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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费而隐”，费，日用处。

“时措之宜”，言随时之义，若“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远之事，故无证。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诸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圣。”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始皆溷浊，久自明快。

问：“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尝疑周公·”曰：“《书》称‘召公不说’，何也·”“请观《君旎》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来否？古今人不知《书》之甚。《书》中分明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说也。且召公初升为太保，与周公并列，其心不安，故不说尔。但看此一篇，尽是周公留召公之意，岂有召公之贤而不知周公者乎？《诗》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岂特周大夫？当时之人，虽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为成王尔。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电以风，而启《金滕》之书。成王无事而启《金滕》之书作甚？盖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尔。近人亦错看却其诗，云‘荀子书犹非孟子，召公心未说周公’，甚非也。”

又问：“《金滕》之书，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祷之后，藏其文于金滕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礼，欲敬其事，故藏之金滕也。”“然则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诚心，只是欲代其兄，岂更问命耶·”

或问：“人有谓周公营洛，则成王既迁矣。或言平王东迁，非也。周公虽圣，其能逆知数百载下有犬戎之祸乎？是说然否·”曰：“《诗》中自言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何更疑也？周公只是为犬戎与镐京相逼，知其后必有患，故营洛也。”

问：“高宗得傅说于梦，文王得太公于卜。古之圣贤相遇多矣，何不尽形于梦卜乎·”曰：“此是得贤之一事，岂必尽然？盖高宗至诚，思得贤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见于梦。如常人梦寐间事有先见者多矣，亦不足怪。至于卜筮亦然。今有人怀诚心求卜，有祷辄应，此理之常然。”又问：“高宗梦往求傅说耶？傅说来入高宗梦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贤人，如有贤人，自然应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来。譬如悬镜于此，有物必照，非镜往照物，亦非物来入镜也。大抵人心虚明，善则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应，自然之理也。”又问：“或言高宗于傅说，文王于太公，盖已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托梦卜以神之。”曰：“此伪也，圣人岂伪乎·”

问：“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奸，何为不能化商均·”曰：“所谓‘不格奸’者，但能使之不害己与不至大恶也。若商均则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尔，亦未尝有大恶。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后世既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问：“四凶，尧不诛，而舜诛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尧之时，未尝为恶，尧安得而诛之？及举舜加其上，然后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恶，故舜诛之耳。”曰：“尧不知四凶乎·”曰：“惟尧知之。”“知其恶而不去，何也·”曰：“在尧之时，非特不为恶，亦赖以为用。”

“纳于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录万几之意。若司马迁谓纳舜于山麓，岂有试人而纳于山麓耶？此只是历试舜也。

放勋非尧号，盖史称尧之道也，谓三皇而上，以神道设教，不言而化，至尧方见于事功也。后人以放勋为尧号，故记《孟子》者，遂以“尧曰”为“放勋曰”也。若以尧号放勋，则皋陶当号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义？

问：“《诗》如何学·”曰：“只在《大序》中求。《诗》之《大序》，分明是圣人作此以教学者，后人往往不知是圣人作。自仲尼后，更无人理会得《诗》。如言‘后妃之德’，皆以为文王之后妃。文王，诸侯也，岂有后妃？又如‘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其色’，以为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称，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别求淑女以为配？**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会**其色·此不难晓。但将《大序》看数遍，则可见矣。”或曰：“《关雎》是后妃之德当如此否？乐得淑女之类，是作《关雎》诗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只著个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当辅佐君子，则可以归安父母’，言‘能逮下’之类，皆为其德当如此否·”曰：“是也。”问：“《诗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见矣。”曰：“莫是国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盖国史得诗于采诗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国史，则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当时无《小序》，虽圣人亦辨不得。”曰：“圣人删诗时，曾删改《小序》否·”曰：“有害义理处，也须删改。今之《诗序》，却煞错乱，有后人附之者。”曰：“《关雎》之诗，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风教天下，故曰‘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盖自天子至于庶人，正家之道当如此也。《二南》之诗，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诗，亦是周公作。”“后人多言《二南》为文王之诗，盖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诗于中者，犹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问：“‘《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何谓也·”曰：“大凡乐必失之**，哀必失之伤，**伤则入于邪矣。若《关雎》，则止乎礼义。故如哀窈窕，思贤才，言哀之则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于邪始得，然《关雎》却止乎礼义，故不至乎伤，则其思也，其亦异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见诗人兴兄弟之意。

“执柯伐柯，其则不远”，人犹以为远。君子之道，本诸身，发诸心，岂远乎哉？

问：“《周礼》有复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亲被人杀，其子见之，不及告官，遂逐杀之，此复仇而义者，可以无罪。其亲既被人杀，不自诉官，而他自谋杀之，此则正其专杀之罪可也。”问：“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获免，便使避之也。”

问：“《周礼》之书有讹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须知道者观之，可决是非也。”又问：“司盟有诅万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无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问：“严父配天，称‘周公其人’，何不称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为之，故言礼者必归之周公焉。”

