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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声与光（第1页）

第十二章声与光

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终结后的几百年间，欧洲大地满目疮痍，遍地废墟，庞大的斗兽场、神庙、浴室、桥梁、宫殿和凯旋门矗立一旁，静默无语。时而有朝圣者南下前往圣地亚哥（Santiago）[1]，或往东去巴勒斯坦寻找圣地；时而有农人在外耕作，或拾柴伐薪。这里时常能见到一些断壁残垣的遗迹，既令人好奇，又不免感慨万千。它们是一个强大而神秘的古代文明的遗存，古代英国诗人曾以敬畏的口吻写下《废墟》来颂扬过往的辉煌岁月，正如当年荷马也曾描绘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宫殿——他那个时代的历史遗迹。

楼宇明亮，流水绕高堂，

尖耸三角墙，人声何喧嚷；

高朋满座宴席上，

热闹又快活：一朝命运变了样。

疫年来袭，四方灾民暴毙，

死神出手，无人得以幸免；

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一片荒凉，

卫城之上，废墟一片[202]。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结束之时，废墟遍野的欧洲大陆已经改头换面，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来自基督教日益煊赫的权势和修道院精神，当然也来自新的日耳曼皇帝，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带来的政治稳定。如果说加洛林时代与奥斯曼时代的建筑只不过简单拼凑出了一些古代文明的宏伟风采，那么此后的新时期基督教建筑则自在圆融，充满棱角分明的几何美感。这种风格最初出现在西欧和中欧各地，如伦巴第、加泰罗尼亚和勃艮第，它们更能展现出基督教在各地方兴未艾，其势力堪比古罗马时期[正因如此，这一风格也被含混地称为“罗马式”（Romanesque），也就是“像罗马那样的”建筑]的情形。至此，在宏伟建筑方面，西欧也终于可以与拜占庭、西班牙乃至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匹敌了。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这种新的基督教建筑风格向北传播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向南抵达西西里，还从圣城耶路撒冷一路传到了西边的英格兰与爱尔兰地区[203]。无论是在朝圣的路上，还是在欧洲城市的中心，人们都建起了各种教堂与修道院，结构坚实，风格和谐，每一块石头都彰显着一种有别于古罗马风格的独特的建筑理念。

施派尔大教堂（SpeyerCathedral）坐落于德国南部的莱茵河畔，它墙体坚实，室内空阔，是这一风格的最早期建筑之一。11世纪中期教堂被重建时，当时在位的康拉德（rad）皇帝将它设计成了皇室[指奥托大帝之萨克森王朝之后的萨里安（Salian）王朝]的陵墓。康拉德将教堂扩建，还建了一座高高的新屋顶，采用颇为复杂的“交叉拱顶”（groinvaulting）结构——由两个半圆形的圆筒状穹隆交错而成。

这种拱顶建造方式在罗马时代就已经为人所知了，但是在施派尔大教堂才首次被用于教堂建筑这样高大开阔的空间里。穹顶最初建成时，人们赞叹不已，都觉得它丝毫不逊于过去听闻或目睹的凯旋门之类的伟大建筑。眼见着高悬于头顶上方100多英尺（约30米）的石头结构，人们不禁心生矛盾的情绪：既因担心它可能突然崩塌而不安，又因想到它能防火而备感安慰——当时几乎所有教堂建筑的吊顶都比它低矮许多，而且是木结构的。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屋顶有回音的功能，神父吟诵弥撒的声音与唱诗班的歌声会在墙壁与屋顶之间持续回**，仿佛整个建筑都是由声音构成的。

当时的人们听到的乐音歌唱如今被称为“格列高利圣咏”，这是自古以来教堂仪式的一部分。这个名称来自教皇格列高利在公元6世纪的罗马创立的“圣乐学校”。正是这所音乐学校发展出了这种歌咏风格，以配合基督教仪式的缓慢节奏与神秘氛围[204]。

?　施派尔大教堂中殿，1061年，刻版画来自朱尔斯·盖尔哈博，《古今纪念碑：不同民族在所有时代的建筑历史集合》（巴黎，1853年）

与施派尔大教堂差不多同时期建成的还有勃艮第克吕尼的本笃会大修道院教堂（theBeineabbeychury），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教堂之一。设计这座教堂的修道士名为冈佐（Gunzo），自然也是一位音乐家。据说他是因身体瘫痪在医院静养期间受神灵托梦，才萌生出建造大教堂的想法——建造教堂往往耗资巨大，这倒是个日后方便筹措资金的理由[205]。克吕尼教堂是本笃会的修道院，创建于10世纪早期，后来很快成为强有力的教会集团，以此为中心的修士团体覆盖了大片地区，而且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

