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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黄金圣徒（第1页）

第八章黄金圣徒

与佛教一样，基督教最初也是没有形象的。拿撒勒（h）的耶稣死后过了数百年，才出现了一些关于耶稣及其信徒的画像。这些画像尺寸很小，多用神秘符号，绘制在地下墓葬的墙壁上或隐秘的地下教堂里，象征着成员之间共享的秘密共识。笔触细腻的画面中有一位牧羊人，正将一只羔羊抱在肩头轻轻摇晃。这样的画面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庞贝城壁画中展现的维吉尔诗篇，或者罗马别墅壁画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场景。但这幅画出现于公元3世纪初罗马城外的圣卡利斯托墓窟（bsofCallixtus），基督教徒则很容易看出其中的端倪——这是《约翰福音》中耶稣伪装成牧羊人的故事[122]。

神秘的画像也开始在基督徒生活的地方流传开来，这些地方包括地中海与北非地区，还有科普特基督徒群体中，以及基督教最先出现的罗马-巴勒斯坦行省。罗马帝国最初认定基督教是非法的，大多数早期绘画也尽数被毁。侥幸保存下来的是罗马边境城市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位于今叙利亚）一座私人教堂粗糙的石灰墙面上的几幅壁画，画中的耶稣或是化身为“好牧人”，或是行走在水面上、治愈瘸腿的奇迹创造者。当小镇在公元3世纪中期遭到波斯萨珊王朝（Sasanian）的侵袭时，这些壁画被掩埋在沙石中，保留了下来。

城中的画作并非全都与《圣经》故事有关。在杜拉-欧罗普斯的基督教堂附近还有一座犹太教堂，墙壁上生动地绘着《圣经·旧约》故事[123]。一名妇女脱下长袍，从尼罗河中救起摩西，再将他转交给岸边等候着的其他妇女。人物看起来像是舞台上的演员，面朝观众，将故事清晰地呈现出来。也许女性**形象有点令人惊讶，特别是“旧约”曾明令禁止为天上、地上与水中的任何事物“塑造形象”[124]。不过，从公元1世纪末开始，各地犹太教堂里都有不少讲述犹太人故事的绘画与马赛克作品。它们象征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和强烈的情感，在出现清晰可辨的宗教建筑之前，这些画能让信众们拥有独立而神圣的信仰空间[125]。在这一点上，杜拉-欧罗普斯绘画绝非异类，其创作灵感很可能来自其他较大的犹太教堂或神殿画像，也可能来自附近商路沿线的城市塔德莫（Tadmore，今叙利亚巴尔米拉）或繁荣的大都市安条克。

▲《好牧人》，圣卡利斯托墓窟，古罗马，公元3世纪

悄无声息、秘而不宣，这些绘画逐渐汇合为一个全新的宗教艺术时代，不仅有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有佛教。在新千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这些画像成了精神救赎的通行方式。

三大宗教之间还有另一层关联：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的艺术家遭遇了当初犍陀罗与马图拉的佛教雕塑家同样的问题：如何令人信服地塑造出你从未见过的形象？当基督教画像开始在墓窟与教堂出现时，根本没有人知道耶稣和他的信徒长什么样。《圣经》上只有平铺直叙的文字，并没有形象描绘，更从未提及该如何去想象基督教的抽象灵性。希腊诸神是活生生的人——而基督教的神，尽管生而为人，却只是个没有实体的概念。

早期基督教艺术家找到了一种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法：借鉴罗马帝国留下来的艺术形式。这两者在很多方面可谓完美契合——耶稣不正像是一位精神领域的帝王吗？既然如此，那么自然可以将其刻画成高居王座、众人簇拥的威严形象[126]。一具大理石石棺上就展现了这样的画面，这具石棺的主人是死于公元359年的罗马官员朱尼乌斯·巴苏斯（JuniusBassus），石棺上刻的是年轻耶稣坐在王座上，两侧分别是彼得与保罗；耶稣正递给保罗一个卷轴，想必是他新写下的圣约。这画面就像是一位罗马皇帝，又或者就是朱尼乌斯·巴苏斯本人，正将卷好的律令交给一位朝臣或将军。铭文显示巴苏斯是一位执政官，算是罗马社会的高官显贵，死时的年龄是52岁。石棺雕像展现的场景并非他被擢升为高官，而是皈依了基督教。巴苏斯是基督徒，也始终是罗马人，石棺两端刻着快乐的异教天使，正在用脚踩着葡萄，酿造味道醇厚的罗马美酒。

