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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记载深圳移民历史的是宋沈怀远的《南越志》：“宝安县东有参里，县人黄舒者，以孝闻于越，华夷慕之如曾子之所为，故改其居曰参里也。”黄舒字展公，东晋江夏人，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随其父自江夏迁居东官郡宝安县。

明崇祯《东莞县志》最先为黄舒立传，清康熙《东莞县志》几乎一字不差照录。全文如下：“晋黄舒，事亲至孝，家贫力业，以供修瀡。侍膳极恭，盛暑未尝解冠带，亲所颐指，虽千里外往焉，曾无难色。父卒，皇皇如欲无生，躬负土为坟，庐于其侧，深野无人，豺狼左右号，而舒安之。每寒夜哭，声出林薄，随悲风远闻，人为泣下。郄酒肉弗御，日进淖糜一盂。久之，形容枯槁，人劝其还，哭而弗答。居母丧，亦如之。间巷皆谓舒生养殁哀，今之曾参也。有司奏旌其门，因名其曰参里，傍有山亦称参里山。宋沈怀远《南越志》载舒事，谓不让古人云。”

黄舒死后就葬在今天深圳的沙井。清嘉庆《新安县志》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晋孝子黄舒墓在大田乡猪母冈。”黄舒墓坐南面北，仿佛凝望着北方的故乡，墓前的街名叫大田路，墓碑为花岗岩质地，官印碑顶，碑额处浮雕云纹图案，碑文的字迹有些模糊，“晋钦赐孝子乡贤始祖考参里黄公之墓”十六字依稀可辨。此墓被列为深圳市宝安区区级文化保护单位。

黄舒父子迁入时，宝安居民的语言应该主要是粤语，此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朝海禁复界后才改变。这从深圳的“圳”字可以佐证。“圳”字不是客家话，而是广府“白话”，是“田边水沟”的意思，“深圳”就是“田边的深水沟”。“深圳”地名始见史籍于明永乐八年（1410年），结合史实推断，“深圳”一名出现的时间要比史籍记载的更早，因为一个地名一定是先在民间发展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后，才会被官方史籍收录其中，如此推理深圳这名字至少在元代以前就已出现。这离清初的迁海复界至少还有300年。

深圳墟是典型的广府墟镇，被黄贝岭、湖贝村、赤勘村（今蔡屋围）、罗湖村（20世纪80年代初拆除，在现今的建设路一带）、向西村和南塘村等广府围村四面合围，因而有着浓浓的广府特色。其中鸭仔街就是广府味浓郁的街名，鸭子粤语叫“鸭仔”，客家话叫“鸭麻”，这是一个广府特色街名。街上很多女性佩戴有别于凉帽的广府圆形斗笠，这是一种沿海地区十分普遍的斗笠。以前整个深圳墟东门地区遍布广府骑楼和广式建筑，如广府岭南建筑风格的思月书院和风貌街等。湖贝建村于明代，三纵八横，为典型的广府建筑格局。湖贝村内随处可见的雕花屋檐是“灰雕”，显现出昔日广府建筑的荣光。

深圳本土方言为粤语莞宝话和粤语南头话。莞宝粤语分布在东莞、深圳（宝安）和香港新界一带，以东莞话和围头话为代表。东莞话分布在广东东莞市，以莞城话为代表。宝安方言分为围头话、南头话等。其中，围头话因遍布深圳的围村（村围）而得名。所谓“村围”专指深圳、东莞和香港地区一带讲广州话的广府民系居民所创造使用的围合式住居建筑组群，本地人一般将其称为“村围”，而命名时常使用“围”，如深圳“蔡屋围”、香港“积存围”、宝安松岗上山门村围等。带围字的均为广府本地人建立的村落。

围头话是香港新界和深圳原居民的方言，属粤语莞宝片，接近东莞话，与广州话大致相通。说莞宝粤语的是围头人，围头人即“本地人”，是最早来到深圳和香港的人。莞宝粤语分布特点为：该地区主要是沿珠江口东岸的肥沃河海平地和香港连接的陆地交通要道，包括原宝安县老市区（旧罗湖墟）、旧城（新安故城）以及北至广州、南往香港的交通要道。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本地区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和经济活跃地带，与广州交往甚为密切。

深圳粤语还包括珠江口沿江东岸的渔民话、大鹏半岛的大鹏话、原县城的南头话。因渔民上岸围垦滩涂进行养殖而又被称为基围人，其语言称基围话，渔民祖先来自南海番禺顺德，因此其语言带有“南番顺”特色。大鹏话分布在大鹏半岛和南澳平湖的大部分乡村。南头话的使用区域以南头城为中心延至周边一带。另外还有船家话（疍家话），船家话普遍流通于广东、广西地区江河湖海的水上人家。另外，旧县城南头讲广府白话和南头话，新县城深圳镇（今东门一带）讲带围头口音的粤语广州话。

