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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痛苦与欲望(第1页)

第七章痛苦与欲望

当罗马于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强势崛起时,在遥远东方的喜马拉雅山麓丘陵地带,一个小国的年轻王子正在审视人生的意义。这位名叫乔达摩·悉达多(SiddhārthaGautama)的王子放弃了王宫里锦衣玉食的奢靡生活,选择在贫穷与冥想中度过艰苦的人生。有一天,当他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时,终于彻悟,实现涅槃,从此开始四处布道。他被人称为“佛陀”,意为“觉醒之人”,一时追随者众多。许多僧侣与传教者听他讲解佛法,再将他的思想传播开来。悉达多说,痛苦的根源是欲望,只要弃绝欲望,就可以让我们到达自我觉悟的圆满境界。

在悉达多涅槃后的100多年间,佛教教义要求的就是一处可以冥想的清净地,清贫生活也不过是一件长袍和一只钵而已。这是一种简朴而严苛的教义,认为物质世界皆为幻象。所以早期佛教徒闭上眼睛,专心冥想,他们不需要造像。

悉达多涅槃后200年左右,佛教再度兴起,也许算得上是重生。阿育王皈依了佛教。他统治的孔雀王朝疆域辽阔,统辖着今天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孔雀王朝各地遍布岩石与石柱,上面的铭文讲述了阿育王在一次战役中大肆屠杀,之后悔恨不已并皈依佛教的故事。正是这种悔恨、对暴力的记忆以及对自我完善的渴望,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亚洲造像传统。

最著名的阿育王石柱之一如今已残缺不全,矗立在今天北方邦的鹿野苑(Sarnath),也就是佛陀第一次开坛讲法的地方。石柱没有底座,像大树一般拔地而起。顶端卧着四头姿态倨傲的狮子,作狰狞咆哮状,每头狮子的下方均有一个法轮。另有一个更大的法轮位于石柱顶端,意在向四方弘扬佛法教义[106]。柱头还镶嵌有贵重的金属。数个世纪后,中国的法显看到一个类似的石柱,将其描述为“像天青石一般熠熠生辉”,就好像雄狮目光灼灼,法轮光芒万丈[107]。

石柱侧面铭刻着佛法教义,其中还包括动物保护方面最古老的声明。这位孔雀王朝的国王将数万年来人与动物的关系颠倒过来,不仅放弃狩猎活动,还声明有些动物是不可捕杀的。这是人类保护其他动物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印度另一个主要信仰耆那教也认同这一点。耆那教的艺术家通过塑像展现了一种被称为“放弃身体”的瑜伽姿势,即直身站立,垂下手臂,静止不动,以此实现耆那教中对一切生灵戒绝暴力的教义,甚至连无意间踩踏或拍打小虫都应避免。身体静止不动,与自然融为一体,仿佛密林藤蔓攀缘着四肢生长,鸟儿在发髻间筑巢,人也会放下所有统治或主宰的企图。

阿育王还为世人留下了最早的佛像,但这些佛像只是为了表明佛陀的存在,并不具备人类的形态。梵文词语“avyaktamurti”的意思大概是“无相之相”。悉达多常出现在法轮旁边,时而作为燃烧的石柱,时而成为菩提树(悉达多在树下涅槃时的那棵无花果树)下空无一人的王座,也可能是一个脚印或仅仅是一片空白。这些隐秘而含混的符号沿袭了无形无相的古老传统,也联系着婆罗门教与梵文《吠陀经》(Vedas)的古老奥义。《吠陀经》的第一部《梨俱吠陀》(Rigveda)是赞美神灵的诗歌总集。《吠陀经》中记载着祭祀火坛的使用,用来掩埋神像的砖堆,以及从砖堆上拔地而起的石柱,它们象征着参天大树直冲云霄,也是阿育王石柱的前身。《吠陀经》描述的那个符号世界衍生于古老的经文和宗教仪式,这也是印度教的起源。

▲ 阿育王石柱,印度,公元前243年,比哈尔邦。照片约摄于1860年

▲ 鹿野苑阿育王石柱的狮子柱头,约公元前250年,砂岩,高215厘米。瓦拉纳西,鹿野苑博物馆

后来,这种符号象征再次出现时,规模要大得多。最古老的佛祠叫作“佛塔”(stupa)——这种砖石堆砌成的半球形起源于更为古老的墓葬土丘形状,顶端插着一根伞竿似的“刹柱”(chatra)[108]。朝圣的信徒与到访的商人按顺时针方向绕行一圈,向佛陀的舍利表达敬意,但不可以进入佛塔。阿育王曾下令将佛陀舍利重新分放,范围从原来的八座佛塔扩大到遍布孔雀王朝各地的众多佛塔——佛陀舍利很快就分完了,但佛塔的建造并未停止,佛像雕刻也有增无减,方兴未艾。

▲桑奇大塔,公元前3世纪——公元1世纪。印度中央邦,桑奇姆

这些雕像讲述的故事被称为“佛本生经”(Jātaka),也就是佛陀前生的生活经历。中央邦桑奇(Sanchi)丘陵地带的一座最古老的佛塔上就保留下了这种“无相之相”的雕像。它展示的是悉达多在夜里骑马离开王宫寻求证悟的经历。画面中只有马匹却不见骑手,空****的马鞍上安插着一顶阳伞。王子身边环绕着许多颇有挑逗性的女子形象,似与佛祠的氛围格格不入,其实这些是古代的仙女。这类雕工粗糙的仙女石像常被摆放在树林与田间的道路两旁,给人带来喜悦与安慰。它们挺拔竖立,守望人世,就像是爱琴海岛屿上代达罗斯时期的雕像。不过,从未有哪件西方作品有过如古代印度那些怡然自得、愉悦享乐的仙女形象,她们在佛祠里轻扭腰肢,翩翩起舞,让人不禁又想起本应弃绝的世俗生活。

