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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伊斯兰世界与十字军运动 10961699年1（第1页）

第十章伊斯兰世界与十字军运动：1096—1699年（1）

罗伯特·欧文

末日期待

世界将如何终结，中世纪的穆斯林对这个问题的种种细节简直了如指掌，以至于14世纪的阿拉伯编年史学者伊本·卡帝尔（IbnKathir）在为其伊斯兰史著作《开端与终结》（TheBeginningandtheEnd）收尾的时候，认为具体描述这个结局将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符合穆斯林对世间万物的期待。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许多穆斯林相信，当西方升起一轮黑日的时候，即意味着末日的到来，之后歌革（Gog）与玛各（Magog）会带领成群的野人出现。然后他们又消失了，根据一份12世纪记载于叙利亚地区的资料，在前往东方以前，他们喝干了提比里亚湖（LakeTiberias）里的湖水。这时，独眼的反基督者（Antichrist）达加勒（Dajjal）会带领他的7万犹太人扈从，骑着一头驴穿越巴勒斯坦。达加勒会以模仿耶稣的戏谑方式，在人们面前施展虚假的奇迹。然而，40天后，也就是在他毁灭十字架并号召所有人信仰伊斯兰教之前，耶稣会从天堂降临，杀死这位反基督者。最终，太阳将从东方升起，随着第一声号角的响起，所有生灵都将死亡。而当第二声号角响起的时候，所有曾活在这世上的男男女女都将复活，并被带到耶路撒冷接受最后的审判。像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它们之间只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有些资料则强调马赫迪（Mahdi）的重要性，他是一个受上帝指引的角色，在审判日先于达加勒出现，最终为穆斯林带来正义与胜利。

对于末日审判的推断，以及对马赫迪这一人物的猜测，常常同伊斯兰教终将战胜基督教的预言，以及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与罗马未来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根据圣训（Hadith），或者说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起之前已在世间流行）：“时候未到，要等到上帝赐予我的族人以胜利，我们要赢得君士坦丁堡。”除了圣训，还有许多包含启示内容的材料，人们假设这些材料都来自凯尔布·伊本·阿赫巴尔（Ka'bibnal-Akhbar），7世纪的时候，他是先知身边的伙伴。还有一种专门以末日惨烈的战争场面为主题的文学形式，人们一般都推测那是出自《圣经》中的先知但以理（Daniel）或是13世纪安达卢西亚的苏非派潜修者伊本·阿拉比（Ibnal-Arabi）的手笔。此类杀戮文学（malahimliterature），其早期作品一般创作于穆斯林为保卫叙利亚地区的土地而奋力抵抗的时期，此前，拜占庭人试图重新夺得叙利亚地区而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在这些文本中，先知们通常倾向于强调在获得最终胜利以前穆斯林所面临的艰辛与挫折，在同基督徒的斗争中，穆斯林可能会遭遇溃败，甚至会使耶路撒冷经历短暂的沦陷。有一则故事讲到，在君士坦丁堡的城中央，竖立着一座辟邪用的雕塑，这个塑像手中抱着一个球，球上面写着“只要这个球还在我的手里，我便将一直统治这个世界”。然而，根据阿拉伯的历史资料记载，那个球早已不在塑像的手上了。按照一些穆斯林传奇故事的说法，真正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人是马赫迪，在此之前他先拿下了罗马。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起前的那段时期，穆斯林（还有犹太人）都格外期盼希吉来历（AH，又称“伊斯兰教历”）500年的到来，相当于1106—1107年。

不论对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11世纪晚期的近东地区始终十分动**。一些人希望在伊斯兰教纪元的第五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复兴伊斯兰信仰；而另一些人则恐惧地等待着马赫迪的出现，以及世界末日的到来。与此同时，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与穆斯林东部土地上的塞尔柱王朝苏丹，为争夺叙利亚地区已经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在更加世俗的层面，穆斯林期盼能够在双方持续的纷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不论当时的人们期待什么，其中绝不会有西方人对他们的入侵，况且还打着宗教的旗号。

