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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治世谈1（第2页）

溥仪字画及学习英语练习字

再如清朝的后宫管理制度，清朝能够统治268年的一条重要原因是后宫安宁，没有出现过去封建王朝惯于形成的太监干政、后妃干政或外戚篡权等现象。清朝入关后接受明朝太监、外戚干政的教训，顺治时期就严格规定，太监不许干政，并制定铁牌挂在宫中太监集中的地方。雍正四年再进一步明确规定：太监品级不能超过四品。所以清朝前期虽然出现孝庄皇太后辅佐三代君王定江山的事情，但她自己始终没有走上前台，只是一个“贤内助”的角色。清后期出现了慈禧太后，开了后宫干政参政先河，但是她娘家人并没有过多干政参政，慈禧始终依靠的是爱新觉罗兄弟，所以减少了许多皇帝家族、朝廷大臣和外戚的矛盾。即便如此，这也是清朝衰亡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盛世没有太后干政现象。

又如在吏制和用人上，康熙、雍正和乾隆在日讲和经筵中都曾多次和讲官大臣进行讨论，认真吸取汉族官制的经验，形成了“知人则哲”，“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使器，难拒一格”，选人“先观人心术，次才学”等用人思想，逐渐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官员任用考察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康熙时期开始实行秘密奏报制度；雍正、乾隆时期确立和完善了官员上任前的引见制度、任官500里的回避制度；三年“大计”、五年“京察”的考核制度；言官可以风闻奏事的参奏制度等等。这些政策和制度，都是促成清朝盛世的保障和有效经验。

但是乾隆四十年之后，清朝皇帝的读书功底虽然还在，却已经是盛极而衰，大清国力也开始日趋衰退。进入守成期的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都是纯粹的书斋书生，嘉庆皇帝、道光皇帝在书房读书都超过30年，读书范围也就是四书五经，其无论是知识的广博扎实程度，还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都远不如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他们虽然在其师傅的引导、教诲、帮助下做了皇帝，但师傅并没教会他们怎么当好皇帝。上台以后，由于实践经验少，人也变得越来越保守。最后的三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同治皇帝是清帝中学习最差的一位，常托病逃学，有时上课没精神，或有时上课嬉闹。其学习能力也较为一般，某些文章段落，甚至要背诵若干年才能记住。光绪皇帝比较爱学习，但是在两宫垂帘的特殊环境下，埋没了他的天赋，控制了他的自由，成了死读书。

对皇子的学习制度，从乾隆中期开始，也逐渐趋于懈怠，表现在上书房课读制度松弛，皇帝本人缺少康熙持之以恒的自学精神，日讲没有严格坚持，甚至出现师傅旷职、皇子逃学的事情，这都是在清前、中期不可想象的事情。到咸丰朝以后，皇帝都没有儿子，入上书房的只是皇亲国戚，虽然小王公也是天未明就入书房，但是天亮就放学回家。光绪年间，京曹何刚德记述说：“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鸣，则已回家安歇矣。”

清朝中、后期皇帝这样的学习和功底，显然难以与前期的皇帝同日而语。文化修养的低下，直接影响的是其执政能力和水平。如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到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乾隆皇帝共去过山庄40次；嘉庆皇帝去过8次；道光皇帝之后，去得越来越少；同治以后，一次没有再去，外八庙已失去了联系蒙古王公的功能。又如，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尚在眼前，慈禧太后却晋封太监李莲英官级从二品，破坏了太监品级不许超过四品的规定。而在这些事例中，最为明显的，是康熙皇帝和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对台湾和琉球事件的不同处理态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施琅，统一了台湾；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再从施琅意见，留台置县，开始了对台湾的有效管理。而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以中国台湾“番民”杀害了琉球难民为由，出兵台湾。实际上，当时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解决问题应该是中国和琉球间的事情，另外，中国当时兵力、国力都强于日本，并且在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清朝还向日本赔偿了50万元军费，从而开启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野心。再到光绪五年（1879），日本灭琉球置冲绳县之前，琉球政府几次派员到清朝请求保护，在美国调停下，提出了“两分琉球”方案，即将南部八重山划归中国，北部划归日本。但清朝政府既没能力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又孤陋寡闻，认为琉球南部是不毛之地，要了没价值，致使琉球问题不了了之。清朝舍弃琉球南部八重山等地，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也给钓鱼岛问题留下后患，更失去了尊严。台湾则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后割让给了日本。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清朝后期的皇帝拥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眼光，自然应该对清代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台湾、琉球群岛等问题有所知、有所思，也自然会恪守祖宗之制及战略安排，不至酿此大错，一改历史走向。在这里，可以说清朝皇帝的读书成效决定了他们的历史眼光，也决定了他们执政能力的高低，甚至决定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