冈佐建造的教堂是克吕尼的第三座也是最大一座教堂，其规模甚至超越了施派尔大教堂。当时委托建造教堂的休主教对此无疑是非常满意的。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一样，克吕尼大修道院教堂也成了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教堂之一。休主教意在营造出适合做礼拜的庄严环境，唱诗班不仅需要更大的空间，还要有高耸的圆筒形穹隆，才能为格列高利圣咏创造出强大的音响环境。原本的唱诗席局促拥挤，修道士们多有怨言，如今被扩展为一大片开阔的空间，附带辐射出几个小礼拜堂，这样就可以将圣物存放在圣坛后方。每年夏天当朝圣人群涌入教堂时，这一安排就显得格外便利了[206]。此外还有一些新颖的设计，例如在教堂东侧建造两个耳堂（tra），还有沿中殿一路建有侧廊，以成排的圆柱相隔，构建出无穷无尽、不断延展的空间感[207]。格列高利圣咏那悠扬婉转的吟咏在复杂的建筑结构中流连回**，让人想起科尔多瓦大清真寺中林立的圆柱，及其宣礼师对信众高声吟诵的唤礼声。

▲克吕尼第三教堂修道院示意图，勃艮第，约1088——1130年，刻版画，1745年

正是在克吕尼教堂首次出现了尖顶拱门，它也成了这一时代的标志，并呼应着与之毗邻的穆斯林西班牙与西西里岛上的伊斯兰建筑形式。由此也可见伊斯兰世界在西方的影响力日渐增长。欧洲的第一本《古兰经》拉丁文译本就是12世纪中期在克吕尼制作的，委托人是克吕尼的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PetertheVenerable），他曾游学于西班牙，与伊斯兰学者共同学习。在此之前，除了科尔多瓦，人们对伊斯兰或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所知甚少，只是依稀感觉到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强大威胁。直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也就是11世纪的最后几年间，从圣地归来的贵族与战士带回许多故事，关于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的真实的知识与经验才逐渐传到欧洲世界。尊者彼得下令翻译《古兰经》是人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了解伊斯兰教的尝试，此前人们只不过听闻一些传说故事，比如说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地受一块巨型磁铁的影响而悬浮在半空之类。

不过，克吕尼教堂的装饰性雕塑却与伊斯兰的建筑风格迥然有别。冈佐或者是其他音乐涵养颇深的修道士为新的修道院教堂委托制作了柱头，其中两个柱头上雕刻着格列高利圣咏的八种调式，都表现为舞蹈者或音乐家等吟游艺人（在法国与勃艮第宫廷盛行的云游各地的艺人）的形象，他们演奏各种乐器，周围的铭文上标明他们各自代表的调式——其中第三个调式的画面是一个人坐着弹奏类似七弦竖琴的六弦乐器。这些形象背后都深藏学理与哲学渊源，包括波爱修斯（Boethius）所著的《音乐纲要》（Deinstitutionemusica）和《哲学的慰藉》（solatiophilosophiae），以及与宇宙和谐共存的悠久的音乐传统，当然还有些更接地气的来源，如《唱经歌曲集》（Tonaries），上面记载着日常仪式中的对唱曲与歌曲[208]。这些柱头雕塑不仅能让人铭记这些知识渊源，而且也非常适合用来装饰教堂，与吟诵经文的日常核心仪式相得益彰。

▲　柱头，表现了格列高利第三调式，来自克吕尼第三教堂，约1100年。克吕尼博物馆

建筑与雕塑的新理念很快从克吕尼传到了勃艮第地区的其他教堂。在欧坦（Autun）大教堂位于圣拉扎尔（St-Lazare）的入口处有一座名为“最后的审判”（LastJudgement）的雕刻作品，来自克吕尼教堂中央入口处的一块半圆形浮雕，也就是山形墙壁面装饰（tympanum），上面雕刻着耶稣作为人间的精神统治者的形象。欧坦的这座山形墙壁面装饰展现出《圣约翰启示录》中令人惊骇的画面，即世界末日的骇人场景，以及耶稣最终战胜宿敌的伟大胜利。在较为通俗的意义上，这还是那个时代里极为罕见的签名雕刻作品，浮雕下端有着一行文字“吉斯勒贝尔制作”（Gislebertushocfecit）。

我们对吉斯勒贝尔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可能在克吕尼工作过，后来迁居到欧坦。12世纪最初几年间，新教堂的大多数雕刻装饰都出自他的手笔。作为一名雕塑家，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他创作的“最后的审判”以一尊大型的耶稣像为中心，耶稣伸开双臂，周围环绕着一串铭文“OMNIADISPONOSOLUSMERITOSOQUOSSCELUSEXERCETMEJUDIACOERCET”（万事皆由我一人处置，我为正直者戴冠，犯罪者接受我的审判与惩罚）。耶稣周围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着他的律法内容。下方门楣中是被选中的人们，等待着升入山形墙上刻画的天堂，圣彼得站在一边，手持通往天庭之门的巨大钥匙；在另一侧，灵魂被称量，魔鬼现身，变作半人半蛇的恐怖恶魔，拖着被诅咒的人们走下地狱。吉斯勒贝尔的风格在此表露无遗，人物身材修长，衣褶紧密且富有表现力，温柔与暴力形成强烈对比，各种细节堪称无懈可击。两旁的天使吹响了巨大的象牙号角（用象牙雕刻的猎号）。耶稣“最后的审判”这一画面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节奏，因为这种建筑平面本身就带有紧张感与冲击力：英文中“山形墙”这个词的意思不仅是门楣上方的刻板，还可以是一面鼓。

