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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第1页）

结论

李孟潮

在本书的最后这一部分，霍妮显然是想要教读者们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她总结了很多治疗的要点。这里应该给读者们一个预警，以下的内容更适合心理咨询师，尤其针对学习过精神分析基础课程的学员。

霍妮首先提出，仅仅觉知到分裂是不够的，而且分析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阻抗。她设问，如果我们进行弗洛伊德式还原分析，“万事回归五岁前”，是否就足以疗愈？答案仍然是不够。虽然这会让个案以“更加宽容慈悲的态度面对自己”。

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霍妮的答案是改善形成人格障碍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包括“疏远自我和他人，感到无助，忧虑扩散，人际关系敌对而紧张”。相应地，治疗目标包括三个方面：1）找回自己，意识到自身真实的感受与需要；2）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3）在自身感受和信念基础上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为了达到这三个目标，她论述了分析的治疗过程，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个案的“主导性心态、理想化现象、外化行为的含义”；第二部分是处理冲突本身，尤其是分析这些冲突具体如何产生影响。

在本书的最后，霍妮还提出了精神分析的最终目标，这两页非常鼓舞人心，值得反复阅读。这些目标可以用四“自”来概括：自成一体、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自性圆满。作为1945年的作品，这些内容是非常前卫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要点要么已经被后来者吸收，要么被其他学派超越。如果今天的咨询师们希望学习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可能从以下路径出发比较适合。

首先，可以学习人格障碍的整合模块疗法，这种疗法整合了多种人格障碍的疗法，把它们分配到不同的模块，进行辨证施治。

其次，是根据个案的不同类型学习三种疗法，分别是辩证行为治疗、移情焦点治疗和图式治疗。

辩证行为治疗被称为人格障碍治疗的金标准。它的优势在于通过四套技术完整地修补好个案缺乏的应对机制，这四套技术也被总结为数十种自助技术，应该说，这是所有其他疗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数十种技术为基础，盲目地进行精神分析，那很容易引发个案的崩溃和焦虑。

但是治疗师只要试图教授技术给个案，就会引发个案多个层次的冲突，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控制情结，所以治疗师必须学会及时地分析移情和阻抗，这方面无疑是移情焦点治疗的长项。

随着移情和阻抗的缓解，个案学会了辩证行为治疗的各种技术，不再动不动就崩溃，这时我们可以逐渐进展到自体和客体的分析，这方面而言，移情焦点治疗并没有相关的自助书籍来帮助个案，但是图式治疗就有很多的自助手册。

最后，如果人格障碍者已经人到中年，或者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格障碍者年轻的时候已经被治好了，但是人到中年，面临中年危机，其病情有可能复发，这时候，可能还要合并荣格分析。

结论：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如何对人格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真正解决这些冲突就显得越为紧迫。但如我们现在所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靠理性决策，不能靠逃避问题，不能靠意志力支撑，那么这又如何才能实现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要想解决这些冲突，就只有靠改变其人格中滋生这些冲突的条件。

这是治本之道，也极难。考虑到改变自我要面临的诸多困难，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设法走捷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会频繁地问这个问题：看到自身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确，不够。

即使精神分析医生在精神分析初期就早早判断出患者内心是如何分裂的，且能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一分裂，这一洞见也并无直接的意义。患者看到了各种麻烦背后真真切切的原因，不必在神秘的迷雾里茫然无措，从这个角度说，这当然能让患者释放一定的心理压力，但患者却无法将之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仅仅认识到内心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干扰，并不能减轻患者内心的分裂。得知这些情况时，他就像听到陌生的消息，这个消息虽然听起来有理有据，但他却无法认识到这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必然会无意识地在精神上处处有所保留，使得治疗步履维艰。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医生在夸大其内心冲突的严重性，若非外部环境影响，他会过得挺好；爱情或者成功会让他摆脱沮丧；远离他人就能避免内心冲突；虽然正常人确实难以一仆二主，但他自己意志坚定、聪慧无比，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患者在无意识中会觉得精神分析医生是个江湖郎中或好心的蠢人，假装专业来粉饰一切；觉得医生应该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就意味着，患者用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精神分析医生的建议。

他内心的这些保留表明，患者要么坚持其特定的解决冲突的尝试，在他看来，这些尝试比冲突本身更现实，或者他已经对治愈彻底绝望。在能够有效处理基本冲突之前，必须先让患者想通所有的这些尝试及其结果。

