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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帝刘裕 生于微末起于乱世 神策中尉鸭（第1页）

宋武帝刘裕：生于微末，起于乱世神策中尉鸭

关于南朝宋武帝刘裕，要从头开始说起。

刘裕小名叫寄奴。因为家里太穷，他出生时差点被扔掉；幸亏有邻居（也是姨妈）的养活才勉强长大。他三十六岁前的人生是几乎不见于史书的。以零星的记载来看，他是个靠砍柴、种地、卖草鞋（卖草鞋这一点倒是很像另一个姓刘的）为生的贫困户。有的资料上说他“为补济家用而去赌博”，那真是鬼才信了。刘寄奴喜欢赌博，但肯定不是为了补贴家用—据我推测，应该纯粹是游手好闲，想一夜暴富。

不过跟绝大部分赌徒一样，刘裕也欠债了，而且欠的还是一个高官的钱。刁逵，时任骠骑咨议。刁逵找人把刘裕打了一顿。幸亏刁逵的同事、王导的孙子、骠骑长史王谧看不下去，帮忙还了钱，才让刘裕捡回一条命。不仅如此，老好人王谧还鼓励寄奴说：“卿当为一代英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开了上帝视角。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刘裕这辈子应该都只能叫“寄奴”了，过着贫困的生活，勉强养活自己叫“兴弟”的闺女（从名字来看，寄奴夫妻二人虽然贫穷，但还是想生个男孩）。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东晋爆发了孙恩起义，让本就摇摇欲坠的东晋朝廷胆战心惊。这时候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了，因为实在是有点乱。

自帝即位以来，内外乖异，石头以南皆为荆、江所据，以西皆豫州所专，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同雅之所制；朝廷所行，惟三吴而已。及孙恩作乱，八郡皆为恩有；畿内诸县，盗贼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于是内外戒严。加道子黄钺，元显为领中军将军，命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以讨恩；刘牢之亦发兵讨恩，拜表辄行。（《资治通鉴·晋纪》）

大概意思就是，晋安帝即位以来，长江中游由殷仲堪（后来被桓玄所杀，桓玄一统荆州）控制，只是名义上听建康（今江苏南京）朝廷的；豫州（时治今安徽和县）由谯王司马尚之控制，号称“西府”（在首都建康之西）；京口（今江苏镇江）以及长江以北部分地区由刘牢之及高雅之控制，号称“北府”。朝廷内又有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二人，而且这父子还跟荆州的桓玄有矛盾。总之一句话，东晋如此之乱，要亡！

就是在这种乱世之中，贫困中年人刘寄奴参加了家乡军队，成了“北府兵”的一员。

初，彭城刘裕，生而母死，父翘侨居京口，家贫，将弃之。同郡刘怀敬之母，裕之从母也，生怀敬未期，走往救之，断怀敬乳而乳之。及长，勇健有大志。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刘牢之击孙恩，引裕参军事，使将数十人觇贼。遇贼数千人，即迎击之；从者皆死，裕坠岸下。贼临岸欲下，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贼皆走，裕所杀伤甚众。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因进击贼，大破之，斩获千余人。（《资治通鉴·晋纪》）

第一次上战场的他，靠着不要命以及蠢对手（无组织的流民军队），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一个人赶着几千人跑。靠着这次的战功，刘裕升了官，得以独自统领百人的部队。

孙恩起义军被赶回海里后不久，于隆安五年（401年）卷土重来，声势更为浩大。北府兵再次东征，刘裕负责守卫句章城（今浙江宁波鄞州区）。句章城池矮小，士兵又不到数百名，刘裕常常披坚执锐，身先士卒，每战都冲锋在前。孙恩觉得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于是放弃句章城，转而北上攻打海盐（今浙江海盐）。刘裕跟踪追击，在海盐县城旧址筑起城池。起义军白天来攻城，城内兵力空虚，刘裕就挑选百人组成敢死队，都脱掉盔甲，手持短兵器，击鼓呐喊冲出城。起义军遭到震慑，士气大丧，丢盔卸甲逃散，大帅姚盛被斩。刘裕虽然连战连胜，但考虑到敌众我寡，兵力悬殊，于是假装弃城而逃，诱使起义军蜂拥进城。他乘其懈怠，设下埋伏，再次大败起义军。

