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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错位的铁幕（第1页）

1947年9月的一个清晨，艾森豪威尔正在五角大楼审阅一份关于欧洲驻军部署的报告，宋宇的意识突然在他脑海中剧烈波动起来。像是老旧留声机的针头划过破损的唱片，一段清晰的历史记忆与眼前的现实产生了刺耳的摩擦——宋宇猛然想起，在他熟知的历史轨迹里，丘吉尔应该在1946年3月就在富尔顿发表那篇著名的“铁幕演说”，可现在己经是1947年9月，那道横贯欧洲的“铁幕”却迟迟没有在历史舞台上落下。

“不对。。。时间对不上。”宋宇的意识在艾森豪威尔的脑海中翻腾，迫使这位五星上将停下了手中的钢笔。艾森豪威尔眉头微蹙，他能清晰感受到脑海中那个声音的焦虑——这是两年来宋宇第一次出现如此强烈的历史认知偏差。他走到墙上的世界地图前，手指无意识地划过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连线，那里正是未来“铁幕”的大致走向。

宋宇开始疯狂检索艾森豪威尔的记忆库：1946年3月，丘吉尔确实曾访问美国，但行程中并未安排富尔顿的演讲；英国外交部档案显示，当年丘吉尔团队曾草拟过一份关于“欧洲局势”的演说稿，却因工党政府的反对而搁置。更让他心惊的是，1947年上半年的美国报纸上，“苏联威胁”的字眼出现频率比记忆中低了40%，《纽约时报》甚至还在6月刊登过“美苏合作开发黑海油田”的乐观报道。

“蝴蝶效应。。。”宋宇的意识带着颤抖，“难道因为我的到来，历史的齿轮真的偏离了轨道？”艾森豪威尔拿起桌上的威士忌，给自己倒了半杯，他能理解这种恐慌——如果连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都会错位，那么他们两年来精心推演的战略布局，或许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之上。

这种历史错位感在9月12日达到了顶峰。当天上午，白宫秘书送来一份杜鲁门总统的行程安排，其中赫然标注着：9月14日，将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

宋宇的意识突然定格，“这个地点。。。和丘吉尔发表演说的地方一模一样！”

艾森豪威尔看着那份行程表，指尖在“杜鲁门”的名字上反复敲击。他拨通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电话：“总统的演讲稿定稿了吗？我需要一份副本。”电话那头的回复是：“将军，演讲稿还在修改，但据说会有关于欧洲局势的重要表态。”

挂掉电话后，艾森豪威尔的脑海中响起宋宇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宿命的笃定：“不是丘吉尔。。。是杜鲁门。历史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1947年9月14日的富尔顿，秋意己浓。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校园里，美国国旗与密苏里州州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三百余名师生和当地名流坐在临时搭建的露天讲台上，等待着总统的到来。宋宇透过艾森豪威尔的眼睛观察着这一切——他作为总统军事顾问陪同出席，此刻正站在讲台侧翼，感受着空气中不同寻常的紧张。

讲台后方的休息室里，杜鲁门正在对着镜子整理领带。这位以“务实”著称的总统，今天却显得格外郑重，他手中的演讲稿边缘己经被反复得有些发皱。国务卿马歇尔站在一旁，低声提醒：“总统先生，关于苏联部分的措辞，国会保守派希望更强硬些，而军方则担心刺激莫斯科。”

杜鲁门没有回头，只是对着镜子说：“乔治，战争结束才两年，欧洲就有三个国家换了政府。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说清楚，明年可能就有六个。”他的手指在演讲稿上划过“铁幕”这个词——这是三天前才加入的新比喻，由白宫speechwriter（撰稿人）根据国务院提供的情报报告提炼而成。

宋宇注意到一个细节：休息室的茶几上放着两份报纸，《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欧洲经济濒临崩溃”，而《真理报》的海外版则刊登着“美国正试图重建殖民体系”。这两份报纸像两个阵营的旗帜，无声地昭示着即将到来的演讲将搅动怎样的舆论风暴。

上午11点整，杜鲁门走上讲台。当他看到台下第一排坐着的艾森豪威尔时，微微点头示意。宋宇的意识在艾森豪威尔脑海中快速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场景与历史照片中丘吉尔演讲的画面惊人地相似，只是主角换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