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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目酣神醉（第1页）

第十四章目酣神醉

日本城郊某处，林木葱郁的山上竖立着一连串简洁的木制鸟居——立柱上方横贯着一根略带弧度的横梁。穿过这些鸟居，在林间拾级而上，便可抵达山上一处空地，那里建造着一座四面通透的亭子：神社。神社看起来质朴简单，竹木搭建，茅草覆顶，形式优雅的桑布条随风飘摇，以作装饰。神社内没有神祇的画像或塑像可供参拜，只有用以供奉自然的灵性，如山风吹过林间时的轻响，乌鸦聒噪的叫声，还有近旁泉眼的涓涓水声。

神社是神道教的建筑，这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最早的神社只不过是一堆石块或是一棵树，人们认为“神”在此居住，所以前来参拜。与风吹沙丘的原理一样，日本岛上最古老的艺术作品也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意。各种陶罐和器皿上装饰着奇异的贝壳图案和绳纹，这些都出自绳纹时代——公元前14000年最早出现在日本岛上的人类文明。

数千年来，这些狩猎-采集文明的人类制造出了许多精美的陶罐，有些形似火焰，有些则是人形，罐身装饰精美繁复，洋溢着内在的力量。这些陶罐承载着古老而悠长的岁月，形态也逐步演变，仿佛记录着地质与气候的缓慢变迁。它们也记录下了公元3世纪中期的一场突变，就在这时，一种全新的陶艺形象出现了。这类绘画通常与墓葬有关，象征着更广阔意义上的稳定与持久。与之相关的文化形态以稻田与稻米种植为基础，还懂得用青铜锻造农耕工具、兵器、铃铛和镜子。这些圆柱形的陶罐与器皿常被制成人、动物、房屋或者船只形状，然后被放置在墓地里，以表明墓主的身份——这一时期的日本岛尚未出现文字。这些“埴轮”（haniwa）土偶并不显得阴郁，反而焕发着乐观的气息，就像古代西非墓葬中的“诺克”陶俑。公元5世纪前后是埴轮土偶的巅峰时期，有一尊形态欢脱的土陶狗俑，通身上下洋溢着乐观与机敏，不带有任何宏大高远的宗教情怀。这代表了一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即没有任何虚荣或情感的负担，坦然接受生老病死，将其视为一种自然规律。

这种自然至上的情怀发端于古朴的神社，数千年来，在制陶作坊的简单物件中萌芽生长，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溪流，贯穿于日本岛的艺术创造之中[245]。

▲　碗，绳纹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陶土。东京，国立博物馆

▲　埴轮狗俑，古坟时代，公元6——7世纪，陶土，高57厘米。甲贺，美秀美术馆

公元6世纪中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其规模更大、重量更重，当然也更加世俗化。这些用黄金或铜制成的佛像，以及幡旗、华盖和佛经选集，都是当时与日本相邻的半岛国家百济（位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赠送给日本钦明天皇的礼物。当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困惑不解。根据史料记载，钦明天皇当时说佛陀看起来“非常庄严”，还说：“这是我们前所未见的。如此佛陀究竟是否应该被供奉崇拜呢？”[246]

尽管一开始颇有微词（甚至有史料记载那尊佛像还被扔进了水渠），但最后还是接纳了。这种新的宗教信仰有着震慑人心的艺术形象，而且实际上早已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日本。这条商路将日本岛与西方的城镇连成一体，穿过中国的长安城，一路延伸至中亚的城市，向南还连接着佛陀的家乡印度，又通向君士坦丁堡与西方的罗马帝国。佛教完全是一个普世的宗教，其神祇的形象沿着商路向各地传播，也在不断变化。佛教传入日本的时候，“大乘佛教”已经跨越了中亚和中国，抵达了其漫长旅途的最后一站。这一路也带来了佛陀的各种塑像和画像，还有形形色色的神祇，它们跃跃欲试，即将在这片土地上展开新的故事。

