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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为文人造个海01（第1页）

第13章为文人造个海01

邓小平曾说，深圳的主要经验就是“敢闯”。深圳最能体现敢闯精神的有两个“第一槌”：一是广为人知的土地拍卖第一槌，敲开了中国大步迈向经济市场化道路的大门；二是鲜为人知的文稿拍卖第一槌，开了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先河。

中国精神产品市场化的第一篇宣言

1993年年初，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京生向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提出，要筹划首届全国文稿拍卖活动。杨广慧听了，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就让杂志社准备一个书面报告。

1993年3月份，深圳青年杂志社向深圳团市委、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委宣传部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报告说：在全国一片“下海潮”的冲击下，一大批“文化精英”们也被搅得坐立不安。弃笔从商，极不情愿；继续爬格子，甚至连一个打字员的收入都赶不上。贫穷、困惑、无奈，已成为当今中国大多数文人的生活写照。文化市场的发育，亟须注射一针强有力的“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文稿竞拍，把竞争机制引进文化市场，让文化作品成为最有价值也最具大众化的消费品，使中国文人的创造价值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得到升值。

深圳市有关领导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当时的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批示“是一项有意义的实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厉有为的批示是“组织好，策划好，可一试”；市委副书记林祖基批示“这也是一项改革，此事有助于将文艺作品推向市场”。杨广慧也批了字，大概是“此举很有意义，实际上是率先开辟了文稿市场，既发展了市场体系，又使‘文人们’大受鼓舞”。（1）

为了把这个活动搞好，市委决定由杨广慧担任首次文稿竞价组委会的总监督，王京生任组委会主任。

1993年7月，《深圳青年》刊登了一篇卷首语：《为文人造个海》。这实际上是首次文稿竞价活动的宣言。文章呼吁：“建立起一个市场，一个公平地体现出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的市场，让文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富起来；让智慧仗着文人的经济腰杆流通起来。”“攥住了经济的杠杆，就能提升起文化和文化人的命运；攥住了知识产权的杠杆，就能提升起优秀文稿的地位和价值。”“优稿优酬，也许惊世骇俗，其实顺理成章。在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时代，我们不能让已有的金子湮没在沙砾之中。”

卷首语写得充满**：“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响，将声透五千年，响动三万里，文人‘言义不言利’的藩篱被一槌洞开。这第一声槌响，让文人能够伏身潜心于格子，又能从格子上浩浩然站起来。”

杨广慧认为，这是中国精神产品市场化的第一篇宣言，铿锵有力，或者说是文化产业化的第一次实操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最精彩的策划”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亚兵就专文介绍过深圳著名的“两槌”：物质文明建设上，有1987年土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槌；精神文明建设上，有1993年文稿拍卖第一槌。有人评价说：文稿拍卖“是国内30年来最精彩的策划案例之一”。深圳人策划文稿拍卖，是让知识体现价值的一次尝试，是维护文人尊严的行动。拍卖的木槌敲开了文人潜在价值的泉眼，流出了知识产权财富的汩汩清流。

文稿拍卖的最初创意来自深圳青年杂志社一个叫王星的普通编辑、记者，他是在工作中被逼得没办法，才想出了这个“歪点子”。

20世纪90年代是个“经商狂热”的年代，中国陷入了全民经商的热潮之中。在深圳尤其能强烈地感觉到经商热那种灼灼逼人的热度。王星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当时是深圳青年杂志社的编辑兼记者。《深圳青年》当时是一本著名刊物，以其观点犀利、内容新鲜、语言生动活泼为读者所喜欢。当时杂志的销量非常高。杂志社记者太少，光靠自己的队伍写稿远远不够，需要约稿。但是王星发现约稿很难，他感觉深圳的文人对写作不太感兴趣，大家都投入到倒卖BP机等生意中去了。约不到好稿是他当时最感头痛的事情。如果稿件质量不高，他这个编辑的日子就不好过。社长兼总编的王京生同志严把杂志质量标准，要求每一期杂志都几近完美。