三、清帝读书偏科与死读书的教训

清帝的读书与执政，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和启示。统治了268年的一代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长久的，但是面对一些后进国家的迅速崛起，为什么清朝帝国迅速走向了灭亡？如果深入思考，在众多历史原因之中，清帝读书学习的一些不足应当列在其中。那就是，在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生活中，有几个致命的问题——只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没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只读了中国的书，没读关于世界的书，没有“开眼看世界”；中后期皇帝纯书斋的学习，脱离实际，为读书而读书，只为竞争上岗当皇帝而读书，很少考虑为治世而读书。

翻开清朝皇帝读书的记录，除康熙皇帝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数学、地理、医学等书籍，光绪皇帝学过英语、读过一些西方的书之外，其他皇帝都没学过西方文化。即便个别皇帝学习过西方文化，也仅局限在宫中了解。

如乾隆时期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曾带来了西方的望远镜等科技仪器，但直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些仪器都只是存在清宫库房里，从未被认真学习和研究，更未向社会推广。所以，若说在清前期当时还是个发达国家，不读世界的书产生不了大的危机，那么当乾隆中期以后，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建立，及至19世纪，俄国废除了农奴制、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而这时的清朝皇帝还沉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抱残守缺，只读四书五经，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所以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最后被侵略、被瓜分。

清朝从雍正时起，政权基本稳固，皇子、皇孙有了好的学习条件，但是也失去了参加社会实践、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的机会，个个都成了纯书斋里长大的书生。加上从雍正朝起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保证了在传位过程中政权的稳定过渡，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弊端，不选皇太子，不公开竞争，只要老皇帝看中就能当皇帝。所以清朝中间阶段的几个皇帝，从嘉庆皇帝开始，个个都是听话型、保守型皇帝。他们好好读书，都只是表现给老皇帝看的，实际执政能力却不行，只能使清朝沿着中衰——灭亡的路走下去了。

清帝朱批常用语规律及特点

康熙朱批江宁织造曹寅奏折“知道了”

每天批阅奏折，是清朝皇帝了解军政民情、发号施令的最主要的行政方式之一。清朝使用朱批奏折文书210多年，据不十分精确统计，现存仅康熙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691—1911）的各种汉文奏折，就有150多万件。在这些奏折上，皇帝的朱批，长者上百上千言，短者只有聊聊数字，甚或仅有一个字。从这些长短不一的批语中，不仅能看到清朝皇帝在200多年间批示奏折用语的规律及特点，而且通过这些批语能看出每个皇帝的治世作风、治世能力和治世思想。

一、清帝朱批常用语类别

清朝皇帝奏折批语，在许多人印象里，就是“知道了。钦此。”几个字，即便在广大史学工作者中，虽然都清楚清帝朱批不仅仅只有“知道了”，但是其他常用语言究竟有哪些，却鲜有人研究。不仅“知道了”是清帝朱批中常用经典语言之一，且读起来朗朗上口，而这些年来，从台北故宫所办“知道了”展览到大量制作“知道了”创意文化用品，加之国内各种清宫影视剧的广泛宣传，使“知道了”大有深入人心之势，无形中成了清帝朱批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清朝皇帝原始朱批不仅没有“钦此”二字作为后缀，而且对奏折的批示，除重点的长篇批语外，简短的常用语有多种，每种批语的内容，也都有着特定的指向和含义。本文将其归纳为7大类。

