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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光荣入党（第5页）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小伙子，我们不会上告他们。不过，为了叫他们往后不再越权代办我们的事，你不妨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显得很难为情，两只脚不安地替换着站在那里。保安部负责人两手一摊，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

“你瞧瞧他们吧。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只好把他们押送到专区去。”

格里沙一听就激动地说了起来：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是想为苏维埃政权多做点事。我们早就盯住这帮富农了，可是您却把我们当作土匪关起来。”说着他委屈地转过身去。

保尔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才板起面孔，进行了严肃的交涉，随即结束了这场“吓唬”。

“要是你为他们做担保，保证今后不再到边界线旁走动，而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我们，那么我就客客气气地放了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为他们担保。我相信他们不会再让我难堪。”

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唱着歌回到了波杜布齐。发生的事情没有张扬出去。没过多久那个磨坊老板就落网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移民们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相距半公里，坚固的房子加上各种附属建筑物，活像一座座小城堡。安托纽克匪帮就隐藏在迈丹维拉地区的树林里。安托纽克过去在沙皇军队里当司务长，后来召集了一些亲友，拼凑成一个“七人帮”，在附近的各条大路上持枪抢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不轻饶投机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诡秘。今天在这里干掉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又在二十公里外解除一个邮递员的武装，把钱款抢个精光。安托纽克和另一个土匪头子戈尔季搞比赛，所干的坏事一个赛过一个。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在他们身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镇附近活动，因此进城的道路很不安全。要捕获这个匪首确实不容易：风声一紧，他就窜出国境线去躲避，风头一过又出其不意地回来作案。每当听到这个出没无常的魔头又出来行凶杀人，利西岑就焦躁得直咬嘴唇。

“这条毒蛇还要咬我们多久呢？畜生，等着吧，我一定会亲手逮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有两次利西岑获得了土匪行踪的最新消息，立即带着保尔和另外三个共产党员跟踪追捕，可是安托纽克已经溜走了。

专区给别列兹多夫镇派来一支剿匪队，领头的是个讲究穿戴的小伙子，名叫菲拉托夫。按照边防条令的规定，他本来应当首先向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可是这个傲慢得像只小公鸡的家伙却认为没必要这样做，自说自话地把自己的队伍开到了附近的谢马基村。进村时已是深夜，他就让队伍在村头的一间农舍里住下了。这一伙陌生人全副武装，行动又如此诡秘，顿时引起了隔壁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刻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也丝毫不了解剿匪队的情况，把他们当成了土匪，急忙派这个团员骑马到区里报告。菲拉托夫的愚蠢行为差一点葬送了许多人的性命。利西岑刚一得到关于“土匪”的情报，就连夜集合起民警，带了十几个人飞马驰向谢马基村。他们箭一般地冲到村头，翻身下马，越过篱笆，直向屋里扑去。房门口的哨兵头部挨了一枪托，便像只布袋似的瘫倒在地。利西岑跑过来，使劲用肩膀一拱撞开了门，大伙一拥而入。房间里天花板下挂着一盏灯，光线暗淡。利西岑一只手举起手榴弹，随时准备投掷，另一只手紧握毛瑟枪，高声怒吼，把玻璃震得直响：

要是稍慢一点，冲进来的人们也许就要朝睡得迷迷糊糊的剿匪队员开枪了。幸亏这些从地板上跳起来的人一看到利西岑拿着手榴弹杀气腾腾的模样，马上把手举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当这一小队只穿着内衣的俘虏被赶到院子里时，菲拉托夫看见了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气坏了，狠狠啐了一口，十分轻蔑地骂了一句：

“脓包!”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区里。汉堡巷战的枪声也传到了这里。边境上的人都激动起来。人们怀着紧张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也在西方刮起来了。要求参加红军的志愿书雪片似的不断送到团区委会来。保尔花了不少时间说服各团支部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解释苏维埃国家执行的是和平政策，目前并不想跟任何邻国交仗。但是这种说服工作收效甚微。每逢星期天，各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在从前神父家的大花园里集合举行全区团员大会。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共青团支部全体团员列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从窗户里看到了，立即到台阶上去迎接他们。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穿着长靴子，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格里沙？”保尔吃惊地问。

