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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客家民系是最晚形成的中国七大民系之一，时间大概在南宋至明朝中期。也就是说，其他民系早在他们迁徙的地区安居乐业了，客家民系还在迁徙途中，他们的根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客家的南迁时间持续了1000多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客家民系。客家民系目前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湖南、海南、贵州、陕西，以及港澳台等地区的250多个县、市，其中纯客家县、市40多个，非纯客家县、市200多个，并分布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毛里求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秘鲁等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人口约8000万，影响全球。客家民系最集中的地区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交界的三角地区，人口有1300多万，这个三角地区的客家人形成了客家大本营。随着时间流逝，因为北返无望，他们慢慢地“不思旧故，日久他乡即故乡”，而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了。这些移民虽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的地区，却是同根同种，自然也同甘苦共患难。所谓“亲不亲，故乡人”，再加上与当地原住民的交流与融合，慢慢地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客家话，从而产生了共同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心理。客家民系就这样形成了。

深圳客家文化学者杨宏海认为，深圳客家已经是“滨海客家”，不同于历史上的“山地客家”。当年来到深圳的客家人，出山入海，生存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客家移民因地制宜，积极从事种植、捕鱼、养殖、采石、商贸等行业，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创造了深圳曾经拥有的一个历史辉煌时期，形成了具有“滨海”特色的深圳客家文化。

由于受海洋文化影响，深圳客家人很早就具有开放意识，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深圳毗邻香港（历史上同属新安县），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最早进入的地区。当年的瑞士基督教巴色差会派员来到内陆省份传教办学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和当地政府的驱逐，唯有客家地区有所例外。1848年，巴色差会在深圳沙头角办起第一间客语小学，率先向客家人输入西式教育模式，比1905年清朝宣布取消科举改办西式教育提早了半个世纪。1855年，在深圳客家人协助下，巴色差会派遣牧师顺利进入新安县布吉圩李朗村，揭开了在此传教办学的序幕。1864年，李朗村建立起存真学院，成为深圳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891年，巴色差会在龙华浪口开办的“虔贞女校”成为新安及香港远近闻名的学校。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现存上千张当年传教士留下的照片。

近代以来，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历史转折关口，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如赖恩爵面对英国侵略者奋起还击，在九龙海战中打赢鸦片战争的前哨战；郑士良在孙中山领导下打响辛亥革命前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曾生领导以客家人为主体的东江纵队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烽火；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蛇口首先扛起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旗；南岭村村民弘扬客家人勤劳刻苦、崇宗报本的精神，不忘传统，艰苦创业，村干部及其家属带头劳动致富，鼓励年轻人积极向上，成为勇立改革潮头的“深圳客家第一村”，并且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口号。

伴随客家先民艰苦垦拓、开基立业建起的一座座客家围屋，成为深圳客家文化的生动缩影。据统计，深圳的龙岗、坪山、坪地、坑梓等地现存客家围屋100多座，以罗氏鹤湖新居、曾氏大万世居、黄氏新乔世居为代表。其中位于龙岗的鹤湖新居，由来自梅州兴宁的开基祖罗瑞凤始建于清代乾隆中期，是我国目前所见为数不多的大型客家围屋建筑。2016年3月，由美国某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寻找外祖父》，记录了一位拥有14客家血统的非裔女子罗笑娜，历经波折探访，最终找到外祖父的根脉所在——深圳龙岗罗氏祖屋鹤湖新居。此纪录片在美国、加拿大、牙买加及国内播出后引起轰动，激发了更多海外客家后裔寻根认祖的热情。鹤湖新居建筑的设计由内外两“围”环套而成。总体上是客家围屋布局，但其内部却是广府民居的式样，独立成套，私密性较强。这是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在深圳水乳交融的一个生动案例。