破碎的中东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近东地区纷纷建立起基督教王国，然而从塞尔柱王朝瓦解——以苏丹王马立克沙（Malik-Shah）于1092年去世为标志——的角度来看，这些功绩只是相对次要的结果。塞尔柱人的生活遵循着部落传统，他们更倾向于在家庭内部共享统治的权力，可是在马立克沙死后，族人为了争夺他的帝国而打得不可开交，战争遍及伊朗、中亚河中地区、高加索地区、伊拉克与叙利亚。叙利亚等地的突厥将军与军阀支持几位处于竞争关系的大公，并在本土逐渐建立起越来越独立的政体。与此同时，效力于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将军趁着塞尔柱王朝时局紊乱，在巴勒斯坦与叙利亚获取了大笔利益。马立克沙的长子巴尔克亚鲁克（Barkayaruq）在帝国腹地勉强建立起宗主权，但权力基础极不稳定，1105年他去世的时候，依然是将各地联合在一起的唯一关键人物。

从1038年开始，塞尔柱王朝的苏丹即自诩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位于巴格达）的仆人，以及逊尼派伊斯兰信仰的守护者，他们的统治也是在这两个旗号下开展的。而实际上，11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政治权力，哪怕是在巴格达城内，情况也是如此。哈里发穆斯坦绥尔（AlMustazhir，1094—1118年在位）疏于治国，把大量精力都花费在追求诗歌与书法技艺上了。即便如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至少在形式上依然被大部分逊尼派穆斯林视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与宗教领袖。逊尼派因“逊奈”（Sunnah）得名，逊奈指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言行记录，它经口头一代代流传下来，不仅塑造了伊斯兰教法——也称“沙利亚”（Sharia），还为每个穆斯林制定了个人行为规范。逊尼派穆斯林承认哈里发的最高政治权威，即便这个权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墨守成规的假象。

正是在这一点上，什叶派不同于逊尼派。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他们的政治与宗教的最高权威必须掌握在先知的女婿阿里（Ali）的手中，在这之后，则由伊玛目即阿里的后代或精神继承者担任。“什阿里”（Shi‘a‘Ali）即阿里派的意思。什叶派中的大部分穆斯林相信，在第十二任伊玛目于878年消失（或者也可称为“隐遁”）之后，精神的终极权威便随之消失。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等待着隐遁伊玛目（HiddenImam）[1]的回归，随着他的到来，伊斯兰教的正义将波及全世界。然而，什叶派中的另一派——伊斯玛仪派——却认为，应当将时间向前推至760年，即伊斯玛仪（Isma‘īl）消失的时候，伊斯玛仪是第七位名副其实的伊玛目，教长职权（imamate）在他之后便进入隐遁。在11世纪，教派的分裂愈加严重，德鲁兹派（Druze）、尼扎里派（NizariIsma‘ili）——或称阿萨辛派（Assassins）——相继出现，这些教派脱离了法蒂玛王朝伊斯玛仪派的哈里发在开罗的统治，并与之形成对立。

我们的判断虽不可武断，但在11世纪与12世纪，生活于大叙利亚地区（GreaterSyria）——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等国——的穆斯林，可能大多数属于逊尼派，他们宣称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效忠。即便如此，在宗教教义与仪式方面，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区别却并非很清晰。一方面，许多逊尼派有某些什叶派的倾向；另一方面，当什叶派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及塞尔柱王朝苏丹效劳的时候，内心也并不会感到愧疚。在一些较大的穆斯林城市中，双方的关系也非常融洽。虽然逊尼派在人口上占多数，但在个别区域，如叙利亚的部分地方，什叶派也并非少数派。在叙利亚，虽然大部分什叶派似乎属于十二伊玛目派，但在选择以迈斯亚夫堡垒（FortressofMasyaf，位于叙利亚高地）为中心创建一个小型伯国之前，下属伊斯玛仪派的阿萨辛派的支持者曾在12世纪早期反复尝试控制阿勒颇以及叙利亚其他大型城镇。

