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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第1页）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吃饭”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粮食成了人们为了生存而争夺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为了粮食的斗争，我就经历过为了生存、为了粮食而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争斗。

一九六七年初，宣汉新农林场的知青在“砸烂社办场、回城闹革命”的驱使下，纷纷离开社办场返回重庆。当年八月，我们这批回城“闹革命”的知青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的最高指示又迅速返回林场。

回到林场后，当时公社指派来管理知青的场长彭顺财和指导员（当地大队支书）却不见踪影。只好由副场长重庆知青周玉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挑起了组织生产、管理生活的重担。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周玉如首先遇到的是几十号知青的吃饭问题。林场库存没有一颗粮食，知青没饭吃怎能上山种地？她为解燃眉之急，组织了几个女知青到邻近的农户中借粮。当时山上谷子没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粮食也不宽裕，说了许多好话，并答应第二天一定归还，好歹几家农户凑足了林场知青一天的粮食。但第二天拿什么来归还？往后日子又怎么办？这是摆在周玉如副场长和几十号知青面前的大问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两年多来全场知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苦劳作积存下的近两万余斤苞谷存放在公社的粮站里。按照上面规定，林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提取寄存的粮食，其中一部分按比例折成大米，从来都是这样。

然而当时很乱，林场的当家人又不知去向，知青们要从公社粮站里把粮食取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别无他法，当晚大家议论一通之后，决定第二天全体知青下山到粮站去背米。

第二天，炊事员早早地煮好了一半苞谷、一半大米的早饭。这顿早饭在沉闷中结束，男女知青拿着麻布口袋，心思重重地向山下的公社走去。

新农场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乡场，居民不逾一百，原本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三合院，都是一些低矮的土墙或砖墙瓦房。后来东西两侧延伸出去，就有点像“街”了。公社粮站就建在西侧最南端。斜对门遥遥相望的是一家小食店，我们都叫它“粑粑馆”，老板是一个镶着金牙的小老头，见我们总是笑得十分灿烂，因为我们最舍得在那里花钱。与粮站相对，东侧最南端是新修不到两年的公社办公楼，这可是新农场最气派的唯一的两层楼房，砖木结构，底层作会议室，两扇门正对粮站，一架楼梯直通楼上，十几间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间是公社干部们住的宿舍，中间一条小巷通往最北端的一间小会议室。我们去公社，下山后蹚过一条小河，最先抵达的就是粮站。

知青一行人直接来到粮站，只有粮站主任向国章一人。周玉如简要地说明来意，向国章立刻收住笑脸，一改从前对知青友善的态度，很严肃地说：“上面规定，林场称粮必须是场长签字盖章。”我听出了向国章话里的含义，马上接过话对周玉如说：“周场长，你签字，我们去装米。”我故意把周玉如这位知青副场长叫“场长”。“不行，只有你们彭顺财场长签字才行。对不起，周副场长，这是规定。”向国章故意把“副”字在声调上加以强调。大家见他“公事公办”的样子，十分不解，周玉如着急地对向国章讲：“粮是林场的，场长不在，我有权执行：场长的权力……”向国章毫不让步。

“怎么办？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弄到米，早饭都是借的。”毛儿（重庆知青，大名周伟业）着急地说。

我把伙伴们叫出粮站，压低声音告诉大家：“‘打围’，把他龟儿围住，挡住他的视线，把他的注意力引开，其余的人在围席中装米，动作要快，不要把米弄撒了。”彭靖国插话：“装好米的口袋放在乒乓台上，特别是装清油的罐，现在无法拿进粮站，只好去借口盅或碗去舀，下面托一个碗，莫让油一路往下滴，让人发现油走了路。”

“好。”大家一致同意。

我回头走到向国章面前，给正在说理的周玉如使了个眼色，暗示叫她走开，让我来对付向国章。我故作亲热地搂住向国章的肩膀说：“老向，你是个好人，我们知青都知道。今天的事情我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最后谈得拢的，我们不会让你老向这样的好人难堪。”边说边掏出烟来，给向国章敬上，并用打火机点燃，这时又有五六个知青围了上来。向国章个子矮，坐在藤椅里，面前的办公桌上又坐了几个知青，这样他就被我们团团围住。我开始故作诚恳、感情充沛、慢条斯理地给他讲述我们种出这些粮食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如何起早贪黑，如何风餐夜宿，如何开荒垒坎，手上打起多少血泡，身上晒脱了多少层皮……说着说着，知青同胞艰苦奋斗的场景一幕一幕地在我脑海里回放出来，我们这些粮食的确来之不易呀，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我们的汗珠。如今取回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我们生存的基本需要，竟这样的难。我被自己的话感动了，眼眶禁不住湿润起来。看到向国章一副无动于衷、油盐不进的样子，我禁不住怒火中烧，真想给这龟儿子一顿饱打。但想到自己“打围”的使命，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对向国章绕来绕去地找话说……约莫十多分钟后，周伟业过来给我递了个眼色，我知道大功告成，便迅速将话题挽了个疙瘩，严正地对他说：“老向，天黑了，我们还得赶回林场，今天就到此为止。你要好好想想，我们三十多号重庆知青如果没得饭吃，这个责任你可担待得起？下次我们来称粮，你若再刁难知青，莫怪我姜三不客气。”说完我向众知青挥了挥手，大家扬长而去。