▲　《尼罗河中的摩西》，杜拉-欧罗普斯犹太教堂西墙的壁画，公元244——256年。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

并非所有的基督教故事都能套用罗马艺术风格，尤其是那些关于耶稣殉难的重要故事。罗马人对严刑拷打、公开行刑这些血腥恐怖的画面似乎没什么兴趣。罗马艺术的主题是强权与胜利，而不是痛苦、磨难和牺牲（除了希腊时期《拉奥孔》和《垂死的高卢人》那些着力表现人物精神境界的雕塑作品）。耶稣受难的形象最早是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出现的，当时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展现人体的技艺，用古代世界从未有过的方式将痛苦与力量融为一体。当这些艺术作品开始出现时，朱尼乌斯·巴苏斯这样的罗马官员无须担心因笃信基督教而受到责难。约在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了基督教，由此也终结了宗教迫害。基督教赢得了这场信仰之争，（在几十年后）也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人还建起了新都城君士坦丁堡（意思是“君士坦丁之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原址就在拜占庭。人们也以此命名此后的形象艺术的黄金时期，即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自认为是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笃信基督教的罗马人——不过他们的语言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而且生活在古代希腊与小亚细亚的领土上。为了在整个罗马宣扬基督教的胜利，君士坦丁开始了一系列宏大的建筑工程。他在耶稣曾经受难和埋葬的耶路撒冷修建了圣墓教堂（ChurchoftheHolySepulcher）；又在耶稣出生的伯利恒修建了圣诞教堂（ChurchoftheNativity）。他还在安条克修建了一座“金宫”（DomusAurea），平面图呈八角形，名噪一时，可惜后来被毁，我们只能在基督教史学家恺撒勒雅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ofCaesarea）的文字描述中领略一二。据说这座建筑“规模之大，形式之美，堪称独一无二”，其四周开阔，大殿建得“极高”，而且镶嵌着“大量的黄金、青铜和各色珍贵物品”[127]。在罗马城，君士坦丁还下令建造一座巨大的方形教堂（basilica），装饰着罗马银饰，还悬挂着金冠。这座教堂后来被称为“拉特兰·圣乔凡尼大教堂”（圣约翰·拉特兰）。这类方形教堂的原型是罗马礼堂——宽敞简洁，灯火辉煌，在长长的大厅末端是一间半圆或多角形小室，里面或陈列皇帝画像，或摆放着皇座。君士坦丁在执政早期曾居住在位于特里尔（Trier，在今德国境内）的皇宫，他还在旁边建造了一座名为“巴拉丁大礼堂”（AulaPalatina）的方形教堂[128]。随着基督教传统渐渐成为帝国生活的一部分，方形教堂的功能也随之改变——它不再是为皇帝建造的老式罗马礼堂，而是大主教接见教众的神圣场所。

▲朱尼乌斯·巴苏斯的石棺，公元359年，大理石。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博物馆

罗马人给基督教建筑带来了许多改变，最感人的一例是君士坦丁在罗马为女儿君士坦丁娜（a）修建的陵墓[129]。中央穹顶笼罩在柔和的自然光下，也照亮了环绕四周的步道。头顶的天花板呈波浪线，用马赛克镶板装饰。这富有田园意趣的画面让人想起酒神狄俄尼索斯可能漫步过的乡间。陵墓中圆柱粗壮，巨石沉稳，却又焕发出一种轻盈灵动的气质。天使在卷曲的藤蔓与成熟的葡萄中嬉戏，枝叶间花果丰美，禽鸟翻飞，还装饰着花瓶和锅碗、寓言故事里的人物以及孩童的画像，暗示帝国血脉将绵延千秋万代。陵墓大厅尽头的小室里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深红色斑岩石棺，同样雕刻着葡萄藤叶丛中快活的天使形象，顶端还有一幅简洁的君士坦丁娜肖像。与其说这是一座陵墓，倒不如说更像是教世界的一座教堂，是这位热爱生活的公主的圣殿。