在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领土以外，即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其他地区，什叶派常常与逊尼派处于敌对状态。虽然如今的伊朗完全属于什叶派的天下，但在中世纪，它却是逊尼派的堡垒。哈桑·萨巴赫（Hasan-iSabah）生于伊朗，他是阿拉伯人的后代，他在里海以南的高地上建立了一个属于伊斯玛仪派的阿萨辛派飞地。他的追随者在1090年攻占了阿拉穆特城堡（Alamut），之后该地的其他城堡也纷纷落入伊斯玛仪派手中。

如果我们将大叙利亚地区视作一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就存在的庞大阿拉伯组织，那么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一方面，穆斯林内部的教派分裂情况严重；另一方面，正如之前在第六章所讨论的，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镇，一直都有重要的本土基督教社群的存在。基督徒中的麦勒卡派（Melkites）或东正教派，期望在拜占庭皇帝的羽翼下得到保护，而其他派别，如雅各派、聂斯脱利派与马龙派，却希望能够自由地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只听从穆斯林领主的管理。在穆斯林统治者的领导下，许多派别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在城市的官僚体制内部，以及在医疗行业，基督徒的表现又格外出众，在埃及，基督徒的影响力甚至更加卓越——科普特人（Copts），即埃及的单一性灵论者，主管政府的财政部门，而有些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则在部队担任军官。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相较于宗教问题，近东地区的政治局势要复杂得多。而在伊斯兰世界的背景下，想要政教分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的伊斯兰历史中，最富特色的事件便是塞尔柱王朝的分裂。马立克沙去世之后，哈里发穆斯坦绥尔要么试图在处于内乱的塞尔柱族人之间进行斡旋，要么以提升他在巴格达地区独立性的方式，从塞尔柱人的纷争中获得利益。同样地，那些曾经被分派到各地的官员与士兵，趁着王朝四分五裂，在本土称王称霸，逐渐发展出许多独立的政权，这也使塞尔柱王朝进一步走向瓦解。有些人是利用他们之前的正式任期来掩盖其篡权的事实的，他们原来的职位被称作“阿塔伯克”（atabaks），字面意思是“王子之父”“太傅”，本是受托为那些塞尔柱王朝的未成年子弟（他们作为地方官员被派往全国各个省份）提供保护与政见的。但在越来越多的省份，这些“太傅”都把未成年的王子晾在一边，自己却掌握着许多实权，变得愈加独立起来。例如，11世纪90年代的摩苏尔，卡布卡（Karbuqa）原是那里的阿塔伯克，后成为摩苏尔的统治者。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伊朗西部地区，不论独立的突厥军阀、极有野心的雇佣兵，还是篡权夺位的阿塔伯克，这些人都试图从彼此手中获得更多利益，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11世纪晚期，大叙利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此地作战的除了军阀和曾经受塞尔柱人保护的委托人，还有为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效力的军队。自1064年起，土库曼人（Turkomans），一支突厥人的游牧部落，南下进入叙利亚；这些土库曼人当时并不受塞尔柱苏丹的统治，然而几年以后，塞尔柱的军队陆续占领了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腹地中几个重要的穆斯林城镇，从北方的阿勒颇，延经哈马（Hama）与霍姆斯，一直到南方的大马士革。不过塞尔柱人及其同盟者很少能够在沿海城市获得成功，而埃及法蒂玛王朝则始终占据着巴勒斯坦及沿海地区。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阿勒颇以及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处于马立克沙的侄子里德万（Ridwan）的统治之下。当时有些地方虽并未真正受控于里德万，但人们也会声称此地受这位统治者管辖。里德万不久之后便受到了阿萨辛派的影响，而在阿勒颇又常常不得人心。此外，里德万对叙利亚的野心也遭到他的兄弟杜卡克（Duqaq）的反对，后者是大马士革名义上的统治者。另外，位于阿勒颇以西的安条克公国由埃米尔亚吉西延（YaghiSiyan）统治，而安条克已经与大马士革形成同盟，一同对抗阿勒颇。1084年以前安条克公国一直隶属于拜占庭帝国，因此，那里的穆斯林人口可能相对较少。里德万的领土还会受到来自东部地区的威胁，摩苏尔阿塔伯克卡布卡对这片领土也虎视眈眈。