爬到山坡上，回头看公社，只见向国章与三五个人站在粮站门口，像是谈论着什么。他当然会发现围席里的米陷下一个不小的坑。我们禁不住哈哈大笑，并得意地向公社方向挥手。

此法果然有效，解了燃眉之急。大家的高兴劲可想而知，尤其是女同胞们回味“偷米”时的紧张状态笑得眼泪直流。

然而“偷”回的米，不几天就告罄，知青们只好再铤而走险，下山偷米，但心里总不踏实，但愿向国章没发现米少了，油少了。如果向国章已发现了，真不让我们取回自己辛苦劳动的果实，那我们只好硬来！

我们这群知青大多深知自己成分不好，父母正在受难，不敢再给他们添上新的“罪行”。“少惹事，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跟我们划清界限，脱胎换骨，成为新一代农民。”这是下乡前父母对我们的告诫，也是我们的行为准则。但现在事与愿违，有人要置我们于死地，怎么办？为什么我们要取回自己的劳动成果都不行呢？我们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只有用“抢”来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

决心一下，知青们立即行动起来。为了能唬人，我们在场部用林场小煤厂的黄药（炸药）、雷管做了几枚模拟枪声的雷管炸弹。做炸弹必须胆大心细，最佳人选是毛儿（周伟业的小名）。他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在我们林场无人能比。他把导火绳插入雷管内，用香烟点燃导火绳立即丢出去——“叭！”雷管的爆炸声也许比真正的五四式手枪射击的声音还要清脆、响亮，在这山区很难分辨出是否是雷管的爆炸声！

周伟业还做了几颗“真正”的手榴弹。他将训练民兵用的教练弹前端的头子拆下来，倒掉内中装的砂子代之填入黄药（即炸药）。在黄药中用竹筷插一个小洞，然后轻轻地把插有导火绳的雷管再插入黄药中，再轻轻地压实黄药，不让雷管在黄药中松动，最后在教练弹木柄上钻一个孔，把导火绳穿过木柄，导火绳的长短以木柄的长度为准，用木螺丝把木柄装回去。使用这种土手榴弹时不是拉引线，而是用香烟点燃导火绳，在三秒钟之内必须扔出去。

我们第二天又起个大早，准备赶在公社干部（特别是陈家禄书记）下生产队之前截住他们，让他们出面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们在公社河对面的山上垭口处引爆了两枚雷管，清脆悦耳的“枪声”传得很远，企图造成先声夺人的效果。我们心里打着鼓，表面却耀武扬威地踏进公社小街。粮站旁的几家店铺门前站了些人，他们是听到“枪声”出来的。这些人在窃窃私语，用惊恐的目光看着我们走进公社。公社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我们只好折回粮站。

我们异想天开，想再次如法炮制“打围”（这是年轻人没成熟的表现），可是向国章再不吃我们这一套了。他分开围住他的人，冲到粮仓的围席边，两手一字排开，拦住我们的去路：“前几天你们装了多少米，舀了多少油，还没个数，今天又来，那不得行。”

周玉如婉言相告：“老向，没关系，今天我们全过秤，今天出多少斤，那天就是多少斤，怎么样？今天我们还多了两根口袋，你不吃亏。”

老向“不行！不行”的话还没落音，知青们就一哄而上自己开始动手装起粮食来了。向国章拖住这个，抓不住那个，米撒了一地。我和毛儿、江娃、彭靖国、童蜀生五人一拥而上，有的拽着他的胳臂，有的抱住他的腰。童蜀生（小名童狗）伸手在他腋下挠痒痒。向国章怕挠痒，忍不住笑了。我们边推、边拉、边关，听见声音的人还以为知青和向国章说好了，大家笑得多开心。老向边笑边挣扎着，强忍住笑，正要开口说话，一支香烟又堵他的嘴里。女知青们快速地装米、不停地往罐里装油，向国章吐掉口中的烟，正要说话，又一支烟被插进他口中。知青们大声笑着：“快，快给老向点烟！”童狗不时地又挠他两下，向国章真是哭笑不得。

忽然，向国章猛地挣脱了大家的“玩笑”，哭丧着脸说：“莫开玩笑！这是上面的指示，我真没得办法！”他又冲向围席，阻止知青装米。这时，毛儿忽然从腰间拔出一支手枪（仿真塑料枪），乌黑发亮的枪口顶在向国章的胸口说：“老向，识相点，粮食是我们知青自己种的，你们谁都清楚。你今天如果听上头的指示，不让我们称自己的米，那吃亏的是你，不是上头。”我接过话头：“你老向从来没亏待过我们知青，我们都记在心里。如果今天闹出事来，你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怎么办？我们知青，光杆一个，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我们是称自己的米，真闹出事来，上面派人调查说是你不给知青饭吃，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这罪名上面有人替你顶吗？那时你死了，死无对证。你冤死了还得背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不给知青饭吃的罪名，你划算吗？”