▲　吉斯勒贝尔《最后的审判》（局部），西侧山形墙装饰，圣拉扎尔，1120——1140年。如今保存于欧坦大教堂

吉斯勒贝尔不仅制作了教堂内部的大部分雕塑，还制作了位于圣拉扎尔北门上方的大门雕塑，可惜后来大多数都被毁坏了。他刻画的《圣经》场景包括“天堂的四条河”和“犹大自杀”，除此之外，还塑造了狮子、禽鸟、斗鸡等灵兽的形象。在名为“第四音乐调式”的雕像中，乐师扛着一根悬挂着八个铃铛的长竿并不断敲击奏乐，这是他临摹自克吕尼的雕刻作品（没有人知道他为何没有模仿其他七种调式）。他塑造的“夏娃”被放置在北门的门楣之上，是当时最迷人的人物雕塑之一，可惜后来大部分都被毁坏了。雕像中的夏娃身体**，在智慧树的枝叶间伸展肢体，似乎正在对混沌蒙昧的亚当轻言细语些什么。魔鬼倚身靠近，朝着她的方向压弯了树枝。夏娃则慵懒地伸手抓住禁果。她看起来像是河水女神，又或者是古代水中仙子的化身，她的湿发随着激流漂浮——但是吉斯勒贝尔的雕刻展示的意念并不是涤**清洗，而是**裸的**——松散的头发是性欲的一种象征。

吉斯勒贝尔恰好处于11世纪和12世纪宗教艺术新时代的开端[209]。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中都充满了奇异的形状、色彩和动作。仿佛想象力忽然被打开了豁口，艺术家们第一次可以信马由缰地探索，天马行空地想象。尽管艺术的目的是解释上帝的奥义，让观看者超脱于眼前的物质世界，但这些艺术形式本身还是给人带来了强烈的美感与愉悦。这种无拘无束的感官愉悦很容易让人想起古希腊时期的雕塑作品，但它其实与伊斯兰装饰及书法艺术的关系更为紧密。“这些色彩丰富的画作是艺术的非凡杰作，让人们充分感受到色彩的壮丽与华美，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向了天花板”，这是12世纪英国史学家马尔默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ofMalmesbury）写下的，描述的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内部装饰，不过他之所言对伊斯法罕的大清真寺或圣索非亚大教堂[210]也完全适用。

这种追求华美与现实享乐的风格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一些批评，正如拜占庭那些有**力的艺术作品曾遭到“圣像破坏运动”的攻击一样。11世纪末期，一群崇尚苦行与节俭的修道士组成了一个社团，后来被称为“西多会”（s）——因为他们最初的定居地是法国第戎以南的西多地区。在短短50年间，数以百计的西多会修道院出现在欧洲和不列颠各地，这些修道院的建筑风格与克吕尼和欧坦有着天渊之别。

西多会修道院往往建在偏远的自然之境，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其建筑的简朴风格上。最古老的西多会修道院之一位于丰特奈（Fontenay），修道院的四周群山环抱，密林幽深，步入其中就像走进自然形成的岩洞。高高的圆筒状穹隆架设在巨大的墙体之上，整个空间流畅连贯，没有繁杂纷乱的装饰，连门窗都做得朴素小巧。不过，这座修道院可不是退隐乡野的幽居之所，这种极简的设计意在反对克吕尼修会那种过度装饰的风格，以及受其影响形成的欧坦的建筑风格。

这种反对态度也在史料中留下了印迹。西多会修道院主教“明谷的伯纳德”（BernardofClairvaux）是“尊者彼得”最主要的批评者与敌对者，他在1125年写下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名为《为吉列马申辩》（ApologiaadGuillemuma），对克吕尼建筑代表的华丽风格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在修道院中，当各位修士兄弟读经的时候，眼前所见的是何等景象——这些荒唐至极的怪物是什么意思？一种畸形的美丽，还是美丽的畸形？这些污秽的猿猴是什么意思？还有凶残的狮子、丑陋的半人马、半人半兽的生物……那只动物前半个身子是马，后半个身子是羊；这只动物则前半个身子长角，后半个身子又像马。总而言之，眼前充斥着形形色色、自相矛盾的形象，令人瞠目结舌，巴不得一直盯着大理石，而不再去认真读书。如此一天下来，只是呆呆地望着这些塑像，而不愿静心揣摩上帝的法则。上帝啊！就算他们不以此荒唐之举为耻，难道不会为这笔花费而感到些许不安吗？[211]

伯纳德反对的不仅是克吕尼建筑的高昂花销，还有干扰视听的种种非自然形象。无论这些教堂的内部看似多么高贵而坚实——按照看不见的音乐形式塑造而成，但它们终归来自充斥着物欲的头脑，也难免令人沉沦于世俗的享乐。不久后，针对这种物质主义风格，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出现了，它背后的理念比音乐更抽象难懂。这类建筑高挑尖耸，轻盈澄澈，好似有意违抗自然规律：塑造出这些建筑结构的并不是声，而是光。

▲中殿，丰特奈修道院，1147年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