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往往就会有好创意出现。一天晚上，王星来到啤酒屋与几个朋友喝啤酒，瞎聊天吹大牛。大家一方面为深圳的经济繁荣而兴奋激动，另一方面又为文人身价不断贬值而苦恼。有人说，文稿为什么就不能像电子产品被别人抢着买呢？这句话像火花一样在王星脑中燃烧起来。他突然想到，能不能用一种市场的方法推荐和选择文稿呢？第二天宿醉未醒，王星爬起来开始起草文稿拍卖活动策划案。文案写好后，他感到十分兴奋，立刻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一溜烟直奔杂志社，找社长谈了自己的创意方案。

得到社长的肯定后，王星马不停蹄，骑着摩托车来找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邓康延。王星请他起草文稿拍卖活动的《宣言》。这就是后来由王京生、邓康延、王星署名的《为文人造个海》，以卷首语的形式在1993年7月号的《深圳青年》上刊发。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那时的深圳，为一个普通记者的奇想提供了萌发和生长的土壤。

王星为自己想到文稿拍卖这个点子激动不已，他首先是把它确定为一个商业行为。拍卖成交的佣金、企业对活动的赞助、延伸开发常规的文稿交易佣金、无形资产的收益……王星梳理出一系列的商业机会点。

他将自己的想法向深圳青年杂志社的社长王京生汇报，这位从团中央派到深圳的团干部立刻看到了其想法中所蕴含的历史性意义，同意以杂志社作为主办单位，并为这项活动赋予了挑战观念、突破传统的高尚文化意义，但是依然要求王星独自承担活动的运作经费，并承担可能出现的运营风险。

为了这次活动，王星差点将自己的住房和身家性命押上，他做好了挑战与牺牲的准备。文稿竞价策划最难的应该是项目的审批立项。由下而上层层报批，越级批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王星采取的是一种变通的方式，即政府支持、民间运作，通过政策加关系变通立项。

在北京期间，王星拜会了文坛泰斗冰心老人，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著名诗人艾青，他们对这个活动均表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坚定了王星的信心。紧接着，他广泛接触和拜会北京的其他作家以及文艺评论家、学者和出版界人士。所到之处，作家、学者们无不为他惊人的想法叫绝，他们被王星充满**的演讲所感染，他们知道，深圳是操作这个活动最理想的地方。

除北京之外，王星又去了南京、上海、杭州，他与江浙作家沙叶新、叶永烈、黄蓓佳、苏童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同样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最离奇的是，他说服了刘晓庆参与文稿拍卖。

在首届文稿拍卖中大出风头的刘晓庆的作品，只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在现场就拍出了17万元的高价，事后又追加到了108万元的天价。以这个标题作为副标题的书最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书名是《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刘晓庆在这本书开头的“缘起”一章中介绍了自己参与到首届文稿拍卖活动中的缘由——

我是一个幸运者。在过去，抱着近乎感激的心情我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十好几年的青春。奋斗，成功，焦虑，恐惧，充斥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直到一天惊回首，已过去了30多个岁月。想想自己的年华去了哪里？最灿烂的20岁到30岁干了些什么？想不出来。模糊中觉得大概都是在纷乱的拍摄现场，黑暗而憋闷的摄影棚录音棚里消磨掉了。剩下的是什么？是那空洞、抽象，看起来光芒四射实质却残酷冷漠的四个字：电影明星。

一直以来，我认为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而不是一桩事业。虽然我热爱电影，为它付出了最美好的年华并且得到巨大的回报。我得了六次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还有所有官选民选最佳女演员第一名；无论是我写的书我做的事我唱的歌我拍的电影还是我谈的恋爱我打的官司，都热闹非凡并且轰动一时；我想演什么角色就能演什么角色，想找到最好的合作者就能有最好的合作者，从而心想事成游弋在艺术的自由王国，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一切都随着电影明星这个头衔成几何级数地膨胀，而我的工资却不能增多。我可怜的每个月50元人民币的报酬和我一起同强大的社会做长期、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荒唐可笑的螳臂当车。

当巨大的社会车轮风驰电掣般开过，并轻而易举淹没了我声嘶力竭的呐喊之后，我突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了深深的沮丧。

我在愤怒与悲哀之中翻滚、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