向国章一声不吭，我立即递上一支烟。这支烟他没拒绝，并大口大口地吸着，一脸的痛苦。看来，他真有难处。

毛儿收了那支仿真塑料枪，插回腰间。此时粮站内只有装米的声音，说话声、笑声全没了。我陪着老向（为了让他保持沉默），又向他诉说：“我们知青远离父母，你看我们都才十几岁，如果是你的娃儿受这样的罪，你当父母的不心疼？”老向忽然大声说道：“我啷个交代嘛！”这时彭靖国转过身对老向说：“好交代，好交待。你就说是林场的知青人多手多，我一人难敌四手，我没办法，拉不住。”我拍着老向的肩膀说：“老向你是个好人，我们知青心里有数，只要你不逼我们走上绝路，我们不会轻易动手的。”

知青们一阵忙乱，装满了口袋，还真过了秤，加上前几天的，大约有三五百斤。离开粮站前，大家向老向说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感激话，兴高采烈地回林场。等我们蹚水过了河，在半坡上回头看公社，只见正对河边的路上站了许多人，向知青方向指指点点不知在说些什么。

今天我们又胜利了，大家配合得跟排练过似的，老向终于良心发现让我们装满了米口袋。

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议论当天发生的事，下次再去背米，老向还会像今天这样让我们称米吗？这是讨论的话题。有人建议去请彭顺财（场长，本地人）回来，有了彭顺财签字，我们就不需再“抢”粮了。我听了坚决反对，我说向国章执意要场长签字，其实是彭顺财的主意，他用这个办法来让我们明白，没有我彭顺财，你们知青只能饿死，我彭顺财是你们知青的救世主。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今后知青更没有好日子过。我问大家：“他以前对知青怎样？”这一问让伙伴们清醒过来。

彭顺财是一个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描绘的警官沙威式的人物。他有很强的阶级斗争意识，随时会将他不如意的人和事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譬如有些知青性格内敛一些，不苟言笑，平时爱看看书，他就多次地在训话会上说：“有的人这塌塌（指指心窝）有股瘀气。人民政府天罗地网，法律再宽大也有边……”凡是知青请病假，他都认为是偷懒装病，不仅没有好话，也没有好脸色。知青张安息年龄最小，小学毕业就算“知识青年”，来到我们林场。有一次生病，两天没有出工，彭顺财对他严厉呵斥道：“张安息，你今天莫给我端碗！”我在一旁实在忍无可忍，蹦出一句话来：“老子今天看哪个敢不准张安息吃饭！”彭顺财一愣，这么多知青，从来没有哪个敢这样顶撞他。后来他也没敢把我怎么样，似乎对我还客气了一些。彭顺财这样的做派又与沙威警长有所不同，倒有些像阿Q了。“**”一来，批斗当权派，知青自然将矛头指向他，他预感到会有不妙，半夜动身逃回家里去了。这样的人，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会站出来帮助知青吗？说不定正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冷笑哩。要是他回来掌权，我们又没有好日子过。我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大家隐约感到，向国章不发米给我们还不光是场长的指使，彭顺财还没那么大的权力去指挥向国章，可能在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周玉如苦着一张脸无可奈何地问大家：“老向说不定正在背书，他还会第二次良心发现吗？”大家沉默了。“硬抢，就像今天恁个。”宋帮荣激动地挥着手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同意！”“我也赞成！”“只能这样！”大家七嘴八舌发表自己的意见。

“抢？怎么个抢法？每次都这样？”大家七嘴八舌，理不清头绪。

“其实，我们哪里是‘抢’嘛，我们是去称自己存放在粮站的粮，走到哪里都说得脱。”说这话的是万业权。

万业权，圆圆的脸，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身高近一米七左右。他说话、走路乃至唱歌，都缺点阳刚之气。这位老兄在林场有一个当时最令人崇敬的外号“叶群”。因为他的“业权”与“叶群”二字谐音。只要你发音稍不清晰，“业权”同志就变成了“叶群”同志。在新农乡，当地的人叫“业权”，你会听成“叶群”。

我们林场这位“叶群”同志，平时言语不多。有时高兴了，自娱自乐哼哼小曲，歌调是听不甚明的。他爱唐诗宋词。有一天林场放假休息，大家都忙着处理个人卫生，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晾晒被盖，“叶群”同志在整理内务。我住在他的隔壁，正在晾衣服，听到他一个人在楼上念念有词。刚听以为他又在哼小曲了，但细听不像，我站在楼梯口才听明白了，原来他老兄正在轻声背诵秦观《鹊桥仙》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诗句呢！

无论是毛主席的语录歌，还是造反派的战斗曲，只要经他老兄一唱，那铿锵有力的节奏，那战场上的火药味就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优美的“采茶山歌”从他嘴里出来，也失去了少女怀春时的哀怨与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