日本的原住民原本习惯于质朴的埴轮土偶与神秘的绳纹文化，在他们看来，这些青铜佛像显得格外真实庞大，甚至到了令人惊悚的程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认为这些舶来品特别具有异域风情。而本土风格的佛像艺术却发展缓慢：这也是继自然崇拜与小型陶俑之后，这座小岛上出现的第二个伟大的艺术传统。

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是圣德太子创办的，他是推古女天皇的侄子，而推古天皇是钦明天皇的女儿，也是日本第一位女性统治者。推古天皇是第一位支持佛教的日本天皇，但佛教的传播应该更多归功于圣德太子的努力。正是他基于佛教教义创建了日本第一个中央政府，佛教也就此扎根下来。公元7世纪早期，圣德太子在大和川攀的宫殿旁建造了名为“法隆寺”的佛教寺院。

▲塔，法隆寺，奈良，公元700年

法隆寺中巍然高耸着一座阶梯状佛塔。佛塔首创于中国，类似于印度的舍利塔，这类建筑并非用于居住，而是用来保存佛教圣物，弘扬佛法。在法隆寺佛塔的底部有四幅描绘佛陀生平的刻像，环绕着中间的一个圣物箱，据说里面存放着佛陀的舍利。以此为基点，一根圆柱拔地而起，贯穿了整个建筑的中心，一直抵达塔顶中央。这类“世界之轴”的设计很像印度阿育王建造的圆柱，目的就是将佛陀的教义广为传扬。

这样的佛塔是一种象征性的建筑，正如罗马的凯旋门也更像是雕塑而不是建筑。塔身轻盈挺拔，方形的屋檐倾斜堆叠，完全颠覆了印度舍利塔那种自上而下紧抓地面的半球形状，仿佛这种存放圣物的建筑形式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被上下颠倒了过来。法隆寺的五重塔也不同于神社那种与自然融合的朴素外观[247]。

法隆寺五重塔的阴影之下是“金堂”，里面存放着古老的佛教圣物与塑像——就像数百年后欧洲大教堂里的宝库。寺中的壁画是最为精美的古代佛教绘画作品，与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一样，很可能也出自中国或朝鲜半岛的画家之手[248]。在法隆寺的宝藏之中，最珍贵的是一座优雅纤细的人像，袍袖飘逸，还有“熊熊燃烧”的光环。这尊庄严安详的塑像即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日语中称为“观音”。这种不太自然的细长体形是朝鲜半岛的发明，其雕塑风格也因此得名，被称为“百济观音”。这座塑像用一整块樟木雕刻而成，涂以鲜艳的色彩，佛像身形柔美，观音头戴镶嵌珠宝的华冠，头部后方有火焰般的光环。与舍利塔一样，这尊佛像也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既带有世俗的关照，也富有灵性的启迪；看似男人，又像女人；既体现了大和川的日常现实，又昭示着来自别处的某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强大吸引力：普度众生，逃离饥饿、痛苦与欲望的苦海。

规模如此庞大的佛像令人叹为观止（直到大佛殿和大佛于1140年毁于一场大火）。寻常僧侣可能更喜欢平城京内一些真人大小的雕像，那是佛陀的弟子（共计十人，类似于耶稣的门徒），差不多与大佛同一时期制造。其中一位弟子名叫富楼那，以其布道的技巧著称，雕像的衣袍紧紧贴着这位苦行僧瘦削的身体，脸上的表情好似略带迟疑，又充满焦虑：是极具人性化的脸庞。他眉头紧锁，嘴唇微张，双眼凝视着远方，仿佛正在苦思冥想，欲言又止。

?　百济观音像，公元7世纪，樟木，高209。4厘米。奈良，法隆寺

?　富楼那像，公元734年，彩绘夹纻，高149厘米。奈良，法隆寺

这座雕像的制造采用了来自中国的“夹纻”工艺，也就是将麻布浸泡在漆树汁液里，然后一层层铺在泥胎或木胎表面。这种工艺比青铜（为了制造尺寸惊人的佛像，日本的青铜储备已消耗殆尽）更轻巧，更易处理，漆器的表面带有纹理，遍布微妙的细节，各种皱褶与线条更增添了富楼那讲经布道时的迫切与激越情绪。这十位佛陀弟子的夹纻造像环绕着寺院中央的佛陀像，朝拜时四下钟声轰鸣，就像宗教戏剧中一幕凝固的场景。

