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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历史看现实（第2页）

谁是地霸秩序的受害者，谁就是坚决的反对者。这事最高层没有任何收益，只有丢脸。这事出来后，中央又是开会，又是批示，要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奴工是地霸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应该是最有力的反对者，但奴工反对成本有多高？是否合算呢？在这个秩序中，他们不团结或者没有办法团结，零零散散，没有工会组织，没有信息通道，面对的是一个单线的权力。不是说他找地方政府不成，可以找法院；法院不成，可以找代表；代表不成，可以找媒体，哪条线都有解决的可能。这事的解决最早是由媒体引发的，后来才引起高层的震怒。幸亏付振中是河南电视台记者，地霸秩序制服不了他，若是山西的，恐怕付振中会成为高勤荣第二。

怎样打破“地霸秩序”

访谈者：在中国当前的行政架构中，农村，尤其是行政村一级的行政组织仍然存在，农村也并没有出现权力真空，但黑砖窑事件暴露出，基层政权充当了黑窑主的保护伞，与黑窑主合谋而无视国法人权。

吴思：基层政权是怎么产生的，是选出来的还是任命的？按照目前的基层架构，村长是选出来的，村支部书记是任命的。被撤职的那个村支书王东己实际上是一把手。当然，这事的出现与基层政权建设是什么关系，现在还不好说。不能说民选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很可能是不民选造成了这个问题。从媒体报道看，村民都说这个村支书霸道，按说要是民选，他可能选不上。他还是县人大代表，这个人大代表是民选的吗？也不清楚。

其次，民主也未必能解决利益群体的问题。这个村对内民主，但村民不一定会维护外地民工的利益。不能光指望选民的良心，选民的良心也未必可靠。

访谈者：那如何才能打破这一利益连接而成的地霸秩序呢？

吴思：要维护工人权益，最根本的还是靠受害者自己。首先要降低其获取信息的成本，电视、平面媒体和网络都降低了信息成本。这次受害者家属能组织起来，天涯网功不可没。虽然与以前相比，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了，但与理想状态还是有差距。其次，要降低受害者的告状成本。一个律师曾算过民工讨薪的账，若通过法律解决全国拖欠民工的1000亿元工资，则需要花费3000亿元成本。如果不走告状这条道，还可以允许受害者组织起来，可以壮胆，也可以加快信息流通，降低成本。或者鼓励发展NGO、民间维权组织，这些组织都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对抗权势者的有效方式。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可以通过降低对抗力量来打破这一秩序。这个方式就是民主，可以投票把恶棍选下去。还可以分权，不能一个人一手遮天，有独立的纪检部门，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有独立的立法部门，让权力内部互掐。

当然，最要紧的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提高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如果村一级可以选举，镇一级可以选举，虽然是外地人被奴役，但为了选票，也可以把这事给抖出来，让本地的官员丢脸，下台。同时，要给新闻媒体更大的自由，让扒粪者有利。如果付振中今年能拿长江新闻奖，那就对路了。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地方的“地霸秩序”，法律的承诺才不至于仅仅流于纸面上，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建立。面对地霸秩序，如果解决的方式还和以前一样，是高层震怒，是靠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那只能解决一时或局部，解决不了全部或根本。

访谈者：这件事实际上是由媒体捅出，并进一步跟进，后来才引起高层重视，公权力介入，迅速行动，到问责到领导道歉，并由此掀开了全国性的“扫黑行动”，你如何看待媒体在整个事件进程中的表现？

吴思：与以前发生的此类事件比，从曝光到解决，媒体的表现可能是少有的亮点之一，突破点就在此。实际上，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受害者及其家属与地方“地霸秩序”对抗的成本，成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资本贪婪，权力也贪婪

访谈者：有一种看法认为，将此事的发生归罪于资本的贪婪，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是不会发生这类事件的。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吴思：资本的贪婪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资本贪婪，权力也贪婪。任何人都是贪婪的，工人、农民也贪婪。工人的贪婪是多给钱，少干活。人人都如此，问题是该怎么制约。你是指望其自我约束呢，还是靠制度来制约。这些黑窑主是资本家吗？不是，他已经类似于奴隶主了。他的贪婪是希望这些奴工少吃多干。对于资本的贪婪来讲，最主要的制约来自于工会。如果这些资本家违法用工了，犯罪了，那制约应该来自于政府，来自于警察。如果警察还不作为，那就应该考虑制约权力了。

访谈者：黑砖窑事件完全符合强权逻辑，也符合你所定义的血酬定律。窑主除了占有奴工的劳动外，甚至完全占有其身体。但将此事拓宽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劳资关系的一个极端表现。在媒体报道上，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强制劳动，搜身，劳动环境恶劣，超时劳动，欠薪等事的发生。有人将这类现象归结为“发展中的问题”，中国迈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代价”等，你如何评价这一“发展代价观”？

吴思：这怎么会是“发展的代价”呢，这恰恰是“不发展”的表现。二百年前的事又重现，这是“发展”吗？

“发展”实质上是扩展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发展首先是一种权利的发展。中国农业的发展，首先是农民权利发展的结果，大包干了，农民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了，也允许农民外出打工了，允许农民远程贩运了，这些权利过去都是被“收缴”的。工业也是如此，原来都是国家的，现在个人可以开厂了，资本家获得了应有的权利，所以工业发展了。现在工人受气，在劳资关系中，权利时常被侵蚀，这怎么是发展呢？

访谈者：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现实也一再昭示，原子化的个人往往很难对抗强势的资方，在你看来，应如何发挥当前工会的作用？有一种声音认为，在当前全球的利润链条中，中国还处于末端，若工会真有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则必会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而丧失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

吴思：我在去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计算民国期间的枣庄煤矿，有工会与没工会条件下工人的工资差距。没有工会前，工人被剥夺得厉害，有了工会四五年后，工人的净工资长了32%。工会是一种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值钱的，是能当饭吃的，值的钱数就是他们原工资32%。第二个问题是，涨了工资以后，老板受害了吗？利润下降了吗？就他们那个枣庄煤矿而言，没有下降。

我同样问过两个老板，如果在5年内，你们公司的员工工资长了30%，你们的公司会怎样，会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吗？他们都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优势，尤其是成本上的优势，不是一点半点。现在中国产品倾销全世界，靠的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这也造成了其他国家工人的不满，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秩序问题。

我算过一笔账，假设中国目前有农民工1个亿，若工资都增长了32%，给民工整个家庭带来的收益是取消农业税的5倍。这些钱就会变为购买力，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是生产过剩。即使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减弱，刺激国内消费带来的好处也足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