患者想走捷径，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并因弗洛伊德对遗传的强调而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这些相互冲突的驱动力，一经发现就将之与其起源及童年生活中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否就已足够？答案同样也是：不够。对大多数人而言，原因也是一样的。即使让患者事无巨细地回忆早年经历，对患者的帮助也不过是能让他以更加宽容慈悲的态度面对自己，根本不可能减轻现有冲突造成的破坏。

综合理解患者早期所处环境的影响及其造成的童年人格变化，虽然缺乏直接治疗价值，但确实能引导我们探索神经症冲突形成的条件。[17]毕竟，最初引发这些冲突的正是患者在与人、与己的关系上的变化。之前出版的作品[18]及本书的前几章里，我已经描述了这种病情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孩子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威胁到了自己的内心自由、天性、安全感、自信心——其精神生活的核心。他感觉孤立无助，因而他最初尝试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不是出自其真实感受，而是策略需要。他无法简单地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抗议别人的要求，只能本能地设法与人打交道，在尽可能降低自身损失的前提下去操纵别人。这一方式中形成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疏远自我与他人，感到无助，忧虑扩散，人际关系敌对而紧张，从普遍的警惕心到具体的仇恨，不一而足。

只要这些条件还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任何相互冲突的驱动力。相反，产生这些驱动力的内心需求随着神经症病情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紧迫。伪解决方案只不过进一步扰乱了他与人、与己的关系，并且意味着离真正的解决之道已经越来越远。

因此，治疗的目标必须是改变这些条件本身。神经症患者应该得到帮助去找回自己，意识到自身真实的感受与需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在自身感受与信念基础上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如果我们能靠魔法实现这一切的话，那么无须触及这些冲突便可将其消除。然而世间没有魔法，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要采取哪些步骤向理想的方向转变。

因为每一种神经症，不论其症状多么戏剧性或看起来与个人多么无关，都是人格失常，治疗的任务便在于分析整个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因此，把这一结构及其个体变化定义得越清晰，我们就能把要做的工作描述得越准确。如果我们把神经症视为围绕基本冲突而建的保护体系，那么精神分析工作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详细审视该患者无意识中为解决冲突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其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包括分析其主导性心态、理想化形象、外化行为等的所有含义，而无须考虑其与背后的冲突之间具体的关系。有人认为一个人在关注基本冲突前无法理解、处理这些因素，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虽然这些因素是为和谐解决冲突而生，但它们自有其特点、意义和影响力。

另一部分工作主要是处理冲突本身。这意味着不只要让患者意识到这些冲突的大概情况，还要帮助患者发现这些冲突具体如何产生影响——换言之，他内心互不兼容的驱动力及其产生的心态在具体情境下如何互相干扰：例如，在施虐倒错的强化之下，保持低调的需求如何阻碍他赢得比赛，或者在竞争性工作中脱颖而出，而与此同时他想要胜人一筹的驱动力又使得赢得胜利成为紧迫的需要；又比如，各种不同根源滋生出的禁欲主义，是如何干扰了对同情、情感和自我放纵的需求。我们还要让患者明白他是怎样在极端之间摇摆：例如，他是如何时而律己过严，时而又待己过宽；或者他对自己的要求在外化之后，可能又经过施虐驱动力的强化，是如何与其让自己通晓一切、包容一切的需求产生冲突的，结果又是如何让他在谴责他人与宽宥他人之间摇摆不定的；或者他是如何要求享有所有权利，又觉得自己毫无权利可言的。

这部分分析工作可以进一步指导我们解读那些明明不可能，但患者又试图实现的种种融合与妥协。例如他试图既自我中心又慷慨大度；既要征服别人，又想赢得情感；既要支配别人，又想做出牺牲。这项工作包括帮助患者准确理解其理想化形象、外化行为等是如何魔法般地让冲突消失、如何掩饰这些冲突、如何限制其破坏力的。总而言之，要让患者彻底理解自身的冲突：这些冲突对人格整体上有何影响，以及具体如何引发各种症状。

总之，在精神分析工作的不同阶段，患者会出现不同的抵触行为。在分析其寻求解决冲突的尝试时，患者会执着于为其心态及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辩护，以此阻挠一切对其真正本质的探索。在分析其冲突时，患者则主要热衷于证明他内心的冲突根本不是冲突，以此模糊、淡化其特定驱动力互不兼容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