“赵盾弑君之事，圣人不书赵穿，何也·”曰：“此《春秋》大义也。赵穿手弑其君，人谁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书之，更无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语要人会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讨贼也，则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纪侯大去其国”，如“梁亡”，“郑弃其师”，“齐师歼于遂”，“郭亡”之类。郭事实不明，如上四者，是一类事也。国君守社稷，虽死守之可也。齐侯、卫侯方遇于垂，纪侯遂去其国，岂齐之罪哉？故圣人不言齐灭之者，罪纪侯轻去社稷也。（纪侯大名也。）

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杨所及也。若续经之类，皆非其作。”

杨雄去就不足观，如言“明哲煌煌，旁烛无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逊于不虞，以保天命”，则是只欲全身也。若圣人先知，必不至于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问：“《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赘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尧夫之数，似玄而不同。数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虽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然韩子责人甚恕。

韩退之颂伯夷，甚好，然只说得伯夷介处。要知伯夷之心，须是圣人。《语》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此甚说得伯夷心也。

问：“退之《读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教不知谨严，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爱，与墨子同，则甚不可也。后之学者，又不及杨、墨。杨、墨本学仁义，后人乃不学仁义。但杨、墨之过，被孟子指出，后人无人指出，故不见其过也。”

韩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得文王心出来，此文王至德处也。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时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汉儒补缀，千疮百孔。”汉儒所坏者不少，安能补也？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问：“汉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经者，何也·”曰：“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且如解《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又不足道也。东汉士人尚名节，只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贤也。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杨雄。本朝经术最盛，只近二三十年来议论专一，使人更不致思。”

问：“陈平当王诸吕时，何不极谏·”曰：“王陵争之不从，乃引去。如陈平复净，未必不激吕氏之怒矣。且高祖与群臣，只是以力相胜，力强者居上，非至诚乐愿为之臣也。如王诸吕时，责他死节，他岂肯死·”

周勃入北军，问曰：“为刘氏左袒，为吕氏右袒。”既知为刘氏，又何必问？若不知而问，设或右袒，当如之何？己为将，乃问士卒，岂不谬哉？当诛诸吕时，非陈平为之谋，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桥，曰“愿请闲”，此岂请闲时邪？至于罢相就国，每河东守行县至绛，必令家人被甲执兵而见，此欲何为？可谓至无能之人矣。

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曰：“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尔。秦灭韩，张良为韩报仇，故送高祖入关。既灭秦矣，故辞去。及高祖兴义师，诛项王，则高祖之势可以平天下，故张良助之。良岂愿为高祖臣哉？无其势也。及天下既平，乃从赤松子游，是不愿为其臣可知矣。张良才识尽高，若鸿沟既分，而劝汉王背约追之，则无行也。或问：“张良欲以铁槌击杀秦王，其计不已踵乎·”曰：“欲报君仇之急，使当时若得以铁槌击杀之，亦足矣，何暇自为谋耶·”

“王通言：‘诸葛无死，礼乐其有兴。’信乎·”曰：“诸葛近王佐才，礼乐兴不兴则未可知。”问曰：“亮果王佐才，何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为于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几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则命也。某尝谓孙觉曰：‘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孙觉曰：‘不然。圣贤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武侯区区保完一国，不知杀了多少人耶？'某谓之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以利一己，则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诛天下之贼，杀戮虽多，亦何害？陈恒弑君，孔子请讨，孔子岂保得讨陈恒时不杀一人邪？盖诛天下之贼，则有所不得顾尔。'”曰：“三国之兴，孰为正·”曰：“蜀志在兴复汉室，则正也。”

汉文帝杀薄昭，李德裕以为杀之不当，温公以为杀之当，说皆未是。据史，不见他所以杀之之故，须是权事势轻重论之。不知当时薄昭有罪，汉使人治之，因杀汉使也，还是薄昭与汉使饮酒，因忿怒而致杀之也？汉文帝杀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杀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汉治其罪而杀汉使，太后虽不食，不可免也。须权佗那个轻，那个重，然后论他杀得当与不当也。论事须著用权。古今多错用权字，才说权，便是变诈或权术。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是称锤，称量轻重。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

问：“第五伦视其子之疾，与兄子之疾不同，自谓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寝与不安寝，只不起与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问：“视己子与兄子有间否·”曰：“圣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犹子也。'是欲视之犹子也。”又问：“天性自有轻重，疑若有间然。”曰：“只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说，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宾主、朋友之类，亦岂不是天性？只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来故尔。己之子与兄之子，所争几何？是同出于父者也。只为兄弟异形，故以兄弟为手足。人多以异形故，亲己之子，异于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问：“孔子以公冶长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长，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圣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圣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择其相称者为之配；己之子美，必择其才美者为之配。岂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时有先后，皆不可知。以孔子为避嫌，则大不是。如避嫌事，虽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

《素问》书出于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如将二十四气移换名目，便做千百样亦得。

《阴符经》，非商末则周末人为之。若是先王之时，圣道既明，人不敢为异说。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众，既不知道所趋向，故各自以私智窥测天地，盗窃天地之机，分明是大盗，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云云，岂非盗天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