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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都的恒与变以早期城郭布局为中心（第1页）

中国古都的恒与变——以早期城郭布局为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叶，在探索中国国家起源的路径和商周国家形态的过程中，一些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模式，提出殷商、西周乃至春秋为“都市国家”（即中国学界的“城市国家”）的学说。如侯外庐认为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可追溯到殷商，而“西周时代……产生了大规模的封国运动，从东营洛邑以至春秋初年所谓‘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以说是城市国家筑城建国的一串历史”（侯外庐1943）。宫崎市定则认为氏族社会——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是世界古代史普遍的发展阶段，在比较了古代希腊、罗马城市形态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城市国家阶段相当于殷周到春秋时期，其“无邑不城”的聚落形态甚至延续到汉代：“我认为像亭这样的小聚落，其周围也都筑有城郭，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中国上古时期人民居住在城郭之内是基本原则，是他们生活的习性。”（宫崎市定1957）

的确，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不绝于书；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墙也不鲜见。至于湮没于地下、经发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惟公众，即便学术界，一般也是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的：“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刘庆柱2006）；“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刘庆柱2009）。

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与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宿白1978）和曹魏时期的都城——邺城（徐光冀1993）。再往前，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本文所言中国古都的早期阶段，限定于二里头时代至汉代，约公元前1750——公元190年）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城郭齐备的状态是主流吗？其背后的动因又如何？如此种种，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二、早期：二里头至东汉时代

通过对都城遗址考古材料的梳理，笔者认为“大都无城”——主要都邑外围不设防（无外郭城）——是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态，以下即分阶段对此加以分析。

（一）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是主流

约公元前17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许宏2014A）。

至少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始，二里头都邑的规模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在其中心区先后出现了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主干道等重要遗存。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都邑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

到了商王朝二里岗期，二里岗文化不仅迅速覆盖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而且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都有极大的飞跃。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围以城郭，有极强的防御性。郑州商代遗址群的总面积达15平方公里，外城加沼泽水域围起的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而由不足1平方公里扩至2平方公里的偃师商城，则城垣宽厚且有意设计出多处拐折，城门狭小，加之城内府库类建筑的设置，都体现了较浓厚的战备色彩。鉴于此，郑州商城为商王朝主都，偃师商城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刘莉等2002）或辅都（张国硕2001）的意见应是较为妥当的。

关于二里岗国家的性质，学者多有论述。由大规模城郭的出现，以及对晋南和长江中游等地的扩张和据点建设，有学者认为商周王朝“战士国家”的特质，在这一时期就已显露无遗（岡村秀典2008）。可以说，“商代晚期以安阳为中心的政体显示出商王室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获得像二里岗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刘莉2009）。有的学者在对全球早期文明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甚至提出了二里岗文明是否应属东亚大陆最早的“帝国”的问题（WangHaig2014）。这些特征，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城郭兼备的形态在二里岗时代出现的历史背景。

随着以郑州商城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岗文化的衰落，以洹北商城为中心的洹河两岸一带作为商王朝的都邑崛起于豫北，殷墟遗址群开始走向繁荣，殷墟文化也自此发端，成为商代后期文化的典型代表。

就殷墟遗址群的总体分布看，殷墟从建都伊始就是跨洹河两岸的，其内部格局在殷墟文化的不同阶段有所变化。建都初期，其城市重心在洹北。以洹北为中心，开始营建宫殿区和面积约41万平方米的宫城，但不久大片宫殿建筑即被火焚毁，在聚落周围挖建了圈围面积达4。7平方公里的方壕。出于目前还不知道的原因，刚刚挖就的方壕随即被草草回填，南壕甚至未加夯填，都城的重心即移到了洹南（岳洪彬等2011）。以洹南小屯宫殿宗庙区和洹北西北冈王陵区为中心的200余年的时间里，殷墟都邑经历了规模由小到大、结构逐渐复杂的过程，聚落总面积达36平方公里。但在80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同样未发现外郭城的迹象。

