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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大芬丽莎的微笑（第1页）

第12章“大芬丽莎”的微笑

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如果说，深圳也已经开始形成“深派文化”的雏形，那么“大家乐”就代表着深派文化的“根”和“范”，而大芬油画就代表着深派文化的产业支撑和生长方式。埃斯库罗斯说过，“艺术”的力量远比“需要”弱小。深派文化艺术正是在市场需求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的。

油画起源于西方，但在深圳这个以金融、电子产业闻名的城市里，却有一个占地仅0。4平方千米的小村庄，聚集了1200多家画廊与店铺，8000多名画工和画师，20000名油画从业人员，向外输出的油画作品，总产值一度占据全球商业油画市场产业的70%。这个小村庄，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大芬油画村”。自1989年设立第一家油画工厂开始，大芬村便开启了长达30年的油画批量生产之旅，曾被誉为“世界油画工厂”。

从一个宁静的小村庄，到全球最大的商品油画集散地，这一切都源于30年前一名叫黄江的画商的无意之举。

黄江：艺术工厂老板

黄江是广东四会人。母亲是教师，喜欢画画，这让黄江从小对绘画产生了兴趣，中学时他多次参加绘画比赛。1970年，他游过深圳河跑到香港，做过服务生、装修工、修理工。直到1974年从一个朋友那儿看到行画的商机，才扎下心做这一行。行画起源于欧洲。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行画订单，之后又传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在香港，人们习惯称之为“韩画”，流传到内地之后，则被称为“行画”。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约有300人从事这一行业。1975年，黄江在香港弥敦道恒丰中心租房子开办画室。1978年，他又在澳门开了一间画室。他一直是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规模不大，在香港行画界也没什么影响。1983年，黄江和合作伙伴到了人工、租金更便宜的福建晋江合伙开油画厂。他们成为第一批把行画引入中国内地的人。

1987年，黄江跑到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工厂。600多平方米的工厂招揽了60多名画工，临摹各种世界名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油画工厂。此时，越来越多的香港画商出于成本考虑，开始在福建莆田和广东广州、深圳等地开办油画厂，行画产业在中国内地落地生根。

两年之后，周边地价飞涨，房东通知黄江，月租金从2000元涨到6000多元。合伙人对工厂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他不能忍受，决定出走单干。

黄江开始在特区外的布吉镇一带找落脚地。“最好租金便宜，画工还要最少地受到外界干扰。”黄江这么想。

他走到了大芬村。

一条小河绕着大芬村，流水潺潺，岸边一侧是农田，有牛在河堤上吃草，另一侧是低矮的民房，黄鸡在巷子里觅食，鸭子在空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整个村子不到300口人。黄江感觉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

他决定留下来。

1989年10月，黄江租了大芬村村长洪必龙位于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250平方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

黄江把商品油画产业带进了这个经济落后的村庄。他组建了一个20多个人的油画工作室，画工是从广州、东莞、晋江等地招来的，不少是他过去的徒弟。

黄江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拿到大芬村给画工们画。那时候，商业油画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竞争少，订单增长快。

黄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大芬村的画工也越来越多。不少绘画爱好者和美术学院毕业生听说黄江找人画油画，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芬村，这些人中包括画家刘文全、邓佳杰。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芬村聚集了几百名画工。画笔、画布、颜料等周边配套产业陆续进村。由于画工聚集，租金便宜，散居深圳各地的部分画商不断搬进大芬村。

黄江从未料到他的一次无奈之举，改变了自己，改变了一座村庄，改变了若干喜欢画画的人的人生，更改变了商业油画的市场生态。大芬村成为世界商业油画领域的重要标签，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油画村第一人”。

黄江本人曾对《深圳侨报》的记者说，自己对大芬村是“一见钟情”：“我第一次见到的大芬村，（它）就是山坳坳里一个僻静的旧村落。在别人眼里是环境差、位置偏的穷乡僻壤，在我眼里却是办画厂的最佳选址，我第一眼就相中了它。”

0。4平方千米的山坳坳里，随处可见芦苇丛，路也都是踩出来的沙土路。村里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就是三轮车，车一过尘土飞扬。村里的房子也破破烂烂的，有几栋新建的楼房稍微好一点，最高的一栋也才4层楼。全村300多人，每家一年的收入就百余元，有台黑白电视机便算是村里的富裕人家了，但当时原特区内，彩电已经很流行了……

黄江说他第一次见到大芬村的时候并不是他第一次到深圳。黄江从小在广州长大，20世纪70年代“逃港”去了香港，来深圳之前在香港就是做行画生意的。行画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艺术品复制方法，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在名画的基础上抓住流行趋势进行再创造，也称“商品画”。由于内地的人工和房租成本远低于香港，黄江就到广州、江门等地办画厂，再把油画从香港卖到国外。后来发现深圳除了人工、房租低廉外，报关手续比其他城市方便，费用也更低。1987年，黄江就辗转来到深圳，最初在黄贝岭和别人一起合伙办了一个油画厂，但没想到才一年多，工厂的房屋租金就从每月2000多元涨到了6000多元。

