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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第2页）

但在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报告中，该墓被列于4号冢主体之外的“冢体上墓葬”，这三座小墓“利用原冢的碎石砌筑墓圹并封掩，叠压或打破冢体顶部的堆石结构”。除了这座85M3出土了铜耳饰和玉坠珠各一件外，其他两座小墓无任何随葬品。报告没有明言其年代，但显然是将其当作晚期遗存的，在结语中也未再提及红山文化铜器发现的重要意义。安志敏指出，“当时目睹的一座石冢表层的石棺里曾出土过一件铜饰，似不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结合前述冶铜炉壁残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情况，他断言“牛河梁遗址具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安志敏2003）。

据报道，敖汉旗西台遗址曾出土两件小型陶质合范，当用于铸造鱼钩类物品，一般认为“可视为探索红山文化铸铜技术的重要线索”（刘国祥2006）。

敖汉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不止两件，而是有若干发现。依《简述》，“西台遗址虽未做碳——14年代测定，从出土遗物看，属红山文化中期。大约在距今6500～6000年”，而陶质合范“是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杨虎等2010）。对于陶范的年代与性质的判定都不知何据，如此早的冶铸青铜的遗存出现于东亚尚闻所未闻。另有学者推测这一红山文化陶范的年代在距今5800～4900年之间（任式楠2004）。我们还注意到，与凌源牛河梁遗址相类，西台遗址也属复合型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兴隆洼、红山和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等多种文化遗存”（杨虎1989）。看来，这批陶范是否属红山文化，尚无法遽断。

也即，到目前为止，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存在用铜的迹象。

四、齐家文化用铜遗存的阶段性变化

齐家文化虽发现较早，但一直没有建立起综合的分期框架。1987年，张忠培发表了《齐家文化研究》一文，可以认为是奠基之作，其初步的分期研究结束了把延续数百年的齐家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局面（张忠培1987）。

就用铜遗存而言，他把齐家文化分为三期八段，指出经过鉴定为青铜制品的遗迹单位，均属于齐家文化第三期；而早于第三期的铜器，经鉴定者全部为红铜。他认为出土红铜器的阶段，“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齐家文化三期七、八段的几件青铜器，当是制铜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孕育出来的许多不同谱系的考古文化中，还只有齐家文化可能被认为是独立地走过了纯铜——青铜这一基本完整的制铜技术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滕铭予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甘青地区早期铜器起源和发展的序列：红铜、原始铜合金——红铜——红铜、青铜——青铜，认为这“反映了这一地区早期冶铜技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滕铭予1989）。

依前述韩建业的分期方案，“齐家文化中期”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2200——前1900年），河西走廊东部诸遗址发现红铜器；而“齐家文化晚期”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初期的青铜时代前期（公元前1900——前1500年），红铜与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共存（韩建业2008）。

一般认为，陇山山麓地区以天水师赵村第七期遗存为代表的“齐家文化早期”（约公元前2500——前2200年），“可看作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地方变体”（韩建业2008），也有学者指出这类遗存“与柳湾为代表的西部齐家文化是有差异的。反之，却与关中客省庄文化更为靠近”（李水城2001）。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这类遗存并不属于齐家文化（籍和平1986，张忠培等2002，陈小三2012）。就目前的认识，后者的看法似更为切实。无论如何，在这类遗址中尚无用铜遗存发现。

如果将陇山山麓地区年代偏早、不见用铜遗存的所谓“齐家文化早期”遗存排除于齐家文化之外，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才名副其实，那么上述齐家文化就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前期两大阶段。

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葬随葬品组合

在最新发掘的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中，北区的墓葬年代较早，约当齐家文化中期。“值得注意的是，在M1202和M1467的随葬陶器中，各有1件白陶盉，形态甚似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钱耀鹏等2009）从白陶盉的形态上看，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晚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50年前后）相当，可知这类墓葬的年代不早于此。这与最新估定的齐家文化的年代框架大致吻合：“暂时可以将齐家文化的年代上限定在公元前3千纪末叶，年代下限则相当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公元前2100——前1450年应当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年代范围。”（陈小三2012）可知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存在年代上限相当于（或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起始年代，下限则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

五、关于东亚大陆青铜时代肇始的问题

青铜时代是“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石兴邦1986）。一个共识是，“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蒋晓春2010）

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肇始时间，则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李先登1984，陈戈等1990）。因用铜遗存仅有零星的发现，并不符合上述青铜时代的特点，故可以不考虑其可能性。

1980年代以降，一般把成批出土青铜礼容器、兵器、工具、饰物等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由于1980年代当时二里头文化碳素测年的数据落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所以一般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张光直1983，严文明1984，石兴邦1986）

