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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第1页）

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

关于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何看待年代偏早的零星用铜遗存？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测年技术的进步如何改变对各区域用铜史乃至青铜时代肇始问题的认识？如是种种，都有必要在新的时点上进行梳理分析。本文即拟对相关问题做粗浅的探讨。

首先要对本文论述的空间范畴做一限定。作为地理概念的东亚大陆，既不限于今日之中国，也不等同于今日中国的范围。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广阔的大西北地区在地理上可归入中亚范畴，在文化上也与后者保持着很大的类似性”（李水城2005），所以本文关于东亚大陆早期青铜遗存的讨论，不包括出土了众多早期铜器、地理上属于中亚的新疆地区。

一、由对“铜石并用时代”的异议说起

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同时，他把铜石并用时代再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1984）文中提出了“是否一开始出现铜器就应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应是肯定的：“如果说仰韶文化早期的铜器暂时还是孤例，而且制造方法还不明了，那么仰韶文化的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目前，这一划分方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另一种划分方案是，“把发现铜器很少，大约处于铜器起源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归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把龙山时代笼统划归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也称新石器时代末期）。”（任式楠2003）与此相类的观点是“仅将龙山、客省庄、齐家、石家河、陶寺、造律台、王湾三期、后岗二期及老虎山等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视为铜石并用时代”，其理由是，“我们目前还不能仅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所产生的若干新因素去推想当时‘可能’或‘应该’有了铜器，所以，将一个实际上尚未出现铜器的时期也归并为‘铜石并用时代’应该说是名不副实的。”（张江凯等2004）

的确，在前述第一种方案中，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崧泽文化中尚未发现铜器及冶铜遗存，其他地区“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痕迹”（苏秉琦1994B）。而在《中国通史·第二卷》“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一节近70页的叙述中，完全没有对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具体介绍。类似情况也见于《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一书，在关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1000年（公元前3500——前2500年）遗存几十页的叙述中，仅一处提及了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韩建业2008）。由此可见，这一阶段铜器及冶铜遗存乏善可陈的程度，故学者对此多采取存而不论、一笔带过的处理方式（石兴邦1986，张海等2013）。

在认可“铜石并用时代”存在的观点之外，更有学者认为“其实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Age）又称红铜时代（Ce），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西亚在公元前6000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2000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红铜、砷铜或青铜4000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易华2014）。

关于“铜石并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家有自己的界定：“过去一般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是已发明和使用红铜器但还不知道制造青铜器的时代，所以有时也称作红铜时代。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有些绝对化了。不错，有些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中只有红铜器而没有青铜……另一些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则有青铜……中国不但在龙山时代有青铜和黄铜，就是仰韶时代也有青铜和黄铜，这当然与所用原料的成分有关，不能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而模糊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以至于否认中国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1984）与此类似的表述是，“无论哪种意见所述铜石并用时代，都不能把它等同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即使是目前发现红铜器较多的齐家文化，也并不能纳入单纯的红铜时代。中国早期没有形成一个红铜时代，走了不同于亚欧其他国家的冶铜发展道路。”（任式楠2003）

鉴于上述，东亚大陆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如果存在，是否能早到公元前3500——前2500年这个时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关于“原始铜合金”遗存的发现

在东亚大陆早期铜器及冶铜遗存的发现中，较早的几例尤为引人注目。这里试综合学术界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略作分析。

陕西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状物，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700年。

陕西渭南北刘黄铜笄，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

“原始铜合金”概念的引入，可以较好地解释这类早期用铜遗存：“从矿石中带来的杂质，其存在标志着冶炼红铜的失败与早期冶铜技术的不成熟。含有这些杂质的铜与后来人类有意识进行人工合金而得到的各种铜合金，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不能因为这些铜中含有锡或铅，就称之为青铜，更不能认为它们同于后世的人工有意识制造出来的铜合金。为了使二者有所区别，把这种早期的、偶然得到的、含有其他元素的铜叫作‘原始铜合金’比较合适。”因而，“姜寨的‘黄铜’片的出现，既是可能的，又是偶然的，应该是选矿不纯的产物。虽然这是一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铜锌合金’，但它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冶炼黄铜的技术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应属于原始铜合金。”（滕铭予1989）如此获取的原始铜合金偶然性大且不能量产，在各地皆昙花一现，与后来的青铜冶铸有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仰韶文化的黄铜、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详后）含渣量均很高，表明当时还没有提纯概念。

山西榆次源涡镇陶片上红铜炼渣（安志敏1981），属仰韶文化晚期晋中地方类型（严文明1984），约公元前3000年。

东乡林家青铜刀

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

东乡林家青铜刀，锡青铜，单范法铸造，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推断为公元前2900——前2700年（任式楠2003）。这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该遗址的灰坑中另出有铜渣，应“是铜铁共生矿冶炼不完全的冶金遗物”，“可认为中国在冶炼红铜、青铜之前，存在着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阶段”（孙淑云等1997）。

严文明指出，“现知在甘肃有丰富的铜矿，有些矿石中偶尔也会含有少量锡石即氧化锡，用木炭加温即可还原。所以林家青铜刀子的出现，可能与当地矿产资源的条件有关，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而“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往往有一些极重要的发明开始带有偶然性质，如果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就会很快推广和不断发展；如果一时并不急需，就将长期停滞甚至中断而失传，等到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后才重新发展起来。人类用铜的历史也有类似的情况”（严文明1984）。显然，这些零星的偶然发明，由于有很大的时间空白，不排除中断、失传的可能性，我们还无法将其作为后来龙山时代晚期集中用铜现象的清晰源头来看待。

另一方面，如滕铭予所言，“尽管我们提出马家窑文化的铜刀，作为原始铜合金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它的出现毕竟标志着甘青地区在仰韶时期已经出现了人工冶铜技术”（滕铭予1989）。

也有学者认为，林家青铜刀所显现的“青铜技术的出现，仍不能不考虑西方文化渗入的可能性”（韩建业2008）。这对早期用铜遗存出现的偶然性、断裂性以及合金的复杂面貌来说，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新的测年更新对区域用铜史的认识

前引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用铜遗存的年代测定，都是早年进行的，在目前高精度系列测年的框架下，恐怕有重新审视调整的必要，但目前还缺乏最新的研究。泰安大汶口墓地M1骨凿上曾发现铜绿，该墓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这是一个用铜遗存随学科进展而年代被不断下拉的典型例证。最新的认识是，“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比传统的认识晚了约200年”（北京大学2011）。

由是，以往认为偏早的华东地区用铜遗存的年代，被下拉约300年以上，这强化了用铜遗存西早东晚的态势。但应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区既往的测年数据，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遗存的系列测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中原地区“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编年框架相比较，新的认识普遍晚了约200至300年”（北京大学2011）。就西北和北方地区早年的测年结论而言，这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数值。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黄河与西辽河考古学文化年表

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其中年代栏中3500应为3300，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应为3500。

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用铜史，因测年工作的进展，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首先是凌源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原推断为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约当公元前3000年前后（郭大顺1994，苏秉琦1994B）。后经碳——14测年，“炉壁残片的年代为3000±333——3494±340BP，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红烧土年代晚约1000多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李延祥等1999、2004）。

除此之外，另两处关于红山文化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发现则尚存异议。其中一处是在凌源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4号积石冢的一座小墓内，曾发现一件小铜环饰，经鉴定为红铜（韩汝玢1993），发掘者称此墓为“积石冢顶部附葬小墓”，认为“这项发现地层关系清楚，材料可靠，被冶金史界称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标本之一，也证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红山文化”（郭大顺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