深圳客家人靠山面海，在垦殖创业的过程中，与本地广府人和疍家人交融相处，善于吸收不同族群的文化。如沙头角吴氏客家人来自梅州大埔，他们在下海划船打鱼的过程中，将原乡的“鲤鱼灯舞”进行加工，创造出鱼灯舞这一滨海游艺民俗，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鹏镇赖氏客家人与南迁大鹏所城的“北方军人”混杂相处，形成独特的“大鹏话”，创造出追念英烈的“大鹏清醮”习俗。深圳客家传统美食如“客家盆菜宴”既保留了山地客家的特色，又吸纳了海洋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具有“山风海韵”的深圳客家民俗文化。1991年海天出版社编印出版《深圳民间歌谣》，其中客家山歌就占了90%的篇幅。深圳山歌大多与梅州山歌相似，但也有本地特色。如地处山区的梅州山歌比较高昂激越，而地处滨海的深圳山歌则比较舒缓平和，唱腔起伏流转。因为深圳是著名的侨乡，许多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往往吟唱家乡歌谣来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有些还以外国词语入歌。如反映华侨回乡娶亲的《带新郎新娘入洞房》唱道：“今晚脚踏新娘间，一句唐来一句番。今晚新郎新娘verygood，明日转过艾斯湾。”客家人喜欢象征祥瑞太平的麒麟，麒麟舞也是深圳客家的游艺民俗。沙头角中英街每年祭祀天后娘娘，既跳客家的“麒麟舞”，又邀请疍家人的“水上迎亲舞”一同表演，吸引深圳与香港两地居民参加。而盐田渔民举行婚礼，既表演“水上迎亲舞”，又融入客家山歌演唱。

客家移民文化为建立特区后的新客家移民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潮汕人：早就在深圳河对岸安营扎寨，是最坚决的深圳投奔者

潮汕人是不是比客家人更早来到广东，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一点很明确：客家人是通过“山路”进入岭南的，而潮汕人是通过“海路”来到广东的，潮汕人因为在粤东的潮汕平原繁衍生息，故此被称为潮汕人。

粤东地区的汉族移民，大致可分为福佬人和客家人两个支系。福佬人占据平原，客家人在山区居住。两个支系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语言：福佬人讲闽南语系的潮汕话，客家人讲客家话。从移民潮汕的播迁路线来看，福佬人从福建南部沿海迁入，客家人则从江西由山脉向闽粤山地逐渐分布。从迁移地理来看，福佬从海线来，可称为海系；客家随山脉而迁，称为陆系。按传统的说法，莆田是福佬人发轫之地，宁化则是客家人的摇篮。

必须说明的是，福佬人和客家人都是源自中原汉人。福佬人，也称河洛人，源于中原，是迁徙到闽南和潮汕地区的中原移民后裔。潮汕人属于福佬民系，其形成与从福建进入的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福建历来地狭人众，而广东的潮汕地区与其只有一岭之隔，是福建移民迁入的第一站。

一般认为，历史上的西晋永嘉之乱（311年）、唐朝安史之乱（755—763年）和北宋靖康之乱（1126—1127年）是促成潮汕人祖先从中原一路南迁的三个重要时点。

迁徙的主要路线是从中原迁至江南，再入闽越，约在宋元年间大量迁入潮汕，最后在省尾国角的潮汕定居下来，繁衍至今。中原移民与南越土著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不断融合同化，即成为现今的潮汕人。

中原汉人开始南迁进入潮汕，始自秦汉时期，但仅是零星迁入。直至唐代，潮汕地区仍是蛮荒之地，多瘴气，江河多鳄鱼，山上老虎出没。宋代之后，中原汉族移民才开始较大规模地迁入潮汕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南宋末年，十几万闽南的莆田人集体移民到潮汕地区。

潮汕先民迁徙的形式是“举室南迁”，即以姓氏为代表的整个家族集体迁徙。现在潮汕许多乡村都是同一姓氏的乡村，许多祠堂都是同一姓氏的祠堂，众多族谱的记载，都表明潮汕先民的迁徙主要是整个家族的集体迁徙。

志书上也多有记载，如《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明确指出南迁先民是中原士族，是以姓氏为代表的整个家族集体迁徙的。