这座陵寝如今被称为圣君士坦萨（Santaza），内部的装饰很可能是在她被圣化后才加上去的——原本这些完全属于异教精神。不过，这座建筑最初所用的材料，还有波浪形天花板上镶嵌着的玻璃马赛克，无一不闪耀着全新的精神信仰。罗马的马赛克作品绝大多数是将彩色石块镶嵌在地板上，但基督教艺术家则是将彩色玻璃和金箔银箔覆盖或镶嵌在玻璃瓷砖上，流光溢彩，满室生辉，令人心**神驰。

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的数百年间，基督教艺术中最有力的艺术形式就是这种光彩夺目的玻璃马赛克。它们被用于装饰墙壁、拱门、圆柱和天花板，美轮美奂的画面展现出富足丰美的自然与人间天堂的盛景，也彰显出基督教救赎的力量与荣光。画面中耶稣脚下的草地上开出鲜花，羊群在怡然自得地吃草，孔雀在井旁喝水，圣坛的屏风、美观的柱头和华丽的象牙刻板上，藤蔓盘绕，生机盎然。

创造出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们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作坊，他们虽然说着希腊语，却依然认为自己是伟大的罗马帝国的子民，尽管罗马继承的正是伯里克利雅典的荣耀与希腊文化的“世界主义”精神。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另一种艺术风格，那就是东方的波斯与阿拉伯艺术中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与对华美装饰的**。萨珊王朝是古代波斯的末代王朝，在400多年的统治期里，始终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头号劲敌。萨珊国王将自己视为古代波斯文化的子孙，可追溯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与波斯波利斯的辉煌年代。萨珊王朝首都是泰西封（），位于今天巴格达以南。公元6世纪时国王哥士娄一世（KhusraoⅠ）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华美的王宫，充分显示出萨珊波斯的雄厚国力，也令后来数个世纪的统治者艳羡不已。泰西封王宫的庞大的砖砌拱门被称为塔克·卡斯拉（TaqKasra），下方即为正殿，殿内装饰着大量彩色大理石和马赛克，数量丝毫不逊于拜占庭的宫殿或教堂。

▲《葡萄丰收》，马赛克，圣君士坦萨，古罗马，约公元350年

▲圣君士坦萨，古罗马，约公元350年

在公元4世纪沙普尔二世（ShapurⅡ）执政期间，皇家狩猎场景是萨珊银器装饰的标准图案，展现出国王作为勇士的另一面形象。萨珊人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他们在公元260年的埃德萨（Edessa）战役中击败了罗马人（几年前击败了杜拉欧罗普斯人），还俘虏了当时的皇帝瓦勒良（Valerian）。银盘上的画面表明他们在金属雕刻方面深受罗马艺术的影响，那些起舞的仙女与年轻的勇士可能都来自古代艺术中的原型，但国王骑马射箭的英勇姿态，以及被他射杀的雄狮那种高贵的气质，应该来自古代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特别是1000多年前亚述巴尼帕的亚述皇宫里捕猎狮子的浮雕刻像。

▲　银盘，刻画了阿尔达希尔二世（379——383年在位）猎狮的场景，约公元380年，银，直径28厘米。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

君士坦丁堡的银匠们还借鉴了早前的罗马艺术形式装饰那些昂贵的器皿。制作于公元7世纪早期的一套九头银盘上刻画着希伯来国王大卫的生平场景，素材来自《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中的篇章。当大卫与巨人歌利亚（Goliath）对战时，其衣袍翩翩飞舞，很像希腊雕塑中那些戏剧化又充满诗意的场面。大卫身体圆润，肌肉雄健，同时又带有古代异教世界轻盈优雅的气质。

