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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今年7月，我也正式迈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政府寄来的“照护保险一号被保险者证”。就算真的如樋口惠子所说，现在是个“人生百年时代”，我的人生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或许正因为如此，最近回顾这个时代的著作越来越多了。[1]

“世道怎么这个样子，实在讨厌。”年轻时，我时常这么想。“老头子们，真烦。”这种念头也时不时地冒出来。不过等我回过神来，发现我也已经上了年纪，被更年轻的后辈逼问：“到底是谁把世道搞成这个样子的？”现如今年纪已到，面对年轻人的逼问，我确实没什么托词。

是我们造成了核事故。是我们污染了日本列岛。我无法阻止、无法防范这些灾难：我就是同谋，我就是共犯——对不起。

是我们对女性处境不断恶化坐视不管。是我们制造了一个年轻女性不想生孩子的社会。虽说为了对抗恶化的现状，我也尽了一点儿绵薄之力，我曾说过，在这种世道下想生孩子才是奇怪的想法——这条预言后来也的确应验，但我的这点儿反抗力量还是太绵薄了。不，与其说是绵薄，不如说是彻底无力。我无法阻止、无法防范这些灾难：我就是同谋，我就是共犯——对不起。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向年轻的女性道歉。

但大家都明白，现在年轻的女性，也终将青春不再。

最近遇到40岁左右的女性，我总是这样说。

40岁是人生的转折点。仍在蒸蒸日上，衰老也确确实实。虽说还能继续奋斗20年。但20年后，她们一定又要被更年轻的后辈逼问：“到底是谁把世道搞成这个样子的？”

而20年的时间又是如此白驹过隙。

这本书的写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不必说，去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和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过后，这个担子就更重了。

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讲，日本政治都正朝着对女性不利的方向发展。这并非因为女性不曾发声。从各种民意调查来看，女性早已清晰地对核电问题和宪法问题表明态度，但女性的态度似乎从未反映在政治上。

我正在把自己在各种场合所说、所写全部整理起来。我想准确地记下日本女**在什么样的现实中。一旦下笔，再难停笔，一章接一章，一口气写了12章。

本书主要讨论《均等法》颁布至今的近30年，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30年。我认为对于女性来说，劳动问题和雇佣问题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本书因而聚焦于此。换句话说，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养得起家庭主妇的男性急剧减少。这并不是因为女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而是新自由主义者的错。如果非要恨，不要恨女人，去恨那些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罪犯吧。

这30年与我参加工作后的30年人生几乎完全重叠。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评论，也绝不仅仅是一份研究。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在这个时代中，我有时怒，有时笑，有时被算计，有时也抱憾。

《均等法》颁布时，我在一所女子短大当教员。当时，我首先开设了女性学的课程。在课堂上，我对大家说：“各位，《均等法》昨天在国会通过了！”……不过，我不得不补充一句：“和在座的各位关系不大。”那种悲凉的感觉我至今无法忘怀。当派遣劳动者和合同工被随意解约时，我禁不住想：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为了废除结婚离职制度、30岁离职制度，女性劳动者前辈们进行过无比艰苦的斗争。今天她们的成果毁于一旦了。资方在劳动者面前总是占尽先机。随着“总评”解散、“联合”成立，我痛苦地意识到，轰轰烈烈的日本战后劳工运动终于走向了终结。因此，这本书也是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份证言集。

女权主义高扬“女性也要走出家门去工作”的旗帜。“让女性去工作”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意图之一。于是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抱着同一个目的，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但女权主义者万万没想到的是，新自由主义给女性提供的竟是如此一种劳动方式。女性要么抛弃家庭和孩子，选择一种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方式；要么抛弃稳定的雇佣关系，成为一次性的灵活劳动力。《均等法》的出台，实际上是逼迫女性进行选择的第一步。但对于那时的女性来说，左右为难才是她们真正的心里话。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也要求“男性也要承担家庭责任”，但这条呼吁完全石沉大海。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在她的新书《向前一步》[2]中写道：女性早已活跃职场多年，但不论在职场中还是在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始终不曾改变。读到她的文字，我意识到原来美国也是如此。桑德伯格随后指出，重要的是男性做出改变：只要男性不承担家庭责任，女性的工作方式就不会改变。可是，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桑德伯格本人在产下幼子之后也没有得到丈夫的照顾，她依靠保姆才渡过了这一难关。现在，Facebook正在推行下午五点半下班的制度，但她在书中并没有提到她的丈夫是否也能五点半下班回家。

我在20多年前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曾经预测，职业女性的家务和育儿负担，并不会转移到机会成本极高的丈夫身上，而是会由外包、商品化以及机械化的力量分担。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

与经合组织内的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最短。有人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男性的工作时间相比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男性工作时间都要长。所谓日本父亲不承担家庭责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看来：首先，日本男性没有这个意愿；其次，企业也不希望日本男性这样做；最重要的是，日本妻子也并不这样要求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妻子们从不想为了家庭而牺牲丈夫的事业。正因如此，日本女性只能反过来委屈自己，于是她们把不满和怨恨都积累在育儿过程中。我亲眼见过无数年轻女性在如此纠葛中与丈夫日益水火不容，乃至最终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