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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雾途行旅（第1页）

第十三章雾途行旅

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绘画一样，中国绘画在最初1000年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作品。最早有记录的绘画创作于公元前200年前后崛起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同一时期），当时的画家在丝绸、纸张或庙宇陵墓的墙壁上绘制了龙、佛陀、妖魔和帝王的形象。可惜这一悠久而辉煌的传统最终只留下了吉光片羽。

我们从那些有幸留存至今的作品中了解到，最早的中国绘画绝大多数是关于人物而非风景的。这类人物画往往是公元4——5世纪被绘制在卷轴上的，它们以水墨与色彩渲染，被称为“箴图”。这是针对宫廷妇女的个人教导方式，上面题有公元292年一位名为张华的朝臣所写的长诗，意在“劝诫”宫廷妇女谨言慎行、恪守礼仪，以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也就是关于宫廷与官场礼仪的一套规范[223]。画中人物皆以发丝般的细线绘成，飘浮于幻境之中，不同画面之间以诗行作为分隔。其中一幅画面上有两位女性对着打磨光亮的青铜镜自赏仪容，侍女为其中一位梳理头发，身边摆着许多盛放胭脂花钿的漆盒。画面旁边的箴言是“克念作圣”。另一幅画描绘了公元前38年婕妤冯媛为汉元帝以身挡熊，保护圣驾的壮举，旁边的箴言写道：“玄熊攀槛，冯媛趋进……知死不吝。”——这显然是儒家宫廷礼仪的最高境界。

▲　《女史箴图》（局部），顾恺之，公元5世纪，绢本着墨设色，24。4厘米×343。7厘米（全卷），唐代摹本。伦敦，大英博物馆

在张华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较早版本的卷轴，但传统上仍将这些画作视为公元4世纪的画家顾恺之的手笔，当然他本人很可能也曾临摹过那个古老卷轴中最为精华的部分。绘画的精髓是如何用毛笔在丝绸或纸张上画下墨线，或者在陵墓寺庙的墙壁上留下类似的扁平线条画。要点并不在于细致观察和客观描绘，而在于优雅的美感与心神的共鸣。一位中国评论家是这样评价顾恺之的，“他的想法如空中行云，如匆匆流水——纯粹而自然”[224]。

这句生动的譬喻也点明了顾恺之之后100多年间中国绘画的特点，即对自然世界的看重。中国古代佛教画大多在5世纪迫害佛教徒的运动中遗失或毁坏，只有敦煌洞窟中的壁画还保留了一些绘画遗迹，其中还有最早的风景画，笔触粗放，风格华丽。当然，在中国绘画的悠久历史之中，其精髓并不是宗教画或宗教精神，而是一种远离庙堂的自然体验。

中国的风景画表达了一种全新的人类体验，即身处自然之中，发自内心地欣赏自然之美，人迷失于荒山野渡中，栖身在远山阔水间。画家的任务是传情达意。公元8世纪的诗人兼画家王维可算退隐江湖、寄情山水的官员的典范——对王维而言，他的寄托是著名的“辋川别业”，也就是他的乡间别墅，位于京城长安以南约一日行程开外。他的许多诗作都描述了辋川河谷的风貌：

鹿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225]

▲　《辋川图卷》（局部），王原祁，1711年，长卷，纸本设色，35。6厘米×545。5厘米（全卷）。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王维将二十首诗一一绘制在卷轴上，被称为《辋川图》，可惜后来遗失了，只有历代临摹本存世。这幅图将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成为当时画家争相效仿的典范。

在后代画家的眼中，王维是幽暗不明的伟大形象，他独创了一种诗歌与绘画的传统，无论是业余爱好者，还是学者派画家，都广为推崇。他们乐于用画作来表达自己的哲学与宗教信仰，而不是表现宫廷生活的奢靡与强权（不过王维在朝时也曾为皇帝作诗）。当时文人特别痴迷于在诗画书法中修身养性，而且对售卖作品谋生的做法怀有一种清高的鄙夷，倒是更乐于互赠作品。这些文人画家通常都隐居乡野，漫步于山林小径，沉浸在对艺术与自然的冥想之中。当返回家中后，他们就像是初次开悟的懵懂素人，挥毫画下纯真质朴的水墨画作。