在叙利亚，几乎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在这些统治者中，有不少是突厥人，还有很多是士兵出身。霍姆斯处于亚纳道拉（JanahalDawla）的统治之下，他就是一位突厥的阿塔伯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拉伯人在叙利亚的人口中占据大多数，但当地的军事精英却以突厥人居多，其次是库尔德人（Kurdish）。从1086年起，位于叙利亚北部的谢萨城（Shayzar）受巴努·芒奇德家族（BanuMunqidh）管辖，这是一个阿拉伯家族，属于什叶派下的十二伊玛目派。港口城市的黎波里于1070年成功推翻了法蒂玛王朝的统治，在1109年被十字军征服之前，都是由伊斯兰教法官（qadis）管理的，什叶派在这里占大多数。在其他港口城市中，贾柏莱（Jabala）也属于一个独立王国；贝鲁特则受法蒂玛人的统治，法蒂玛人会通过水路向这里运送物资；虽然泰尔、西顿和阿卡也由法蒂玛人控制，但他们的统治是从1089年才开始的，且其势力并不稳定，时常有叛乱发生，并试图推翻其统治。

至于耶路撒冷，突厥将军阿特西兹（Atsisz）在1071年将其从法蒂玛王朝手中抢走，然而到了1098年，由于突厥人把精力都放在叙利亚北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上，因此法蒂玛王朝趁机又把这座城市夺了回来。波斯旅行者纳西尔·胡斯拉夫（Nasr-iKhosraw）曾在11世纪50年代前往耶路撒冷，依据他的记录，当地人口约有2万，有很多穆斯林去那里朝圣，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能前往麦加或麦地那朝圣。这座城市是神的第三大“圣地”，很多穆斯林潜修者选择生活在这里。在穆斯林对末日审判的设想中，耶路撒冷享有特殊地位：等最后的审判之日到来的时候，复活的号角将再次吹响，所有圣灵都将复活，人类会聚集在欣嫩子谷（ValleyofGehenna），而欣嫩子谷恰恰位于耶路撒冷的东面城墙之外。因此，许多穆斯林选择将自己葬于此地（或周边地区）。位于耶路撒冷圣殿山地区的穆斯林神龛，即圆顶清真寺于692年完工。至于当初建造这座清真寺的具体原因至今是个谜，但在11世纪以前，穆斯林普遍认为，长有翅膀的马形神兽布拉克（Buraq）正是从位于神龛中央的石头上飞起，将先知穆罕默德带向天堂，此即“夜行登霄”（NightJourney）。

1098年，虽然法蒂玛王朝竭力从塞尔柱人手里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但对他们而言，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拉姆拉是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首都，而阿斯卡隆成了主要的海军基地。他们的书面命令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城镇几乎没有效力，作为战争掠夺者的游牧民与土库曼人对城镇中的居民、商人以及各个宗教的朝圣者都形成了巨大威胁。一位滞留在埃及的犹太朝圣者在一封写于1100年的信中揭示了他在过去5年中屡次尝试前往耶路撒冷，但土匪与游牧民却让这条道路变得不可通行。

然而，巴勒斯坦的朝圣者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直接原因，而是罗姆塞尔柱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KilijArslanI）以牺牲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为代价，对土地进行掠夺，从而导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向西方寻求军事援助。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属于塞尔柱宗族中的一个分支，该分支同伊朗与伊拉克的“大塞尔柱”（GreaterSeljuks）家族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事实上，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企图从伊拉克北部的混乱局势中获益，反而导致他于1107年死亡。在小亚细亚，罗姆塞尔柱人的地位受到了达尼什曼德人（Danishmendids）的威胁，他们都属于突厥前线的勇士，其势力集中在小亚细亚半岛北部。不论在罗姆的塞尔柱人，还是在达尼什曼德人所统治的土地上，其人口都大多由希腊基督徒构成。