无论如何，在相隔了100余年军事攻防色彩浓烈的二里岗时代后，殷墟的聚落形态又呈现出与二里头都邑相近的状况，并正式进入了至西周王朝结束近500年“大都无城”的阶段。

安阳殷墟宫庙复原区鸟瞰

位于陕西关中西部的周原遗址，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先为周人灭商前的都城，终西周王朝则一直是周人祖庙之所在，也是王朝诸多贵族的重要聚居地。在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也一直没有发现城垣的迹象。有学者认为这是不同于夯土围城的另一种城的类型，即“因自然山水地形地貌加以堑修（挖掘）而成的河沟台地堑城”（彭曦2002）；而长安丰镐和洛阳洛邑遗址，也应类同。

西周王朝的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地处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据最新的勘查结果，丰京遗址总面积约8。62平方公里，镐京则为9。2平方公里。新发现的面积广大的自然水面或沼泽地构成了天然的屏障，迄今尚未发现夯土城垣或围壕等防御设施。

西周初年，周王朝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作为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西周时期的洛邑究竟为一城还是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其具体位置何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成周即洛邑，而西周时期并无所谓的“王城”（梁云2002）。从考古发现上看，西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瀍河两岸一带，但迄今未发现城垣。其兴盛于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衰落，应即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成周（洛邑）（叶万松等1991，刘富良等2005）。

据分析，周代主要诸侯国都城曲阜鲁国故城，可确认的最早的城垣大致属两周之交或稍晚（许宏2000）；临淄齐国故城范围内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与文献所载齐国始都临淄在时间上大致相合，但目前发现的零星西周时期的城垣性质尚难以遽断。

在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已指出“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世严格的城郭制度在这一时期尚未最后形成”（许宏2000）。此后长时段的都邑观察和深入思考，使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归纳尚不足以把握当时都邑与社会发展的切实脉络。显然，除了商代前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城郭形态，“大都无城”是广域王权国家时代都邑制度的主流。

（二）春秋战国时代：兴于乱世的防御性城郭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列国分立，各自立都，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具有防御功能的城郭布局应运而生。徐苹芳将其概括为宫城加郭城的“两城制”的形态（徐苹芳1995）。

在春秋时期的都邑中，我们还能看到上一个时代“大都无城”形态的残留。首先是位于侯马的晋国都城新田，在4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具有宫城性质的数座小城及宫殿基址，盟誓、祭祀遗址及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等大量遗存，整个都邑遗址没有外郭城。另一个例子是洛阳东周王城，对以往发掘材料的分析表明，“东周王城城墙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时期”，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东周王城东墙始筑于战国时期，而与东墙一体的其余三面城墙的始筑年代也应相同，则东周王城的城墙始筑年代是在战国时期”。从春秋遗存的分布上看，平王东迁之王城也应在遗址范围内，只不过春秋时期的王城没有郭城（徐昭峰2007）。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看，位于荆州的楚国郢都纪南城在春秋时可能并无大城城垣，现存遗迹应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期郢都的形态（许宏2000，梁云2006）。

有学者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布局进行了复原，认为将宫城置于郭城之中也即“内城外郭”是这一时期城郭布局的正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凡战国时期新建或改建的都城，格局都为之一变，出现了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的新布局（马良民1988）。

这种变化似乎还可以更为简洁地概括为从“内城外郭”变为“城郭并立”。这一观察结果在对相关城址的深入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就城、郭的相对位置而言，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宫城在郭城之外，如临淄齐故城、邯郸赵故城等；二是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如曲阜鲁故城、新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东城利用河道分割宫城与郭城，西城则为附郭），洛阳东周王城、楚都纪南城似乎也可归入此类（许宏2017）。如果说“内城外郭”的格局是春秋时期“卫君”的最佳设防，那么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国统治者竭力使自己的栖身之所脱离居民区的包围并满足其恣意扩建宫室的奢欲，似乎就成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出现的主要原因。而军事、国防设施等的长足进步，也使宫城单独设防成为可能。

邯郸赵故城“龙台”鸟瞰

燕下都西城南垣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