山水画是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开始出现的[1]，它源于一种特别的自然观，即认为自然并非来自直接观察，而在于心神的感悟与参透。这一时期有位画家曾讲述自己在住所附近的山间漫步，偶遇一座古代岩洞的经历。“苔径露水，怪石祥烟”，再往深处，他看到一小片古松林，其中一棵古松“翔鳞乘空，蟠虬之势，欲附云汉”。这位名为荆浩的画家曾多次来到这里，想将眼前所见画下来。后来遇到一位老人向他教授“笔法”，荆浩由此明白，绘画并不在于外在的表象，而是对万物真相的探究与揣摩。老人还对他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226]。

荆浩与王维一样，也是位神乎其神的传奇人物，原作无一留存至今。所幸还有许多临摹作品和深受其山水卷轴影响的绘画作品尚能保留一些当初的风貌。在这些作品中，山峰危耸，深涧幽冥，峡谷陡峭，在一片险山恶水深处，幽远小径蜿蜒而上，几个微小的身影点缀其间，令整个画面平添苍凉壮阔之感。北宋山水画派中最具先锋性的画作大部分都遗失了，也让这一画派更具有传奇色彩——画家李成出生于10世纪初，就在荆浩离世后不久。他最擅长画山石嶙峋、松枝遒劲的冬景——这是一位山居遁世画家的孤独追求。李成的大部分画作也已遗失，有的与临摹作品混淆难辨，所以目前很难确知是否还有真迹流传于世；再者，他也不曾在画作上签名。

再下一代的画家范宽沿袭了北宋峰峦峭拔的风格，还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至少有一幅签名画作留存了下来，成为中国早期山水画中最伟大的作品。

这幅画描绘了自然之境和山峰壮美，画中一行小小的旅人——两个行商带着四头骡子——更衬托出山势的雄奇险峻，它巍然高耸，被缭绕云雾隔绝于画面前景之外。在这幅画中，范宽运用了一种被称为“雨点皴”的笔法，让山岩表面显得格外粗粝幽暗。山巅处一条瀑布沿狭窄的罅隙奔流而下，看似一条白练垂挂下来，又神奇地分作两股，最后消失在云雾深处，只是依稀可见掩映其中的苍松虬枝与山寺屋檐。这条白练在画面中段再度出现，此时已碎裂成多股湍流，又汇成一条河流，一直流向前景中的嶙峋巨石深处。范宽笔下的山自有神韵，宛如活物。正如与范宽年岁接近的同时代名家郭熙所写：“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227]

▲　《溪山行旅图》，范宽，11世纪初，立轴，绢本设色，155。5厘米×74。4厘米。中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郭熙本人的画作也继承了这种“自然皆有灵”的理念与表达方式。他曾是宋神宗时期的宫廷画师，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市）的壁画皆出自他手，颇具盛名。可惜后来这些壁画尽数被毁[228]。从留存至今的一幅画作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渗透其中的自然理念。这幅悬挂式卷轴展现出一派早春的萧瑟图景，最初是陈列在皇宫中供帝王欣赏的[229]。它基于想象而作，岩石、山峦和树木都掩映在缭绕的雾气之中，看似幻影幽灵。郭熙的笔触松弛随意，多以淡墨晕染，以烘托幽远的氛围。他还采用一种叫作“蟹爪枝”的钩状笔法，以展现苍劲虬曲的枝干紧紧抓住山壁的画面。在画面一侧，有泉瀑从几座孤寺房舍间淙淙流下；在另一侧，蜿蜒险要的溪谷消失在迷雾深处。细小的人物在画中往来穿梭，间或现身于远方的山径中。我们无法从画中看出这是一天中的什么时间，光线十分均匀，也没有画出阴影，除了渐渐退散的迷雾，中国画家根本不关心如何展现自然光的效果，或如何运用丰富多变的明暗色调。中国画中没有投射的阴影[230]。