客家人：从嘉应山区到深圳滨海，“迁海复界”后深圳的新族群

广东的广府人和客家人有时会打口水仗，争论谁来广东更早。

有人认为，秦始皇“南征百越”时，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75千米），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南戍五岭”的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成为首批客家人。这个说法，可谓是广府人、客家人的“同源说”，谁也不比谁更早。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秦始皇为了建造阿房宫，驱赶数万中原“木客”往赣南兴国伐木，没累死的后来就留在了当地，认为这可能是赣南客家最早的先民。

事实上，即使上述两种说法都成立，也无法否认秦汉以来的岭南开发是从西北向东南发展的。广东经济和人口分布的重心，首先是在粤北山区及西江流域。人口分布的这种特征与北方汉人南迁广东两条路线有关：一是由湘桂走廊下西江，在高要、罗定等地定居，有的更南达雷州半岛；二是经摺岭的隘口顺连江而下到达连县、阳山等粤北一带，形成秦汉时期广东的人口分布以粤北山地人口最多，西江流域次之，粤东山地及滨海低地人口最少的态势。

到唐代前后，“梅岭古道”成为北方“流人”迁徙到岭南的主要通道，以至于粤北北江的“珠玑巷”成为中原移民的集散地。珠玑巷这一名称的得来与唐敬宗的珠玑赏赐有关，珠玑巷在唐代之前还叫“敬宗巷”。因有巷内族人张兴七世同堂，唐帝李湛闻听后，赏赐给他们家族珠玑绦环，不久李湛驾崩被赐庙号唐敬宗，“敬宗巷”为避讳改名珠玑巷，沿用至今。在唐代得名的珠玑巷成为后来许多广府人的寻祖地，说明珠玑巷在唐代以后若干时期，依然是北方移民南下广东的主通道。

隋大业五年（609年），今广东境内人口为65。9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99人。人口分布以西江流域为最密，信安郡（今高要）人户密度每平方千米超过2户，永熙郡（今罗定）每平方千米1。6~2。0户，广东南路和连江流域每平方千米有1。1~1。5户，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千米0。5~1。0户，粤东每平方千米0。5户以下。

唐代的广州已发展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和外贸口岸。天宝元年（742年），广东有93。6万人，比隋代增加了38。6%，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唐代人口的分布，韶关、连州人口密度大增，居全省首位，平均每平方千米达4。7户。西江流域采矿业得到发展，人口稠密。粤西高州至两阳一带人口密度亦迅增，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人口仍稀少。

唐末的黄巢起义是个转折点。879年，黄巢攻占广州，为报复此前广州军民的顽强抵抗，遂下令屠城。在这场大浩劫中，被杀的人数之多无法计算，据中世纪阿拉伯商人写的旅行记《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仅仅是死于屠刀下的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便多达12万人！而10世纪阿拉伯学者马素第的《黄金草原》一书，则称遇难的外国人数量是20万人！不管这两组数据是否有夸大的成分，死于黄巢屠刀下的平民数量巨多确是不争的事实。

黄巢起义打破了广东经济和人口西北重、东南轻的格局。广州遭到屠城的同时，大批中原汉人不堪战乱，南下迁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5000人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这些新迁入户被称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客户占广东总人户的39%之多。

“客户”就是客家人。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现广东境内有239。5万人。南宋末期，广东的人口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宋代广东人口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已成长为又一个人口稠密区。沿海各州府人口数量和密度迅速增加，人口分布的重心南移。在唐代地广人稀的循、梅二州，至宋由于客户的移入，开发土地，人口繁衍，人户密度已追上西江一带。粤东人口密度首次超过粤西。

元代人口分布的特点是沿海人口迅速增加。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取代粤北成为广东人口分布的重心，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地方。

明初由于采取了奖励垦荒等有利生产的政策，使耕地面积大增。番薯传入使难以种植水稻的丘陵、台地得以种粮，粮产有显著增长。明代珠江三角洲的制糖、铸铁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对外贸易也比元代繁荣。珠江三角洲已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进一步吸引内地人口南迁，广州府人口居全省首位。韩江三角洲经过数百年开发，已渐富庶，吸引了大批闽人进入。故明朝后期潮州府人口大增，每平方千米达30~40人。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仅占全省面积的8%，却集中了40%以上的人口。而韶关、连州地区从明代开始，开发进程缓慢，人口开始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