或托国给刘备，那么最后一种说法，即《汉魏春秋》所言的托孤，又是否可信呢？

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理由有二。

首先，自己的儿子几斤几两，刘表心里最清楚，把这份偌大的家业交给刘琮，他肯定是不放心的。所以，临终前找一个相对可靠的人来辅佐，就是合情合理之事。唯一的问题是：刘表不是一直不信任刘备吗，为何又要托孤？

不信任是肯定的，但是要利用他也是肯定的。前文说过，刘表对刘备的态度，向来是既防范又利用。对刘表和荆州而言，刘备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抵挡曹操。所以刘表临终前对刘备的嘱托，重点很可能就在于此。

其次，按《汉魏春秋》的记载来看，所谓刘表托孤之事，是刘备自己说的。倘若刘表只是嘱托他加强军备、抵御曹操，这当然也是在辅佐刘琮，却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周公、霍光那种“辅政”意义上的“托孤”，更不等于赋予刘备“顾命大臣”的权力。此外，刘表可以把抵御曹操的事交给刘备，当然更有必要把其他重要的政务交给蔡瑁、蒯越等心腹。换句话说，刘表临终前一定要有所托付的话，首先肯定是找蔡瑁、蒯越等人，其次才是找刘备，只是前者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而已。

综上，我们的结论就是：刘表临终前对刘备有所嘱托，这点应该是可信的，但刘备自己在转述此事时，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将其粉饰成了意义重大的“托孤”，从而美化自己的人设，并借此表示自己不是那种背信弃义、乘人之危的人，如此便进一步完善了自己重情重义的道德形象。

如果刘备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高尚，那么几年以后，他就不会在受刘璋重托的前提下，悍然背弃约定，从人家手中夺取益州了。

当然，作此结论并不是说刘备就是一个伪君子，只是想表明：人是复杂的，搞政治的人就更复杂了，用“高尚卑鄙”“真诚虚伪”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去简单地概括和评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成熟的。

无论一个政治人物做什么，最根本、最重要的考量，永远都是“利害”，而不是“是非”。刘备当然也不例外。这不是道不道德的问题，而是道德考量在残酷的政治博弈和军事斗争中并不适用。

因此，当有人建议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攻打刘琮、夺取荆州时，刘备之所以否决，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担心对不起刘表（道德因素），而是自知打不过曹操（现实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