格里沙却给他使了个眼色，和保尔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共青团员马上围过来。格里沙关上门，严肃地皱起他那淡淡的眉毛，说：

“同志们，我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战斗力。今天早上，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宣布，区里发来一份电报，当然是绝密的。电报上说，我国马上要向德国资本家开战，不久还要跟波兰地主打战。莫斯科已经下了命令，全体共青团员都要上前线。如果有人害怕，只要写个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不准把打仗的事告诉任何人，不过每人必须带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点大蒜或者洋葱，一个钟头以后在村外秘密集合。先开到区里，然后再从区里开到专区，在那儿领武器。我这一宣布，可真管用。他们马上向我问这问那，但是我说：别多问，就这么办!谁不去，就写个申请书，因为这次去打仗是自愿的。大伙四散回家了，我心里直犯嘀咕：万一谁也不来，那可怎么办呢？我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一走了事。我坐在村外等着。不久，他们果真一个个都来了。有的人脸上还挂着泪痕，但是竭力装作没事的样子。十个人全来了，没有一个临阵脱逃。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村的团支部怎么样!”格里沙用一种赞赏的语气把话说完，还得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胸脯。

“你说什么呀？这可是一种最好的考验啊!这样才能真正看透每一个人。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像样一点，我本来是打算把他们拉到专区去的。但是小伙子们都累了，就让他们回家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呢？不能不讲话……你就说动员令已经撤销，大家表现得很勇敢，应该受到表扬。”

保尔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因为一来一去要好几天时间，而区里的工作又一天也离不开他。拉兹瓦利欣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进一次城，他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暗自把自己比作库柏[11]笔下的主人公。他非常喜欢这样的旅行。进了森林，就向乌鸦或者机灵的小松鼠开枪，或者拦住单身的行人盘问一番，摆出一副侦察员的架势，煞有介事地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塞进干草堆，手枪藏到衣袋里，恢复平常的装束，走进专区团委会。

“说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最近有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

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必须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手里还写着东西。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早在1919年就入党了。只有在那动**的岁月里，才有可能发展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入党。

拉兹瓦利欣漫不经心地回答费多托夫的问题：

“新闻有得是，一下子说不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任何地方出了漏洞都得我去堵，那是个空白区嘛，什么都得从头干。我又新建成了两个团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吗？”他大模大样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放下正在忙着处理的一大堆公文，回过头来看了一下，说：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并没有叫你来。”

拉兹瓦利欣喷了一口浓烟，说：

“柯察金不愿意到这儿来，连这种差事也只好由我替他干……有些书记当得可真舒服，一点活也不干，光拿像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柯察金一去边境，两三个星期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他不在，我只得把所有的工作都承担下来。”

拉兹瓦利欣分明是要别人明白，只有他当团委书记才最合适。

“我不大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欣走后，费多托夫直率地对团委会的其他同志说。

拉兹瓦利欣的鬼把戏是无意中被拆穿的。有一天，利西岑顺便上费多托夫那儿去取信件。不论谁到区里，都要替大家把信捎回来。费多托夫和利西岑谈了很长时间，这样拉兹瓦利欣就原形毕露了。

“好吧，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们可不能把他调走。对此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一年，边境地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搞得空前热烈。保尔当选为边境各村庆祝十月革命节委员会主任。在波杜布齐村开完庆祝大会之后，三个村子的男女农民五千多人就开始游行。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以军训营和乐队为前导，高举鲜艳的红旗，浩浩****地走出村子向边境行进。他们秩序井然，纪律严明，沿着界桩在苏维埃国土上游行，到那些横跨苏波国界的村庄去。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和保尔骑着马走在最前头。在他们身后，铜号奏出的乐曲声、红旗迎风招展的哗啦声和此起彼伏的歌声汇成了一片。青年农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传向远方。成年人表情严肃，而老年人则神态庄重。这股人流像条大河一样奔向目力所及的远方，而国境线就像这条河的堤岸，他们寸步不离苏维埃的国土，没有一只脚跨越这条严禁逾越的边界。保尔停下来，让人流从他身旁涌过。队伍中正在高唱《共青团之歌》：

……

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

是我们的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