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他们安的也是私心。这个私心就是:既然你要门面,我就给你门面,你好了,我也肯定好,我按你的程序去表演,你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免除刑罚是肯定的!
北宋大学者欧阳修针对李世民的纵囚,写过一篇文章就叫《纵囚论》,他把李世民和囚徒们的非“中和”之心揭露得淋漓尽致:“李世民知道释放囚犯回去,他们一定会回来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被释放的囚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获赦免,所以才会回来!料想囚犯一定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心思;料想上面一定会赦免他们才自动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是上下互相揣摩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教化作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李世民即位已经六年,天下却有这么多罪大恶极的死囚;然而释放一次就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哪里讲得通啊!”
他讽刺挖苦道:“释放了回来的就按国法杀掉,然后再释放一批,囚犯又回来了才证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们一定不会回来了!如果屡次赦免,那么死刑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的法度么?”
这就是立异,违背了良知的“中和”。在王阳明看来,人生在世,不可逆情和立异,因为他们都不是良知的本意。
“贵和尚中”的另一要求就是“不器”。
很多年以前,孔子和他几个著名弟子坐在郊外闲聊。当时草长莺飞,碧空湛蓝如洗,好不快活。孔子对几个弟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现在,你们就畅所欲言,说说你们的人生志向。”
子路抢先说道:“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常受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三年工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微微一笑。
又问冉求:“你呢?”
冉求思索一会儿,慢慢回答:“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
孔子又转向公西赤,问:“你呢?”
公西赤很惶恐,说:“我不敢夸口说能够做到怎样怎样,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
最后,孔子问一直在摆弄瑟的曾皙:“你小子说说吧。”
曾皙清了清嗓子,说:“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呀!”
孔子说:“没说才能,只说人生志向。”
曾皙脸上呈现出腼腆的红光来:“我呀,我的志向有点不着调。我盼望的是,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青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儿回来。”
子路、冉求和公西赤都嗤之以鼻:“这哪里是志向,简直是游戏人生!”
想不到孔子高兴得大叫一声,道:“我是赞成曾皙呀!”
子路、冉有、公西赤三人脸色微变。
聚会散后,曾皙单独留下,问孔子:“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
孔子回答:“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又问:“您为什么笑仲由(子路)呢?”
孔子回答:“治理国家要讲礼让,可是他说话一点也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大事吗?哪里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大事吗?有自己的宗庙,有同别国的盟会,不是诸侯国家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赤只能做个小小赞礼的人,那谁能去做大的赞礼人呢?”
针对这个故事,弟子问王阳明:“孔门弟子共聚一堂,畅谈志向。子路、冉求想主持政事,公西赤想主管礼乐,多多少少还有点实际用处。而曾皙所说的,似乎是玩耍之类的事,却得到孔圣人的称许,这是怎么回事?”
王阳明回答:“子路、冉求、公西赤有凭空臆想和绝对肯定的意思,有了这两种倾向,就会向一边偏斜,顾此一定失彼。曾皙的志向比较实际,正合《中庸》中所谓的‘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前三个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皙是‘君子不器’的仁德通达之人。但是前三个人各有独特才干,不似世上空谈不实的人,所以孔子也赞扬了他们。”
人生是不断变化的,是条不规则的波浪线,我们无法掌控这条波浪线。子路、冉求、公西赤就是想掌控这条波浪线,要在这条波浪线上定下一个点,向那个点前进。而曾皙则是随着波浪线前进,到哪里就做适合在那里做的事。
前三人先把自己确定为器皿,子路是大水缸、冉求是饭盆、公西赤是瓦罐,曾皙却没有,它把自己当成了水,流到什么样的地方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器!
孔夫子教导人要“不器”。不要做器皿那样的人,比如你认为自己是个饭盆,突然遇到只有水缸能盛的东西,你就只能干瞪眼。
王阳明也教导人要“不器”,有弟子问他:“孟子说,持中庸态度而不变通,还是执著在一点上(执中无权犹执一),您怎么看?”
王阳明回答:“‘中’就是天理,就是‘易’,随时变易,怎么能‘执’呢?必须因时制宜,很难预先定一个规矩。有些人一定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没有漏洞,要立一个固定的格式,这正是所谓的‘执一’。”
王阳明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人生理想,而是应该因地制宜,不可把自己先限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