1。“知道了”类

这是清朝皇帝在奏折批示中最常用、最具代表性的简单用语之一。

据现有资料，以“知道了”批文，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宣德三年五月，宫中为分发宣德鼎彝等事上书皇帝，明宣宗的批文就只有“知道了”三个字。后来弘治、正德、嘉靖皇帝也都用“知道了”批文。到了嘉靖年间，朱批“知道了”渐多。此后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明末，并成为明代皇帝批示奏疏的一个惯例。

乾隆朱批“以手加额，欣悦览之”

在清朝皇帝入关之前，已开始仿效明朝皇帝语气，在批文中开始使用“知道了”。现见于官方文献中第一个用“知道了”的清朝皇帝是皇太极。崇德七年（1642），梅勒章京孙定遼奏言，“奏入，得旨，这所奏知道了，以后著勉供职”。此后，“知道了”三字经常出现在清朝皇帝的各类批文中。在朱批奏折中最早使用“知道了”作为批语的人是康熙皇帝，他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朱批李煦请安并进献洋漆器小件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即是清朝朱批第一份“知道了”。

但是，只要稍作考证便可发现，清朝各位皇帝朱批中使用“知道了”批语的频率并不相同，本文随意选了几年档案，便看到如下差距：康熙三十二年至康熙四十五年间，202件朱批奏折中，批示“知道了”的有96件；清史工程网站列出雍正八年录副奏折60件，一件也未批“知道了”，雍正八年二月至七月，朱批奏折794件，只有2件批示“知道了”；嘉庆三年十二月，朱批奏折189件，其中批示“知道了”36件；道光二十年正月，朱批奏折292件，其中批示“知道了”54件；咸丰二年九月，朱批奏折396件，其中批示“知道了”178件；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朱批奏折790件，其中批示“知道了”114件。总的统计，清朝以“知道了”作为批语的奏折仅占总量的20%左右康熙朝最多，雍正朝最少。

2。“览”类

包括“览”“览奏俱悉”“欣慰览之”“欣悦览之”等等，也是清帝朱批中使用较多的批语之一。仍以“知道了”所选朝年档案为例：雍正八年，60件朱批奏折中，出现“览”字的有16件；嘉庆三年十二月，189件朱批奏折中，批示“览”字35件，“览奏俱悉”7件，“欣慰览之”32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奏折292件，批示“览”字65件；咸丰二年九月，朱批奏折396件，其中批示“览”字63件；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朱批奏折790件，其中批示“览”字106件。从上述统计数据，“览”类批语总计约占14％左右。

3。批转有关部院衙门知道或议奏类

这类批语最早主要用在题本、奏本、启本、手本等本章的批红中，用在朱批奏折中则是在奏折成为正式公文以后。因为在康熙朝，奏折还是只在少数官员中使用的秘密私奏，所以不仅不存在让有关部门知道的事，反而康熙皇帝担心奏折内容被其他官员知道。若遇上应让有关部门知道的事情，一般是批示具奏官员重新“具题”，即用题本通过内阁另行公开题报。即便到雍正时期，奏折批转“该部知道”或“该衙门知道”的也不太多。乾隆朝奏折成为正式公文，朱批“该部知道”“该衙门知道”或“该部议奏”“该衙门议奏”“军机大臣会同该衙门议奏”等用语开始大量出现。如嘉庆三年全年共有奏折189件，其中批示“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军机大臣议奏”共36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奏折292件，其中批示“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军机大臣议奏”折共67件；咸丰二年九月，奏折396件，其中批示“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和“军机大臣议奏”折共88件；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奏折790件，其中批示“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军机大臣议奏”折共387件。这类批语的奏折，总计有20%左右。能够看得出，越往后期，使用这类批语数量越多，光绪时期已达到50％左右。

4。“依议”“著照所请”类

此类奏折，即皇帝完全同意具奏者意见，直接下发具奏者和有关衙门执行的奏折。

这类批语的奏折，约占总数的3%左右。批示“依议”者，大多数是各部或军机大臣遵旨议复某一事项的复奏折，在个人奏折上直接批示“依议”的较为少见。相对来说“著照所请”用在个人请示上的较多些。如嘉庆三年十二月189件奏折，批示“依议”的共7件，分别为户部议复折1件，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复折6件，没有一件是个人的奏折。

5。“另有旨”“即有旨”“余有旨”类

嘉庆朱批“另有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