孙恩知道海盐有刘裕，自己无法攻占，于是乃进向沪渎垒（今上海市青浦区东北）。刘裕领兵尾随，由于队友太蠢，收获了一次大败。不过刘裕靠着自己的机智与威猛的名声，吓退了敌军。

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高祖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不从。是夜，高祖多设伏兵，兼置旗鼓，然一处不过数人。明日，贼率众万余迎战。前驱既交，诸伏皆出，举旗鸣鼓。贼谓四面有军，乃退。嗣之追奔，为贼所没。高祖且战且退，贼盛，所领死伤且尽。高祖虑不免，至向伏兵处，乃止，令左右脱取死人衣。贼谓当走反停，疑犹有伏。高祖因呼更战，气色甚猛；贼众以为然，乃引军去。高祖徐归，然后散兵稍集。（《宋书·武帝本纪》）

孙恩赢了一场后，摆脱了如附骨之疽的刘裕部队，轻松地攻破了沪渎垒；然后直接挥师从海上西进，直达建康北边的丹徒（京口辖区），准备进攻东晋的首都。

东晋朝廷危如累卵，举国一片惊惶，调集了所有的力量保卫京师。一向与执政的司马道子父子不和的桓玄，也上疏准备领兵来“保卫京师”，吓得朝廷连忙以诏书阻止了他。

北府主力本想在山阴（今浙江绍兴）阻击起义军；结果等大部队开到，孙恩已经领兵到了丹徒。刘牢之下令刘裕领兵自海盐火速支援京师。刘裕后发先至，竟然与孙恩的军队同时到达。

随后，刘裕以疲劳而人数处于劣势的军队，直击孙恩队本部，竟然“大破之”。而刘牢之领北府主力到来，掌西府军队的司马尚之也领精锐入援建康，孙恩不得不退走。

刘裕靠着如此耀眼的军功，被加封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领军继续追击起义军。最终孙恩一败再败，跳入海中自杀。

至此，本来寒微落魄的刘寄奴，终于可以不那么憋屈了，最起码在老丈人面前可以挺起腰杆了（刘裕的妻子臧爱亲之父臧俊是郡功曹）。随后，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了刘裕又一个机会。

402年，朝廷执政司马道子父子与荆州刺史桓玄彻底撕破脸皮，东晋持续了百年的“荆扬之争”再起。然而主动挑起争斗的执政方失败了。桓玄击败西府兵，又派说客何穆（刘牢之族舅）前往北府，劝说刘牢之。

汉初，说客蒯通劝韩信背叛刘邦，可以三足鼎立。韩信觉得刘邦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所以没有听从建议。最终“狡兔死，走狗烹”。数百年后，相似的说辞摆在了刘牢之的眼前。

自古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而能自全者，谁邪？越之文种，秦之白起，汉之韩信，皆事明主，为之尽力；功成之日，犹不免诛夷，况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战胜则倾宗，战败则覆族，欲以此安归乎！不若翻然改图，则可以长保富贵矣。古人射钩、斩祛犹不害为辅佐，况玄与君无宿昔之怨乎！（《资治通鉴·晋纪》）

自古以来功高盖世的将军，有谁能够善终吗？文种、白起、韩信为明主效力；功成之日，都不免被诛杀，何况将军效力于昏庸的朝廷呢？今天您战胜荆州军，功高盖主，免不了韩信等人的结局：战胜了等待您的是宗族覆灭，战败则会被荆州势力夷灭三族。您想选择哪条路呢？不如投效荆州军，则可以成为开国功臣。春秋时的齐桓公与管仲有射钩之仇，晋文公和寺人披（勃鞮）有斩祛之怨，最后都能不计前嫌，何况荆州的桓玄与您没有宿怨呢？