中国画家在意的是自然的理念和山水的意趣。他们用水墨绢帛展现出这种理念，还非常热衷于撰文著书来表达这种情趣。公元4——5世纪的画家兼音乐家宗炳曾写下最早的山水画论著之一《画山水序》，他认为这类画作应该是一场山水间的神游，由此，“山水”一词就用来指代中国的风景画了。“神游”的概念可能来源于某种宗教思想，故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宗炳也曾语焉不详地提出，“山水以形媚道”，这里应该是指道教。这种古老的神秘信仰认为思想和自然都属于更为广阔的宇宙统一体[231]。西方画家们在手抄本上绘制插画，用油彩在木饰板上作画，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展现出艺术家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但中国画家则不然，他们认为绘画没有必要基于直接的观察，而是应该依赖记忆与技巧，也就是出神入化的笔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山水景物。正如11世纪的诗人兼画家苏轼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232]。

▲　《早春图》，郭熙，1072年，立轴，绢本设色，158。3厘米×108厘米。中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宋画风多苍劲雄壮，后来朝廷被迫南迁至杭州并建立南宋，这时期的绘画就显得较为温柔恬淡，一如南宋诗词的风格。南宋画家尤其擅长表现留白与寂静，有一种不堪端详、须臾消散的破碎感[233]。南宋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夏圭有一幅方形的绢本山水小品，画面中黢黑的树木笼罩着湖面，寥寥几笔勾出的小人正在过桥，走向一条泊船。极为浅淡的一片晕染意在表现背景中的远山，也烘托出一种潮湿而疏离的氛围：这不过是一个寻常天气里的寻常日子。夏圭和他同时期的作家马远都会在绢帛与宣纸上留下一些空白，作为整幅画的一部分，可能代表氤氲水汽或浓重迷雾，也可能仅仅是一片空间。这种被称为“马夏”派的山水画表达出一种对自然万物的深刻思考，后来也成为外国人最为熟悉的中国绘画形式：在寂静湖边感受到的片刻敬畏，或是冬日里白雪覆盖大地后留下的一片纯粹。

▲　《山水图》，夏圭，13世纪，绢本设色，22。5厘米×25。4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

这些也是一种新佛教思想的基本教义，它有别于敦煌壁画的华美风格，也被称为“禅”（后来形成了日本的禅宗）。僧人画师们继承了王维时代的自然绘画，并融入了禅宗空灵与自悟的理念，寥寥数笔就能传达出事物、动物、植物或景物的本质特征。这也是自中国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出现之后，书画结合最为紧密的形式。禅宗画师其实也是文人艺术家，他们常在杭州附近的山林禅寺里即兴挥洒创作，可惜大部分作品都遗失了——只有13世纪的僧人画家牧溪有一些作品留存在日本佛寺里。他笔触松散，多用淡墨随意点画，比南宋画家更接近自然之道。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一只母猴带着幼崽盘踞在枝叶之间，以平静的好奇心注视着观赏者。

这种平和淡定的状态很难持久——至少没有持续太久。13世纪70年代，北方蒙古族入侵中原，南宋朝廷就此终结，杭州城也在1276年倾覆，此后便是元朝。蒙古族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帝国，向西最远可达现在的匈牙利，而中国的元朝正是该帝国的中心。在上都（位于今内蒙古），第一位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此建立了一座著名的宫殿。当时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将其称为“仙乐都”（Xanadu），还记录了画师在宫殿房间里装饰着“人像与鸟兽，还有形形色色的花草树木”。就像在波斯一样，当时的蒙古人也是艺术市场上的大客户。不过其他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文人”画家，却面临着两难困境，究竟该为新主效力，还是远离庙堂，退隐江湖，在长江边山水中寻求慰藉。

颇具盛名的书法家与画家赵孟頫是南宋皇族的后人，大概意识到了自身的处境，他选择为忽必烈效力，在元大都入朝为官。他不仅官场得意，而且诗、书、画皆成就斐然。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画马，这是习惯游牧生活的蒙古人最喜欢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