基督教“圣战”与穆斯林的应对

伊斯兰世界如此的分裂局势，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相继在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北部以及巴勒斯坦取得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解救安条克，各路突厥军队于1097—1098年陆续从阿勒颇、大马士革与摩苏尔赶来援助。不过，他们的行动并不协调，计划也不够缜密。位于南部远端的小型海滨城市，由于军事实力较弱，无法抵抗基督徒的进攻。而当法蒂玛人眼看着耶路撒冷就要被十字军征服的时候，其中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心中一定暗生欢喜，因为他们乐于见到那些什叶派敌人失去自己的领土。

在一封由一位滞留在埃及的犹太朝圣者写于1100年的信中，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徒在征服耶路撒冷之后不久埃及的景象。信中提到，此后瘟疫在埃及肆虐，而埃及维齐尔[2]与将军阿夫达（al-Afdal）却信心满满，认为当年年底便能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多数穆斯林起初并不能完全领会远征运动的意义，也不理解基督徒占领耶路撒冷的动机。他们普遍错将法兰克人看作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同时，他们并不希望这次占领持续太长时间。虽然穆斯林社群内部的宗教与政治分化严重，并且对于十字军的出身与动机，他们也都漠不关心，但随后的事件却立刻激起了穆斯林的愤怒情绪：一是十字军在各地犯下的暴行，如在迈阿赖努阿曼（Ma‘arratal-Numan），当地许多平民百姓遭到屠杀；二是“圣地”被占领。

1099年年末，大马士革教法官（qadi）哈拉维（al-Harawi）带领一支由难民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巴格达，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帮助。哈拉维在哈里发面前的陈述让在场的许多人热泪盈眶。伊拉克诗人伊本·阿彼瓦迪（Ibnal-Abiwardi）曾将哈拉维诉说的内容改编成诗歌：

灾难临头，还有谁能够安然入睡？

当你的叙利亚兄弟只能睡在战马的背脊之上，

或是长眠于秃鹫的腹中，

还有谁能够安然入睡？

由于哈里发穆斯坦绥尔手里没有足够的兵力，因此他写信给巴尔克亚鲁克，希望其能够发兵支援，然而这位塞尔柱苏丹却忙着在伊朗北部地区同自己的兄弟吉亚斯丁·穆罕默德一世（Ghiyathal-DinMuhammad）作战，因此对于他的要求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1110年，阿勒颇的什叶派教法官伊本·哈什沙布（Ibnal-Khashshab）也做出类似的举动，他带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巴格达，试图在哈里发的朝堂上挑起人们对法兰克人的愤怒，并请求哈里发立刻针对法兰克人采取行动。在苏非派与商界人士的支持下，伊本·哈什沙布在巴格达的哈里发清真寺组织游行，时间选在周五的祷告期间；在第二周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哈什沙布再次组织了游行活动，但这些游行队伍阻断了来到巴格达的哈里发妻子的路，哈里发大怒。在巴尔克亚鲁克于1105年去世后不久，吉亚斯丁·穆罕默德一世便自称接任塞尔柱王朝苏丹的位置，他也的确做出了保证，力图通过一些提案，从而为“圣战”做好准备。然而，即便有这些向塞尔柱王朝苏丹索要援助的人，在十字军暴行下的叙利亚受害者也没有真正得到过任何具体的帮助。

抵抗十字军的早期宣传材料大部分是以诗歌形式呈现的，它们都遵循着阿拉伯不同类型诗歌的种种创作传统。这些诗歌的主题一般都是体现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的破坏，从而使穆斯林过上了流亡的生活。它们最先多由前伊斯兰教时代（pre-Islamic）的阿拉伯游牧民创作完成，诗中哀叹他们所失去的宿营地，即“那些已经不再受到祝福的地方”。正如在下面的例子中，诗人悲叹1098年迈阿赖努阿曼沦陷于十字军之手，类似的传统母题被反复提及。

我的朋友，上帝注定要让这座城市陷入毁灭。

停下骆驼的脚步，与我一同哭泣，

为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论老少，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这里，请不要忘记，

它曾是一座广受恩宠的城市！

“圣战”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