银盘上的刻章表明制作的时代是希拉克略（Heraclius）皇帝执政时期，可能是为了纪念他在公元628——629年打败了波斯萨珊王朝的战绩。在这场征战中，他不仅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还占领了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泰西封。如此奢华的银盘通常都是在罗马帝国晚期制作的，但这些银盘的设计初衷想必是为了媲美著名的萨珊银器，毕竟萨珊时代的银器在当时已成为货真价实的古董。银盘也意在体现基督教对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胜利。《圣经》中的大卫王是拜占庭历代皇帝的楷模，他是明智而公正的统治者，曾智取巨人歌利亚，还是一位艺术家和诗人，此外，至少就这只银盘上的画面而言，他还是基督教与古罗马异教英雄世界的纽带。

君士坦丁在公元4世纪皈依基督教，给信仰体系带来了一场革命，却未必改变基督教的艺术风格。仅仅200年后，也就是公元6世纪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和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统治时期，拜占庭已成为基督教王国金碧辉煌的大本营，渐成人间传奇。查士丁尼的政绩是重新夺回了一个世纪前失去的西罗马领土，征服了非洲的汪达尔人（Vandals）、西班牙的西哥特人（Visigoths）和罗马半岛上的东哥特人（oths）。东正教被重新扶正，压倒了各种异端邪说，也就是在西方日耳曼民族中兴起的对基督教教义吹毛求疵的解读。

▲　银盘，刻画了大卫与歌利亚的战斗场面（局部），公元629——630年，直径49。4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已达极盛时期，它成为创造力与新思想的伟大中心，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之都，只有东方的长安能与之匹敌。基督教广为传播并深入亚洲，像撒马尔罕这些主要城市里的信众人口不断增长，大主教的辖区一直延伸至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市镇喀什，这也是出入中国的门户。正是在这条丝绸之路上，随着商队的车辆、商人的行囊和朝圣者的思想，东方的艺术品与装饰品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与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遗产融合在了一起。这股“四海一家”的强劲涡流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席卷四方，为世界各地的造像艺术与雕塑风格树立了标准。

查士丁尼执政时期曾建造两座教堂，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无上荣耀的象征，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拜占庭都成了基督教真理普照大地的灯塔。其中一座位于意大利沿海地区的拉韦纳城（Ravenna），是形式朴素却又弥足珍贵的圣维塔莱教堂（SanVitale）；另一座则是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圣索非亚大教堂（HagiaSophia），这座富丽堂皇的教堂有着庞大的穹顶结构，于公元537年的耶稣圣诞日落成。

第一座圣索非亚大教堂是由君士坦丁建成的，采用方形礼堂的形式，可惜后来毁于一场大火，正是在这座建筑的原址上，查士丁尼建起了新的圣索非亚大教堂，而且这次是名正言顺地敬献给“神圣的智慧”（圣索非亚）——教堂由数学家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ofMiletus）和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Aralles）基于罗马的科学与工程学知识设计而成。他们将科学智慧转化成了无与伦比的华美杰作——希腊学者和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在记述查士丁尼时期建筑时将其描述为“美轮美奂、蔚为壮观”，而且“令目睹者叹为观止，耳闻者难以置信”[130]。

走进圣索非亚大教堂，最令人震撼的是那种无所不包的空间感和超脱俗世的光照效果。“也许有人会说，教堂内部的光线不是来自太阳，”普罗柯比继续写道，“其实照射入内的光线极为充足，令整座教堂熠熠生辉。”中殿上方非常空阔，中央穹顶高高拱起，下方由四个巨大的拱形支撑，再往下则是两层拱形游廊。如此恢宏的结构，看起来却轻若无物，仿佛自高处悬垂而下——用普罗柯比的话来说，就是从天而降。如此显眼的穹顶是前所未有的。罗马的万神殿在内部看来确实恢宏壮观，但并非为了远观的视觉效果而设计。圣索非亚大教堂却巍然俯瞰着全城与周边的水域和陆地，象征着人世与神界共存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