刘牢之思虑再三，决定投靠桓玄。命运如此奇妙，桓玄、刘牢之乃至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因为这一决定，整个东晋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爆发出震撼北方诸国的能量，最终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号角横吹，穿云裂石，草木南州。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刘裕三十九岁。

刘牢之倒向荆州军，使得双方力量瞬间改变。朝廷赖以为藩蔽的北府脱离掌控，投向荆州军。桓玄下令军队直扑建康，朝廷军队未战即溃，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二人被生擒；桓玄进入建康，拥立晋安帝。在这些风起云涌的事件中，作为皇帝的晋安帝，却没有丝毫动作，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晋安帝司马德宗同他的前辈、广为人知的晋惠帝一样愚笨。不过惠帝尚能有“何不食肉糜”“此嵇侍中血”这类言行，而安帝傻得更厉害，从小到大不会说话，甚至无法辨别寒暑。所以无论是之前的司马道子父子，还是现在的桓玄，都放心地以晋安帝为傀儡。大权在握的桓玄随即以朝廷的名义封自己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而北府所在地京口，即为徐州治所。桓玄刚刚掌握大权，就准备亲自掌控北府，将刘牢之调任为会稽内史。

刘牢之得知自己的任命后一下就慌了神，他知道自己赖以维生的只有北府兵权。于是他与刘裕商量，准备不受会稽内史的任命，领兵回江北的广陵（今江苏扬州），投奔自己的女婿高雅之，然后举兵反抗桓玄。刘裕却明白地看出了事情的关键所在，他对刘牢之说：

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资治通鉴·晋纪》）

“当初你拥兵数万的时候，望风而降；现在桓玄名正言顺地以朝廷名号发布命令，北府众人怎么会再听你的呢？广陵是到不了的！我不跟你去广陵，而是回京口。”

刘牢之却不听刘裕的意见，反而召集军中将佐，询问众人是否愿意跟随自己去广陵。然而他刚刚说完，参军刘袭反驳道：“事不可者莫大于造反。将军反过王恭，反过司马道子父子，如今又要反桓玄。一人三反，还有什么资格领导我们呢？”说完直接反身出帐。其他将佐也纷纷自行离去。

愤怒、悔恨、绝望环绕着刘牢之，而长子刘敬宣返回京口接家人也到期未还，刘牢之误以为他们均已遭遇不幸。多重打击之下，身经百战的刘牢之崩溃了。他曾经率领刘袭等人在淝水之战中为北府先锋，破前秦军队于洛涧；也曾经领兵北伐，收复诸州；甚至在邺城一度击败过当世战神慕容垂。可惜后来的他众叛亲离，并误以为儿子已死，在率亲信往广陵的路上自缢身亡。

晋室南渡以来，都督以“北”为号者，多次有不祥之事发生。故此，之前历任被授予镇北、平北将军的人，如桓冲、王坦之、刁彝、王恭等，都表让军号，来避开以“北”为号。而刘牢之在背叛王恭、投向当时的执政司马道子父子后，所得军号正是“镇北将军”—不知这一巧合是不是司马道子父子有意为之。

而返回京口的刘敬宣其实并没有遭遇不幸。回到军中的他见到的只有父亲的尸体。匆忙中，他只好按照父亲生前的计划，投奔广陵的高雅之；最后与高雅之一同先奔后秦，不久又投奔了南燕。

桓玄在逼死刘牢之，流放司马道子（后来暗示手下人将之毒杀），处死司马元显、司马尚之，又安抚住了起义军的余部卢循后，改年号为“隆安”，屯驻在姑孰（今安徽当涂），遥控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