▲ 仙女像,彼斯纳加(今天的毗底沙),约公元前3——前1世纪,砂岩,高约200厘米。照片来自文森特·A。史密斯,《印度与锡兰美术史》(牛津,1911年);塑像存放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在印度东南部克里希纳河(Krishna)岸边有一座阿马拉瓦蒂大塔(GreatShriAmaravati),是最大的印度佛塔之一。在其全盛时期,佛塔上曾有众多雕像与石碑[109]。佛塔有四个主要入口,均由雄狮镇守,形似阿育王石柱上的狮子像。穿过外侧围栏后进入一条内部甬道,环绕着中央半球形的覆钵丘。覆钵的表面覆盖着明亮的石灰石,上面刻着“佛本生经”中的故事。在这里,佛陀再次变成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幽冥,完全无形无相。雕像中还有众多法轮,辐条多达1000根,像阿育王石柱上的法轮一样弘扬佛法;旁边有一双巨大的佛陀脚印,似在表明佛法印在佛陀的脚心,伴随他走遍天下,四海传扬。

阿马拉瓦蒂大塔中有不少石板留存至今,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块原本镶嵌在佛塔下缘周围的覆钵上,是在佛塔建成几百年之后雕刻的,展现了悉达多王子出生时的四个场景。摩耶王后美丽而幽怨,既像印度仙女,又像罗马女神,她梦见自己诞下了王子——王宫上下都在讨论她的梦境。在左侧石板上则刻着净饭王与侍从坐在一起的画面。摩耶王后在分娩时站直了身体,挂在树枝上,这是象征繁殖与分娩的常见姿势。小王子从她肋间娩出,侍者捧着的一块布上印有两只小脚印,即代表了婴儿。在最后一块石板上,摩耶王后向当地先知展示自己的孩子,当然婴孩仍以布上的小脚印代替。而先知也预见了他注定成佛的非凡命相[110]。扁平化的建筑细节将这些场景分割开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个画面引向下一个画面。

阿马拉瓦蒂工匠首创的这种雕刻风格不仅在当地广受推崇,还成为印度佛教雕塑的三大流派之一。在另外两个艺术中心,也就是北方的犍陀罗(Gandhara)地区与南部的马图拉(Mathura)城,约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佛陀本人的形象艺术作品(而在阿马拉瓦蒂,至晚期雕刻中才出现)。这时佛教出现了一个新派别,被称为“大乘佛教”,其教义将悉达多视为神灵而非凡人。我们并不知道为何佛像也恰好在此时出现——也许仅仅是出于瞻仰与崇拜的需要。

犍陀罗王国位于横跨今天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北部山区,贵霜王国(Kushan)曾将首都设于此地的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今天的白沙瓦),其国王迦腻色伽(Kanishka,约125——150年在位)在位时国家强盛,雕刻作坊也蓬勃发展起来[111]。迦腻色伽在布路沙布逻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佛塔,顶端的“刹柱”向四周散发着塔内圣物的神力。这是一个全新的佛陀形象,带有许多希腊雕塑的特点,可谓犍陀罗的贵霜王国最令人啧啧称奇的艺术创新。犍陀罗的佛像五官端正,充满古典气质,身材健美,富有英雄气概,衣褶飘曳仿佛罗马长袍,无一不带有古代希腊世界的风格。这些希腊特色与希腊雕塑风格遥相呼应,也许是在几个世纪前随着亚历山大大帝来到了这里,并在阿富汗北部由希腊殖民者建立的巴克特利亚王国(Bactria)扎根,或者在罗马人的复制品中得以保留[112]。犍陀罗佛像保留了古典塑像端正规范的五官特点——嘴巴小巧,鼻梁笔直——还有深深刻画的衣袍皱褶,令身姿更显灵动活泼。犍陀罗的艺术家还在这一原型上添加了自己独有的意象,展现了佛陀的三十二种特征,包括“肉髻”(ushnisha),即象征智慧的头部隆起,还有“慧眼”(urna),即眉间一束螺旋状毛发。佛陀经常举起右手,做“无畏印”(abhayamudrā),表示“不必害怕”,以宽慰人心。他的眼睛半开半合,目光向下,表明对周遭世界毫无兴趣——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救赎。

▲ 阿马拉瓦蒂石板,表现了佛陀诞生的四个场景,公元1世纪,石灰岩,157。5厘米×96。2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 佛陀立像,犍陀罗,公元1——2世纪,片岩,高111。2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

犍陀罗佛像是融合了众多元素的世界性的艺术风格。佛像上寓意“太阳”的光圈也算是舶来品——借鉴自波斯的光神密特拉(Mithras)头上金光灿灿的太阳圆盘。这一信仰曾在西亚地区颇为盛行,一度成为基督教最大的劲敌[113]。光圈是属于神灵的冠冕,象征着神或王的神权,而作为一种符号,它也不免让人想起佛陀的无相本源——如同太阳一般,无法以肉眼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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