潮汕地区三面背山，一面向海。境内虽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历来地少人多，人均可耕地不到三分田，这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故潮汕人有“种田如绣花”的说法。他们不仅在农业上精耕细作，在手工业上也精雕细琢，在商业上更是精打细算，极善经营，闻名海内外，故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和潮商曾闻名天下，而且晋商和徽商的名头显然要比潮商显赫，山西人开的“票号”左右了大清朝200余年的金融市场，连慈禧太后也向晋商伸手借过银子。财大气粗的晋商衣锦还乡，极尽奢华地建宅子，直到今天还留下了诸多山西“大院”。只是现代晋商和徽商都偃旗息鼓，而潮商旗帜依然树立。这与晋商和徽商本质上都是官商，唯有潮商走市场之路不无关系。作为官商，晋商和徽商依附于朝廷经营盐、米、茶叶等生活必需品，或者开票号，一旦进入这些垄断经营行当，伴随而来的便是巨额利润。然而晋商和徽商一旦失去依附，他们的好运也随之完结。潮商坚持走比较单纯的从商之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能一直走到今天。

潮汕人分布在广东东南沿海，生活无不资养于海洋。耕海、冒险、海神崇拜等海洋文化至为发达，是潮汕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唐宋时期，潮州渔民已在深海渔场作业，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渔场之一。北宋就有印尼的商船到潮州进行贸易。明清时期，潮汕地区已有发达的海洋性商业贸易活动。即使在清初海禁时期，潮汕商人还是偷偷进行海外贸易。“潮州帮”商人集团与“广州帮”一样，远涉鲸波，逐海洋之利。鸦片战争之后，汕头开埠，潮汕人到海外谋生者比比皆是，因此潮州八邑成为和江门五邑齐名的重要侨乡。潮人拥有精明头脑和拼搏精神，再加上南洋这些国家当时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喜好抱团的潮人生意便越做越大。如今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泰国，许多大商人的祖籍都在潮汕。

由于潮汕人中的精英分子更多地选择外出营商，导致本土人才匮乏，当地公共服务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潮汕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如人意。历史上的韩江时代，潮州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近代海运时代，汕头取代潮州成为潮汕地区的商业中心，电影《红牡丹》关于香港的镜头就曾在汕头老街取景，那时的汕头时髦地号称“小上海”。历史上，海外潮汕人最密集的地区是泰国，泰国米其实是潮汕人在泰国种的米，泰国的首都曼谷到处都是潮汕人，潮汕人据说还做过泰国的国王。香港崛起后，潮商云集，香港13以上的上市公司是潮商背景的，李嘉诚是击败上海商人、英美商人的香港潮商的代表。

可以说，在深圳改革开放前夕，潮汕人虽然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深圳，但是已经在海外布好局，在深圳河对岸安好营、扎好寨了。等到1979年，深圳开埠建市，广府人还在以广州为傲，不是太愿意离开广州；客家人还在忙着“逃港”，离开深圳与坚守深圳的人，各有理由；只有潮汕人，距离深圳只有半天、一天的路程，义无反顾地来到深圳，成为广东三大民系中最坚决的深圳投奔者。深圳是海外潮汕人回内地投资的首选地，深圳也是外出打拼的潮汕人创业的第一站。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就是潮汕人，他在海外华侨中招商引资，其中响应最多的就是潮汕华侨。深圳特区001号外商就是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潮籍商人谢国民。还有深圳第一家外资银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潮商庄世平，更不用说深圳世界级集装箱码头盐田港的投资者、潮商李嘉诚。吴南生还动员了数以万计的潮汕人来深圳拓荒搞建设，其中就有后来的深圳南山海岸城董事长李茂水、深圳创世纪转基因公司董事长吴开松、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卓佳地产董事长卓振波、茂业集团董事长黄茂如……40年来，潮商战绩最辉煌的城市就是深圳。

（1）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2）摘自黄开林《寻访深圳早期移民“水流柴”》。

（3）叶国泉、罗康宁：《粤语源流考》，《语言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