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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长立幼 孙权最后的败笔（第2页）

四月，王昶因功升任征南大将军。

废黜并流放孙和一年多后，孙权才开始有所悔悟，意识到孙和是无辜的。这一年十一月，孙权前往南郊祭天，回来后忽然中风，瘫痪在床。老病侵寻之中，孙权生出了想把孙和召回京师的念头。

一旦孙和回朝，就有可能被重新立为储君，这当然是他的政敌不愿看到的。比如全公主孙鲁班，还有孙权的两个近臣——中书令孙弘和侍中孙峻，就全都坚决反对。

已然有些老糊涂的孙权，架不住这些“身边人”的聒噪，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时的孙权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而太子孙亮尚幼（时年九岁），所以必须物色一个可靠的托孤大臣。

孙峻推荐时任大将军的诸葛恪。可孙权却认为，诸葛恪这个人有些刚愎自用。孙峻忙道：“以臣看来，如今满朝文武，没有任何人的才干及得上诸葛恪。”

这么说倒也不是夸张。

自从“两宫之争”爆发以来，以陆逊、诸葛瑾为首的一大批元勋宿将病故的病故、横死的横死，的确已经凋零殆尽了。如今支撑时局的那些大臣，要么是年纪太老、精力不济，如继任上大将军的吕岱，时年已九十一岁；而后起之秀如陆抗，年纪又太轻，时年才二十六岁，资历和经验都不够。看来看去，确实也只有像诸葛恪（时年四十九岁）这样的中坚力量，既不乏资历和经验，又有干事业的精力，才足以担当托孤大臣的使命。

孙权遂下定决心，命当时驻扎在武昌的诸葛恪即刻回朝。

诸葛恪动身前，对他性格颇为了解的吕岱送给他一句临别赠言，说：“如今世事多艰，希望你以后不论做什么事，都能反复思量，最好做到‘十思’。”

闻听此言，诸葛恪颇有些不以为然，道：“昔日，季文子凡事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思就可以了。’如今先生居然教我‘十思’，岂不是认为我太庸劣了？”

吕岱本是好意提醒，被这么一顶，顿时无言以对。

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这件事是吕岱“失言”，即把话说过头了。

从官场的角度来看，诸葛恪马上就要入朝去当辅政大臣了，吕岱之言确实不够委婉，只能得罪这位未来的权臣。可要是站在几年后来看，吕岱这么说，却恰恰是难能可贵的“忠直之言”。

因为权力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像诸葛恪这种刚愎自用的人，越是位高权重，被权力反噬的危险就越大。数年后，当独断专行的诸葛恪在权力斗争中死于非命时，想必他的耳边，定然会回响起吕岱的这句逆耳忠言。

回到建业后，诸葛恪第一时间入宫觐见孙权。孙权在病榻上下诏，命诸葛恪以大将军兼任太子太傅，命孙弘以中书令兼任太子少傅，并要求朝廷各部门一概听命于诸葛恪，唯独诛杀之事才须奏报孙权。

稍后，孙权又把时任会稽太守的滕胤（孙权小女婿）召回朝中，任命为太常，显然也有托孤之意。

东吴神凤元年（公元252年）正月，为确保年幼的孙亮能顺利继位，孙权吸取了“两宫之争”的教训，封孙和为南阳王，出镇长沙（今湖南长沙市）；封孙奋为齐王，出镇武昌；封孙休为琅邪王，出镇虎林（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

此时的孙权已然病入膏肓，随时可能龙驭宾天。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不久前刚被立为皇后的潘氏，不免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虽然她的儿子马上就将继位为帝，但孩子毕竟年幼，根本无法给她必要的安全感。

于是，潘后暗中命人找到孙弘，问起了西汉初年吕后临朝称制的事。

在如此敏感的时刻问起如此敏感的事，任何人都会对潘后的用意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而这对潘后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资治通鉴》记载，二月的一天晚上，熟睡中的潘后突然被她身边的几个宫女联手缢杀了。随后，这些宫女宣称她是暴病而亡。

堂堂皇后死得不明不白，有关部门自然要追查。很快，有司查清了真相，旋即将潘后身边的六七个宫女全部处死了。

虽然杀人凶手找到了，并且也治罪了，但有必要追问的是：她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又是谁人指使呢？

按照《资治通鉴》的解释，是说潘后生性“刚戾”，“左右不胜其虐”，即潘后性格刚愎暴戾，经常虐待宫女，所以宫女不堪忍受，才把她杀了。这么看来，这些宫女单纯是报复杀人，似乎根本不存在幕后主使。

然而，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宫中当权的大臣指使宫女杀了潘后，然后在相关国史上作伪，掩盖了真相。而《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却都沿用了已经做过手脚的史料。为此，胡三省还颇为感慨地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如果胡三省的质疑是对的，那么他所说的当权大臣，很可能正是中书令孙弘。而事后把六七个宫女全部处死，显然是为了杀人灭口。至于孙弘的动机，当然是怕潘后学吕雉那样“临朝称制”、独霸朝政，影响自己掌权，所以不如趁早把她杀了。

对于已然陷入弥留中的孙权而言，不论潘后之死的真相到底如何，他都不可能再过问半个字了。

这一年四月十五日，孙权把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太子右部督吕据（吕范之子）、侍中孙峻召到病榻前，一一交代了后事。

次日（十六日），孙权驾崩，享年七十一岁。吴国朝廷定其谥号为“大皇帝”，庙号“太祖”，后世常称其为“吴大帝”。

吴大帝孙权这一生，跟历史上的齐桓公小白、汉武帝刘彻、唐玄宗李隆基一样，功与过都很突出，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对比异常鲜明。他们都是在前人奠定的基业上成功地进行了二次创业，在青年和中年时期表现出了雄才大略的英主风范，却在晚年变得昏聩暴虐——尤其在接班人问题上，无一例外都是任用奸佞，听信谗言，废长立幼，猜忌滥杀，导致了政局的动**与国势的衰落，遗憾地把自己的帝王生涯打成了两截：前半截光明而雄健，堪为天下称颂；后半截灰暗而混乱，足令世人诟病。

在《三国志·吴主传》的结尾，陈寿便对孙权做了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能够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任用贤才，崇尚智谋，有勾践那样的奇才，真是人中的英杰啊！所以能割据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与魏、蜀三足鼎立的大业。然而，他天性多猜忌，杀戮过于专断。尤其到了晚年，变得更加严重，以致听信谗言，滥施暴行，对皇子或废或杀，这岂是《诗经》所说的那种留下深远谋略以荫庇子孙的人呢？吴国后期逐渐衰落，致使国家覆灭，未必不是因为他这些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