在公元9世纪早期之前，日本当地作坊的造像迥然有别于当时中国唐朝的艺术理念与作品[250]。在当时的日本，中国的“唐绘”代表着最高的质量水准。公元9世纪后，随着富楼那像与其他生动造像的出现，日本艺术家重新获得了创作的力量，也充实了艺术创作的信心，开始描绘自己身边的风土景物。

正如古希腊人从腓尼基字母那里获得了信心，从此将口口相传的诗歌写成了文字一样，日本艺术家也开始采用汉字系统，以满足岛国人民的书写需要。日本的第一部诗歌选集《万叶集》编制于公元8世纪中期，尽管这本选集是用汉字编纂的，但也表明日本诗歌足以媲美当时独霸文坛的中国诗歌。《万叶集》中表达的世界观不仅可以追溯至日本神道教的创始时期，还可以追溯到日本思想与艺术的最早时期。这本诗集的创作时期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创作《贝奥武夫》的时代接近，但它们对自然世界的理解截然不同，前者似乎更接近于对大自然真实而直接的体验。公元7世纪时，推古天皇的继位者舒明天皇曾在大和平原（“大和”原本是指都城平城京附近地区，后被用以泛指日本）某处登山，并赋诗一首。这首和歌被收录在《万叶集》中，正表达出这样一种自然的观感：

大和群山覆，郁郁香具独。

峰峦此登意，江山极目逐。

平野炊烟袅，碧波海鸥倏。

乐土何所望，秋津大和国！[251]

正是在这片大和土地上，日本最古老的绘画艺术风格诞生了。“大和绘”（日本绘画）可以说是一个叛离运动，昭示着日本艺术脱离中国绘画而独立出来，也是对佛教雕塑与建筑中那种单调重复与异域形式的反抗[252]。

大和绘（有别于“唐绘”，即中国绘画）往往绘制在屏风、诗笺、扇面和漆盒盖子上，画在长幅卷轴上的则被称为“绘卷”，都是一些宫廷用品。公元794年，日本再次迁都至平安京（今京都），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佛教的影响，以及不堪承受的制造青铜大佛的重负。平安时代的艺术与富楼那的禁欲主义风格截然不同。埴轮陶狗的那种欢脱愉悦又回来了，不过带着些宫廷生活的繁文缛节。屏风的图案鲜艳精美，有些刻画了平安京附近绵延起伏的乡野风光，有些则绘制了诗歌、文学作品以及宫闱秘史。这是充满了闲情逸致的贵族艺术（“平安”的本意就如此），因此也完全可以绘制在衣袍的长袖上，或者制成绘卷，而这种长幅绘画卷轴的设计初衷就是让人慢条斯理地展开画卷，一帧接着一帧地细细欣赏。

这些绘卷画轴甚少展现宫廷生活中的繁复礼仪，更多的是描绘《源氏物语》——这部平安时代的伟大爱情史诗是由当时的贵族女性紫式部在公元1000年前后创作的。

紫式部在书中讲述了英俊而风流的贵族青年源氏的故事。因政治原因，他被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天皇褫夺了名号，而他一直试图夺回自己的名号。这段冗长复杂的故事充满了波谲云诡，情节错综复杂，折射出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繁冗礼仪与审美意趣。女性是当时宫廷中的核心角色：清少纳言创作的日记随笔《枕草子》就展现了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思想与情感纠葛，其写作时代与《源氏物语》几乎同时[253]。

最早有关《源氏物语》的绘画作品大概创作于12世纪初，也有女性参与其中[254]。源氏绘卷对紫式部的史诗故事作了删减，并结合了一种被称为“假名”的高雅的书法艺术，在洒金与洒银宣纸上绘成迷人的画作，生动细腻地展现出源氏的爱情纠葛——这种风格现在被称作“女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