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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4页）

这个回答也算在我的意料之中：“好吧，我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你开车去萨洛尼卡要多长时间？”

“六七个小时吧。”

“让我想想。明天是星期二，如果你中午出发，晚上就可以在那里过夜，然后周三晚上到埃迪尔内。等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应该是星期四下午，时间上可以，”他想了一会儿，继续道，“我告诉你怎么做。你今天晚上收拾一下行李，明天早上乘出租车或电车过来。10点在楼下等我。”

“我在哪里取车？”

“明早我带你去。”

“你说了算。”

他打开门说：“那就这么定了。现在收好你这些破烂儿走吧。我得睡一觉。”

我把自己的东西装回口袋里，然后朝门口走去。

“嘿!”

我转过身，有东西砸到我的胸膛，继而落到我的脚下。

他说：“你忘了你的万能钥匙。”

我捡起钥匙就走了，没有说晚安或其他什么。他并没有在意，自顾自地喝完杯子里的酒。

上学时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杖责。而关于杖责还有一套固定的流程。首先朝你发火的老师会停止咆哮，如果是平日就比较沉默的老师，则会松开他咬紧的牙关，然后说：“去找校长批张条。”这就代表着你要挨揍了。纸条的内容都一样，请求允许体罚，后面跟着老师的姓名缩写；但是在交给你之前，老师们总是会折叠两次，不希望你看到里面的内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必须征得许可让他们感到很不爽。

然后，呃，就得去找“猪鬃”了。当然，他有时候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更多时候，他会给六组上三角函数或拉丁语的课。这时候，你就得走进去站着，直到他想注意到你。有时候，你不得不等上个五到十分钟，这要看“猪鬃”的心情。“猪鬃”长得又高又壮，一张紫红色的脸，手背上布满了黑色的毛发。他上课时语速飞快，一会儿嘴角处就溅满白色的沫点儿。如果“猪鬃”心情不错，基本上你一进去，他就会中断，并开始打趣道：“啊，好学生辛普森，或者我们应该说不够好的学生辛普森，要我们为你做点儿什么呢？”不管他说什么，六组的孩子都会爆发出一片笑声，因为他们笑得越厉害，他浪费的时间就越多。“你犯什么错了，辛普森，你又犯什么错了？请讲讲。”这时候，你就要说自己干什么或者没干什么了，比如没写完作业了、撒谎了或是溅墨水了，而且必须实话实说，以防他之后找老师求证。等他调侃够了，就会在纸条上签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在“销魂”事件之前，我认为他还是相当喜欢我的，因为即使我要挨打，也常常假装忍俊不禁，为他的笑话捧场。而当他心情不好时，通常会称呼你为“先生”，我一直认为这有点儿蠢。“得，先生，你又干了什么？在桌子下面抄作业？可耻，先生，真是可耻!趁着白天好好干吧!现在出去，别浪费我的时间。”

等你回到自己的教室，把签了字的纸条交给老师后，他就会脱下长袍，松开手臂，然后从桌子里掏出教鞭。教鞭都是一样的，大约30英寸长，非常结实。一些老师会把你带到外面的衣帽厅责罚，但是也有老师会当着其他同学的面责罚。你必须弯下腰，用手去勾自己的脚趾，然后他会拿出要打断教鞭的气势狠狠地抽打你。你会感觉后背像被烙铁烫过一般火辣辣地疼，如果同一个位置碰巧被打中两次，那感觉就像是粗重的棍棒上长了钩一样。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哭喊或吵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男孩被打得尿了裤子，不得不被送回家。还有一个孩子被打完回到教室后吐了一地，结果老师不得不让人去找学校门房来清理。（有男孩呕吐的时候，老师们总会去找门房清理，而每次门房拿着水桶和拖把进来时，总会说上同一句话：“就这些吗？”好像很失望没有见血一样。）不过，大多数男孩被打后，会红着脸走回自己的位子，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不是骄傲，而是获得同情的唯一方式。男孩子这时候哭喊，很少会有人替他感到难过，只会因为他的丢脸而感到尴尬，还有就是厌恶，因为老师们会觉得这样做很有效。在科勒姆，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憎恨，是教鞭教会了我。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所受的杖责，而且从来不打算宽恕，除非我能以某种方式让打我的老师来分担我的痛苦。如果他已婚，我会给他的妻子写匿名信，说他是个变态，一直试图骚扰年轻男孩。如果他是个单身汉，我会写类似的信作为警告寄给其他同学的父母。当然，这些信大多没有后续。但是至少有两次我听说有学生的父母问过他们的孩子，还将我的信转交给“猪鬃”。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想让人抄袭我的创意。因为我非常擅长伪造笔迹，所以老师们一直不确定是谁做的。只要让他们心有疑虑，而又无从证实，我就很满足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我可以反击，知道我不仅可以当一个好朋友，还可以当一个好敌人。

现在，我对哈珀的态度也是这样。他给了我一顿“杖责”，如果换作其他人，很可能会自怨自艾，但是我不会，我开始思索反击的方法。

显然，只要他有“供认书”，我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我知道一件事：他是个骗子。虽然我还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骗子，但我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些概念，迟早会弄明白。然后，等到安全的时候，再趁机在警察面前揭开他的伪装。

我回到公寓的时候，妮基已经上床了。我原本希望她已经入睡，因为被哈珀打过的脸一侧很红，而我又不想做无谓的解释。但是房间开着灯，妮基正在翻看某本法国时尚杂志。

“哈啰，老爹。”她说。

我回了句哈啰，并进入洗手间扔掉沾满血的手帕，然后回到卧室，开始脱衣服。

妮基说：“你在夜店没待多长时间。”

“他想去艾尔玛那里。”

她显然不爱听这个说：“你打探到更多的情况了吗？”

“他是一个商人，好像是做记账机生意的。他有一个朋友有辆林肯，想让我帮他开到伊斯坦布尔。我明天出发，报酬还不错，100美元。”

她闻言坐起身来：“那还真不错，是吧？”然后，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我的脸，问道，“你的脸怎么了？”

“出了点儿意外，有个开着西姆卡的蠢蛋，害得我急刹车。”

“警察来了吗？”

妮基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凡事都喜欢假设。我之前曾被指控（误控）过酒后驾驶肇事，就因为这样，后来无论我遇到多小的交通事故，她都以为我会被警方起诉。

“没事。”我一边说，一边转身把西服挂了起来。

“你会离开很久吗？”妮基好像已经接受了事故的说法。

“两三天吧，我会突然坐着飞机回来，然后带着小情人给你个惊喜。”

我以为会逗乐她，但她连嘴角都没弯一下。我上了床，在她旁边躺下。她熄了灯，过了一会儿后，说道：“像哈珀这样的人怎么会想去妓院？”

“可能是因为在其他地方他都硬不起来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手抚摸我的脸说：“老爹，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是没想过告诉她，但这就意味着要公开承认我在车祸的事上撒了谎，因此我没有回话。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