嗣后，有研究者将西北地区的早期用铜遗存纳入青铜时代，认为存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两大独立起源地，但在绝对年代上，仍认为二者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白云翔2002）。

据最近的研究，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当数新疆地区，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次为甘肃、青海和陕西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主要包括四坝文化和晚期齐家文化；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北方地区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此同时或稍晚，在中原地区诞生了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通过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还传播至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等当中。这清晰地勾勒出早期青铜文化流播的主方向是自西向东（韩建业2008、2012B）。

由对东亚大陆各地用铜遗存最新年代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认为对上文提及的四坝文化、晚期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用铜遗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河西走廊张掖西城驿冶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串联起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用铜遗存的最新信息。西城驿遗址“一期为马厂晚期遗存，年代为距今4100～4000年；二期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年代为距今4000～3700年……三期为四坝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3700～3600年”，“西城驿遗址一期与酒泉照壁滩遗址、高苜蓿地接近，二期与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接近，三期与民乐东灰山、玉门火烧沟遗址年代接近。干骨崖略晚于西城驿遗址三期”（陈国科等2015）。

所谓“文化因素较为复杂”的二期遗存，被称为“过渡类型”或西城驿文化（李水城2014，陈国科等2014）。“‘过渡类型’遗存是进入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和马厂类型融合后所产生的一支新的文化遗存”，“在河西走廊的中西部……齐家文化的陶器多与‘过渡类型’的陶器共存”（王辉2012）。这就把叠压于这类遗存之上、原定为公元前2000——前1500年的四坝文化遗存的年代，下压到了公元前1700——前1600年。而与齐家文化前期大体共时的西城驿二期铜器的材质还是以红铜为主；到了属于四坝文化的西城驿三期则以合金为主，合金中砷青铜为多（陈国科等2015）。

要之，以四坝文化为代表的河西走廊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河湟与陇东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以齐家坪、秦魏家为代表，相当于张忠培所分第三期7、8段）与其大体同时。关于齐家文化晚期的用铜遗存，张忠培指出，“由于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红铜制品，和有时仍采用冷锻技术制作青铜器，故即使把这时期归入青铜时代，也只能是这时代的伊始阶段。”（张忠培1987）这一观点目前看来也是中肯的。

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的第三、四段遗存中出土若干锥、针等小件铜器。其中第四段的测定年代为距今3685～3515年，相当于“夏代的晚期阶段”；第三段的出土器物“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出土的部分同类期都颇为一致”。如与中原地区的高精度系列测年相比照，其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从出土用铜遗存看，只是到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兵器和容器出现的该遗址第五期，该地才进入青铜时代，已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晚期阶段。

至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铜器，一般认为约当夏至早商时期，其年代多被推定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之间（白云翔2002）。目前集中出土且经年代测定的，只有赤峰敖汉旗大甸子遗址集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这批铜器的年代区间，在公元前1735——前1460年，如与中原地区的高精度系列测年相比照，不排除年代更晚的可能性。从大甸子墓葬的随葬品中伴出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近似的陶鬶、爵之类器物看，知其年代上限应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下限应已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其他地点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尚未见有明确早于这一年代数据的例子。

陶寺铜铃

陶寺铜齿轮形器（与玉璧叠摞）

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仅有零星的用铜遗存发现。如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红铜铃和砷铜齿轮形器、容器残片等，但未见青铜；登封王城岗遗址曾出土青铜容器残片，新密新砦遗址曾出土红铜容器残片等。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发现的铜器尚少，且均为小件器物。第二期开始出现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第三期始有成组的青铜礼容器和兵器等出土。故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至多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依最新的系列测年结果，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680年（张雪莲等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

至于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中零星发现的用铜遗存，多为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应为中原文化影响所致，尚未在其所处的社会中显现出“显著的重要性”（张光直语），因而难以认为其已进入青铜时代。

要之，就目前的认识，整个东亚大陆多地区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约当公元前1700年前后。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些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间的交流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六、简单的结论

综上所述，东亚大陆公元前4700——前2300年所出现的零星用铜遗存，应属“原始铜合金”，是古人“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的产物，其出现具有偶然性且不能量产，与后来红铜、青铜器的生产存在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因而这一阶段应仍属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而由上述观察可知，东亚大陆应不存在以使用红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所谓“铜石并用”时代。齐家文化铜器出现的初始阶段、陶寺文化中晚期是否仅使用红铜，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即便它们都有一个以使用红铜器为主的阶段，其延续时间也不过200～300年。在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延续时间短、各种材质的铜器共存，暗喻着用铜遗存出现的非原生性。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