商人总是趋利的，当时有人告诉黄江，原特区外的租金要便宜很多，他就到布吉转了一圈。当时布吉老街已经很繁华了，有“小旺角”之称，但是黄江却一眼就看中了大芬村。在大部分人看来，当时的大芬村环境不好，落后且偏僻，但是在黄江看来，这里就是他办画厂的最佳选址。

大芬地处原特区外，不用办边防证，黄江从广州、东莞找的一些画工只要办一个居住证就可以了。房租便宜，民风也淳朴，虽然偏僻了点，但在黄江看来就像是一个安静的港湾，可以给画工一个安静的环境专心作画。黄江对大芬“一见钟情”。

1989年中秋节前夕，黄江带着20多个徒弟来到大芬村，花了1600元租下了250平方米的民房开了一个画厂，就在大芬落下脚来。

黄江当时来大芬就是带着生意来的。1986年，沃尔玛在香港登报找行画供应商，黄江就拿着样板去给他们看，对方觉得质量不错，就给他下了6000张的订单，市场价是7。5元一张，但是沃尔玛的出价要低一点，一张只有6元，单张利润被压得很低。但是黄江考虑到订单有6000多张，不舍得放弃，思来想去还是把这单生意接了下来，最后小赚了好几千元。

做完沃尔玛的第一笔生意后，黄江就成了沃尔玛的供应商。1989年，黄江来大芬“拓荒”，带着他最得意的弟子和技术较好的画工。有了沃尔玛的生意支撑，开头不算太难。渐渐地，黄江的名气传开了，订单越来越多，画工们干活越来越有劲。后来，到大芬找黄江想跟着他干的人越来越多，连广州美院、四川美院等科班出身的毕业生都有。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当初跟黄江一起做事的徒弟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纷纷自立门户。那个时候在大芬办画厂、开画廊的基本都在黄江手下干过，他们接了单子，又找更多的画工来画，慢慢地，大芬依托行画生意慢慢发展起来。

现在黄江还记得，1992年4月，一位法国客户给了一单36万张的订单，要他一个半月完工。这在当时的生产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那之前黄江一个月的业务量最多也就10万多张。但生意来了不能推啊，黄江就想着召集整个大芬村的400多名画工共同完成。

时间紧迫，黄江就想着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又快又好地完成画作，后来还真被“逼”出了后来惯用的流水线模式，即这个画工专门画山，那个画工专门画天空，每个人负责一部分，画完后就传给下一个画工。画的每一个部分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水平稳定，熟练后还加快了速度。后来客户来验货，直夸这些画就像复印出来的一样。

由于质量好、速度快，大芬的油画产业慢慢形成了集聚效应，2000年以后，来大芬办画厂、开画廊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大芬村出口的油画占到了欧美油画市场的70%，凭借行画，大芬开始走上发展道路。政府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市场经济下自然形成的“油画村”，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大芬村修路、拆迁旧屋，昔日的穷乡僻壤变成了偏居龙岗的“欧洲油画小镇”，大芬村的油画产业在政府的扶持下逐渐走上正轨，茁壮成长。

明星画工赵小勇

在大芬村的发展史上，最出名的除了黄江，还有一名叫赵小勇的画工。他被称为“中国凡·高”，荷兰凡·高博物馆附近的仿制油画，不少都是出自他手。

赵小勇是湖南人，从小喜欢画画，为了生活在深圳四处漂泊，一直到1997年8月加入大芬村的队伍，才算安定下来。在大芬，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凡·高的作品，尤其是《向日葵》和《咖啡馆》，因为这两幅最好卖。时间长了，赵小勇成了画凡·高作品的“专业户”，对其他画没了兴趣。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拍摄的系列作品《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二等奖，并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赵小勇是照片主角之一，因此名声渐起。尽管大芬村有很多临摹凡·高油画的画师，但客人们在村里打听凡·高的油画时，首先提到的都是赵小勇。媒体称他为“中国凡·高”。

2017年，以赵小勇为主人公的纪录片《中国凡·高》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长片，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传达了中国人寻求原创之路的内在力量和精神。影片先后在欧洲多国上映，赵小勇再度“火”了起来，他的画也从过去的几百元，上涨到最贵时的1。2万元。

关于《中国凡·高》，有这样一段介绍：这是一部讲述文化产业奇迹的大芬村画工转型的故事，画工们从农村来到深圳大芬村，与西方油画结缘，将个人命运与欧洲绘画相连接，铸建新的人生梦想。他们从最初为了生存养家的“复制”，到渐渐地进入凡·高的人生和艺术寻求，不断发生着思想上的变化。大芬村画工的转型同时映射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传达了深圳移民勇于创新的文化特质，具有全球化语境的深刻思想内涵，表现出深圳移民的创业精神和青年画工的“中国梦”。

赵小勇说《中国凡·高》传递出的最大的意义是“一定要原创”。

1972年出生的赵小勇第一次来到大芬村的时候，这里只有黄江开设的一家油画工厂和几百名画工。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凡·高的作品。渐渐地，赵小勇的“事业”迎来春天。他有了闲钱就买关于凡·高的书和画册，曾攒了500多元买过一本高价画册，认真琢磨凡·高，思考“为什么他要这样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