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不出满宠所料,伏兵进入阵地不久,孙权就率军登岸来“耀兵”了。魏军突然杀出,吴军猝不及防,被斩杀数百人,还有部分士兵落水溺毙。
虽然损失不大,但士气已然受挫,且孙权担心魏军还会有后续动作,为保万全,不得不下令撤退。
照理说,曹魏修筑新城这么大的动作,东吴不可能没有获得情报。所以,孙权此次出兵,其目的应该不是一举攻占合肥新城,而是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虚实,掌握第一手情报,以便为下一次大规模进攻创造条件。
所以,满宠说孙权上岸是为了“耀兵”,其实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踩点”。
稍后,孙权又命大将全琮率一部西进,攻击六安(治今安徽六安市),但同样没有取得战果,遂全军班师。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曹魏青龙二年)二月,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和整军备战,诸葛亮集结了十万大军,由斜谷道进兵,对曹魏发动了第五次北伐。
这也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
此次北伐,可以说是历次北伐中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从以下几个方面就能看出来:
其一,出动兵力最多。前面的四次北伐,兵力有多有少,虽具体数量史书无载,但大致推测,最多应该不超过七八万(如第一次北伐),最少可能只有一两万(如第三次北伐)。而这一次,按《晋书·宣帝纪》记载,是十余万;按《资治通鉴》记载,则是十万。《晋书》或许略有夸大,十万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数字。总之,此次出动的兵力肯定是历次北伐之最,说明诸葛亮是下了血本了。
其二,出兵方向较以往最为激进。前四次北伐,两次出祁山,一次出散关,一次攻取祁山附近的武都、阴平二郡。很明显,四次出兵的目标都是陇右地区或关陇之间,离长安较远,对魏国的威胁很小,用兵偏保守。而这一次,则是从斜谷道穿越秦岭,直插关中郿县,剑指长安,显然比以往都激进得多。
其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蜀道难行,诸葛亮历次北伐都会被粮食问题困扰,所以这一次,诸葛亮不仅启动了“木牛流马”这种尖端运输工具,而且在出兵前的三年之中,就陆陆续续把大量粮食运到了褒斜谷的谷口,并修复了谷中的栈道,为即将到来的大战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其四,与东吴联手,同时大举出兵。前四次北伐,蜀汉都未能与东吴很好地协同配合,没有最大限度发挥同盟的作用。所以这一次,诸葛亮特地在出兵之前派人去见了孙权,双方约定一起动手,同时在东、西两线对曹魏发起大规模进攻。
关于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经过,我们会在后文详述,此处暂且不赘述。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孙权第五次进攻合肥都发生了什么。
东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曹魏青龙二年)五月,孙权兵分三路,在长达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对曹魏发起了全面进攻:
中路,由孙权本人亲率十万大军(号称十万,具体不详),进抵巢湖湖口(今安徽巢湖市),兵锋直指合肥新城;西路,由陆逊和诸葛瑾率一万余人,从江夏和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溯江西上,进攻襄阳;东路,由孙韶、张承率部进入淮河,进攻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市)、淮阴(治今江苏淮安市)。
六月,满宠得知吴军大举出动,连忙上疏,请求朝廷派大军驰援合肥。
当时在朝的将军田豫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曹叡说:“此次东吴大举出兵,绝非贪图小利,其目的就是要把合肥新城当作一块磁石,企图将我们的多数兵力都吸引过去。故臣建议,就让敌人放手攻城,挫其锐气,不必与之争锋。如果他们无法攻克坚城,部众必然疲惫,等他们士气低落之时,我军再发动反击,定可破敌。孙权若是有头脑的话,必不敢攻城,会自行退去。倘若我军云集合肥,主动进攻,那就中了他的奸计了。”
曹叡觉得有理,便没有向合肥派出援军。
满宠急坏了,慌忙再度上疏,强烈要求朝廷派出精锐增援。
这回,一个叫刘劭的散骑常侍终于替满宠说话了。他给曹叡献策道:“东吴兵力众多,气势正盛,满宠以寡敌众,就算有机会出击,也无法取胜。所以,满宠请求援兵,并没有错。臣认为,可以派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先行出发,扬言大军已数道并进,造成先声夺人之势。骑兵到了合肥,应疏散队形,多带旌旗,擂动战鼓,在城下耀兵,然后迅速插到敌军背后,切断其退路和粮道。吴军若风闻我大军将至,必震恐遁逃,到时候便不战自溃了。”
刘劭说吴军会“不战自溃”,肯定是有些想当然了,不过他这招虚张声势的疑兵之计,倒也是可行的。
所以,曹叡采纳了他的建议。
然而,对此刻的满宠而言,即便有八千援军,加上自己的兵,恐怕还是难以抵挡孙权大军。虽说孙权对外号称的“十万”人马,其中水分肯定不少,但就算打个对折,也够满宠“喝一壶”了。
为此,满宠不得不三度上疏,请求撤出合肥,将吴军引向纵深地带,在寿春与敌决战。
把战火引向魏国纵深?亏你想得出来!
曹叡立刻驳回了满宠的请求,并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说:“当年,两位先帝在东线经营合肥,在南线力保襄阳,在西线固守祁山,每一次都是把敌人歼灭于城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都是战略要地,当然要寸土必争。就算孙权进攻新城,想必也无法攻克。敕令你部各将,务必坚守城池,我将御驾亲征,等我到了,恐怕孙权早已遁逃。”
当年七月,曹叡登上龙舟,亲自率军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