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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挟私怨弹劾海成（第1页）

第五章挟私怨弹劾海成

和珅担任要职已有一段时间，但还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不过，他很快便得到了一个表功的机会。

有一天，乾隆升朝议事，吏部尚书永贵启奏道：“臣司职吏部，全国各地很多满族官员不断向臣抱怨，说如今的汉人百姓多有无法无天者，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尤其是一些文人学士，时常借诗词文章蛊惑人心，更有明目张胆者公然著书诽谤朝廷，影射皇上。为此，臣建议皇上禁书，严查那些居心叵测的汉人文士，彰显我满族正统之威。请皇上圣裁！”

乾隆在龙椅上正襟危坐，他已经在这把龙椅上坐了42年，虽然也常有无端邀功者想借满汉矛盾献媚表忠，但永贵是吏部尚书，位高权重，他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沉思片刻后，乾隆开口道：“大清疆域内生活着众多民族，我满族用武力征服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后，历代皇帝都颇为重视满汉和谐，朕在位40多年，一直怀柔治天下。但毕竟满汉有别，如果汉人之中有人蓄意谋反，朕绝不会坐视不理。”

乾隆一边阐述自己的观点，一边环视群臣，见百官无不哑言，只有和珅低头沉思，乾隆暗忖：和珅列朝听政也有一段时间了，一向很少发言，今日不妨考一考他。想到这里，他问和珅道：“和珅，你对永贵建议的禁书之事有何看法？”

和珅见乾隆指名道姓询问自己的意见，不由怔了一下，接着赶紧出班奏道：“回皇上，臣觉得永贵大人言之有理，为了巩固江山社稷，采取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乃是上策。不过，臣认为最好不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兴禁书之事，可以先在南方诸省实施。毕竟如今天下太平，皇上施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人心思乱者占绝对少数，故朝廷略加惩戒即可，不宜将禁书之事扩大化，若滥加威刑，未免有点无事生非的嫌疑。”

乾隆听罢，觉得和珅所言甚合自己心意，喜道：“和珅言之有理，兼顾民意，甚合朕心；永贵忠心可嘉，只是主张较为激进，用于戡乱时期尚可，时值盛世，百姓乐享太平，所需绥靖者仅限于少数冥顽不化之人，朕认为不宜大兴禁书之事。鉴于南方诸省历来为朝廷教化薄弱、匪徒猖獗之地，现命军机处传令南方诸省展开一次为期一年的禁书活动，务必将潜伏于民间的逆贼绳之以法。”

退朝后，永贵私下对和珅说：“今日满朝文武皆三缄其口，唯独你斗胆进言将我的倡议打了折扣。”和珅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大人老成谋国，下官建言献策也并非出于私心，为何说是打了折扣呢？”永贵无言以对，只得悻悻离去。

几天后，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便将查缴禁书的诏令下达南方诸省。时有江西巡抚海成，政绩乏善可陈，先是治理水患劳而无功，后又劝课农桑，企图发展农业，不料天灾连年，粮食产量不增反减，不仅无法上缴朝廷税收，而且每年还得向朝廷伸手请求赈济。海成心里明白，若想在任期内出政绩，唯有走偏门了。接到朝廷要求查缴禁书的诏令后，海成喜出望外，苦无政绩的他终于等来了机会。

文字狱自古有之，但是除清朝外，都没有对社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影响。文字狱在清代屡次出现，其顶峰时期从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约140年。

清王朝作为满族掌权的王朝，对汉人控制极严。只要汉族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怀疑文字中有讥讪朝廷的内容，即兴大狱，并且株连广泛。据保守估计，清代文字狱至少有200起。文字狱的涉案人员，从朝廷大员、满洲贵族到一般生员、江湖术士，直至轿夫、船工。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

比如雍正年间，翰林学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错写成“狴下”，雍正见后马上把他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到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硬说“清风”是指清朝，这样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无端丢了性命。

到乾隆年间，文字狱有增无减，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由于乾隆痛恨士人写诗、写书讥讽时政，文字狱连年兴起，镇压的对象主要是一般的汉人文士。

对于官员来说，如果能够成功揭发别人的文章书籍里有不满朝廷、不合规制的地方，便能够立功。因此，很多官员都乐于搜查“禁书”，以此向皇上表忠心，求得升官之路。

江西巡抚海成深知，江西在大清立国之初，民间反清复明的思想极为激进，从来不乏坚持汉族为正统的人。现在大清立国已有百余年，但某些反清复明的团体依然在暗中活动，出于历史积怨，不乏响应者，只不过康乾盛世以来，几代皇帝改民族压迫为民族和解，汉人百姓与大清统治者的矛盾趋于缓和，特别是康熙、雍正执政有方，老百姓有饭吃，社会相对稳定。

