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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新局长的创新（第1页）

杜鲁门收到首份通报后，立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阅读，看完后，他拿起派克金笔，在回复函上写道：“这是我任总统以来，收到的最及时、最详细的情报通报——之前的CIA，像个‘分散的情报站’，各部门各自为战，情报汇总慢，分析不深入；现在，在史密斯局长的领导下，CIA终于像个‘中央情报机构’了。”

回复函的末尾，杜鲁门特意加了句：“请确保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通报按时送达，他的战场经验丰富，对情报的敏感度很高，他的意见对我们判断局势很有帮助。”他把回复函交给白宫秘书，叮嘱道：“告诉史密斯，这个24小时通报制度很好，要坚持下去，以后所有重要情报，都按这个流程来。”

史密斯的改革不止于通报制度，他还对中情局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彻底调整：将原来的“情报收集部”“情报分析部”“行动执行部”“技术支持部”等分散的部门，整合为“情报收集与分析中心”“行动执行中心”“技术保障中心”三大板块，每个中心设一名主任，首接向史密斯汇报，避免部门间的推诿和信息壁垒。

在“情报收集与分析中心”，史密斯引入了二战时的“联合作战思维”——收集情报的特工、分析情报的专家、懂军事的顾问，坐在同一个办公区域，实时共享信息，共同分析判断。比如，收集到“罗斯柴尔德运输船的航行速度异常”（比正常速度慢10节），特工可以当场提供货轮的具体航线，专家可以分析“速度减慢可能是因为装载了重型设备”，军事顾问可以判断“这些设备可能是军用物资，如迫击炮、坦克零件”，整个分析过程在2小时内就能完成，而之前需要5天。

投影幕上的“中情局转型对比图”清晰地展示了改革的效果：改革前，朝鲜情报的汇总时间为5天，分析准确率为65%，行动响应时间为72小时；改革后，汇总时间缩短至24小时，分析准确率提升至90%，行动响应时间缩短至48小时，数据处理效率提升40%，情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都有了质的飞跃。

某份关于“苏联在远东的军事演习”的情报分析报告，就是改革后的典型成果：收集特工在24小时内获取了演习的时间、地点、参与部队；分析专家结合历史数据，判断出“演习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向朝鲜施压，测试美军的反应”；军事顾问提出了“加强韩国边境防御”的建议；整个报告在48小时内就送到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手中，为后续的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宋宇的意识将史密斯的改革标注为“中情局发展的里程碑”，投影幕上出现三个核心意义：

第一，首次建立“总统-军方-国会”的情报共享机制，打破了部门壁垒。之前，总统获取情报需要通过国防部中转，国会则只能看到“筛选后的情报”，军方和情报部门之间更是存在“信息鸿沟”——麦克阿瑟曾多次抱怨“CIA的情报不及时、不准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共享不畅。现在，通过24小时通报制度，总统、军方（艾森豪威尔）、国会能同时获取相同的情报，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

第二，将“24小时响应”纳入中情局章程，成为后续情报处理的标准。之前，中情局没有明确的情报响应时间规定，处理情报全靠“自觉”，导致很多紧急情报被延误。现在，“24小时内完成情报收集与初步分析，48小时内提出行动建议”成为硬性规定，写进了《中情局工作章程》，后续的历任局长都沿用了这一标准，确保了情报的及时性。

第三，用“战场情报思维”改造情报分析，强调“细节决定判断”。史密斯将艾森豪威尔在二战时的情报分析经验，引入中情局的日常工作——比如，从“罗斯柴尔德运输船的航行速度异常”判断出“设备可能是军用物资”（借鉴了二战时“从德军战俘的手表判断部队行军”的经验）；从“瓦尔堡家族的财务记录异常”发现“他们与苏联的隐秘往来”（借鉴了“从德军家书发现补给线薄弱点”的经验）。这种思维让中情局的情报分析更敏锐、更精准，也为后续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史密斯的改革，不仅让中情局从一个‘单纯的情报机构’，变成了真正的‘中央情报机构’，还为美国的情报体系奠定了基础，”宋宇的意识总结道，“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您的支持和战场经验的启发——可以说，中情局的里程碑，有您的一半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