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就能直观的感受到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无论好坏,全部一刀切。
而庆历新政失败后,虽然有些被废除了,依旧保留了一些。
难道朝中官员就不想恢復之前的荫封制度么?
毕竟荫封制度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他们这些高官。
那些读书人和低品官员连荫封的资格都没有,自然不会反对。
甚至他们还支持这种做法,因为这样他们的机会变多,竞爭压力还小了。
可这个制度就是保存了下来。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官家无意识中,用了求上得中之法。
当时官员急於停止变法,自然不会在这些旁枝末节上和官家较劲。
万一拖延下去,事情有变怎么办?
这才使得一些制度保留了下来。
而王佑的观点便是一项项的去改变,如此利益受损的人没有那么多,反抗也就没有那么激烈,更容易推行下去。
其实他很不理解古人为何要竖起变法的旗帜。
商鞅变法是因为军功体系捧出来一群新的权贵,能够和那些老旧贵族对抗,替他分担了许多压力。
可庆历新政可以说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却没有人能够获得好处。
这么说也不对,朝廷应该算是受益方,而百姓的利益也没受损。
可上层阶级损害的利益,本身就是从朝廷得来的,自然不愿意还回去。
至於利益没有受损的百姓,根本没有发声渠道,也没人会关係他们的意见。
自然不可能对抗守旧派。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以变法的名义来做这些呢?
先从一些小问题,一步一步解决不就好了?
三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军队。
朝廷財政收入十有六七都用在了军费上。
先对军队下手,那些文官还会反对么?
而武將地位要低於文官,得到文官的支持,以大宋的军制,武將根本反抗不了。
在王佑奋笔疾书时,却不知官家正在打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