但是，只要有心，要找出一两个倒霉的人还是有可能的。因此，在收到朝廷诏令的第二天，海成便迅速召集幕僚们开会，一方面向下属传达朝廷诏令，另一方面也想集思广益，听听他们的见解。会上，一位名叫张让的幕僚进言道：“恕小人直言，天下文人投鼠忌器，已成惊弓之鸟。现在再行勘劾，恐怕难有作为。”

海成叹口气道：“曙光初现，便被你说得一无是处，真是晦气！这次奉命查缴禁书，不管能否出政绩，我都必须雷厉风行，你等各自行事，不得有误。”

随着海成一声令下，江西境内的各个州县立即行动起来，官府贴出悬赏通告：凡举报禁书有功者，一律给予奖赏，具体的奖赏数额，视案件大小而定。凡知情不报者，一律以包庇罪连坐。

于是，一夜之间，很多不务正业的江湖人士摇身一变成了“专业侦探”，他们往往无中生有，听到一点风闻便向官府举报，冒领奖金。很多文人因为一首诗或一首词有含沙射影的嫌疑便被官府拘捕审查。有的官员立功心切，竟然将一些查无实据的诗词穿凿附会一番，以坐实嫌疑人的罪名。

为了彰显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海成向辖下的知府、县令等官员三令五申，要求他们扩大搜书范围，并延展禁书的范围。总而言之，在江西境内，哪怕掘地三尺，也要将朝廷想要的禁书挖出来。

具体做法是，把原先命令、催逼各地收缴禁书，变成买书。首先集合江西各州县的地保，经过简单的训练，让他们挨家挨户宣讲、收书，由官府付给等额书价，这样一来，大量图书被收缴上来。然后，海成命幕僚们审读查验这些图书，把查出的问题一一进行标注，做上记号。

上头有令，下属哪敢怠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王锡侯的人渐渐浮出水面。

王锡侯是江西宜丰人，生于康熙年间，5岁发蒙，8岁钻研训诂。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发愤读书，一心想要求取功名。他住在祠堂里，每天让家人用篮子从墙洞里给自己送饭。直到24岁，他才补了个博士弟子，38岁才中举，但也不过是望都县的候选知县。

由于仕途不得志，加上自身的学究气，王锡侯开始潜心研究《康熙字典》，发现这部官方编修的巨著竟然也存在不少缺憾。他决心把这部辞书加以补充，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王锡侯编的这部辞书，针对《康熙字典》中收字太多、“穿贯之难”等缺失进行补充完善，使学者能够举一反三，便于查找。这部书共分为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四十部，共60卷，取绳穿铜钱之意，取名为《字贯》。在友人的资助下，王锡侯自费印刷了《字贯》。他的初衷只是想让后世学子在使用工具书查日常用字时更为便捷一些，不想却犯了天大的忌讳。

原来，王锡侯在《字贯》的序文中说，《康熙字典》收录的内容过于庞杂，实用性极差，只有少数知识渊博的人才能用得上；对于一般学子来说，《字贯》中收录的内容已经足够用了，没必要查《康熙字典》。

这个案子的导火索是一场邻里纠纷。王锡侯当时居住在江西宜丰县棠浦镇老家，常到附近祠堂潜心著述，著书期间连饭都由家人送。按理说，他应该与邻里相安无事，问题出在他的祖坟山被一个叫王泷南的人看中，王泷南欲强占，王锡侯不同意，王泷南便喊来妇女将女人的污秽物扔到王锡侯的祖坟山上，以示侮辱。官司打到县衙后，王泷南偷偷来到王锡侯的祖坟山，埋下芝麻并用盐水浇灌使之快速发芽。官府的人来调查后，认定这座祖坟山是王泷南的芝麻地，王锡侯反而败诉。而且先前王泷南曾因唆讼而被发配，后偷偷逃回，被王锡侯等人告知官府后再次发配异乡，之后遇赦才回乡。王泷南对此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泷南上书当地政府告发王锡侯，说王锡侯批评《康熙字典》，竟敢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悖逆。九江知府接到举报后，立即拘捕了王锡侯，并将《字贯》一书收缴。鉴于案情重大，九江知府派人将王锡侯解送江西省府大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