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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征军的思想状态 10951300年（第1页）

第四章东征军的思想状态：1095—1300年

乔纳森·莱利-史密斯

远征运动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强的吸引力。根据一位同代人的描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状态主要可以总结为三点：极度混乱无序，经济非常拮据以及流行病盛行。其中，流行病主要由麦角中毒引发，当时席卷了整个西欧。这位叙述者还讲述了远征迁徙途中的景象，军中有许多人是穷苦百姓，他们“拖家带口，背负着沉重行囊”在队伍中跋涉。教皇乌尔班二世本不想让这类不符合条件的人参与到远征之中——他曾在1097年写道：“要激励骑士们的参与热情。”但正是由于他之前在布道中将远征说成一种宗教仪式活动，类似朝圣，并且接纳所有人加入，他与他的继任者们才很难阻止那些不适合参与的人，即便英诺森三世找到了解决方法——通过补赎政策抑制这些人的热情，但依然收效甚微。最终，事实证明，相较于官方出台的阻拦政策，让人们目睹参与远征所付出的实际代价的效果更加明显。譬如向东方行军时采取的是陆上路线，那么军队中普通百姓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而一旦远征开始改走海洋路线，穷苦百姓就很难支付得起沿途的开销了。虽然总还是会有一些人参与其中，并给远征首领带来一些麻烦，但这类参与人数在逐渐减少。也许是为了回应官方对普通百姓的排斥，他们自发组织了远征。虽然这样的自发组织变得越来越专业，如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1309年的平民十字军和1251年的牧羊人十字军，但却从未成功冲出西欧。

虽然秩序混乱、毫无章法，但普通大众仍是远征中很重要的因素。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关于他们的想法与内心感受的任何记载。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有经济实力的十字军成员，比如商人、手工艺人与农场主时，能偶尔看到几个案例。例如，在1219年12月，一位名叫巴泽亚·摩萨德鲁斯（BarzellaMerxadrus）的博洛尼亚居民起草了一份遗嘱。他当时身处埃及达米埃塔，躺在营地里，已经病入膏肓。在遗嘱中，他的妻子成为所有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其中也包括本该分给他的那一份战利品；他还试图保证他的妻子在军营中同其他远征成员一样，依然有资格享有队员身份。不过，这类材料实在太少了，只有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与骑士会有相关史料遗存，里面会有关于他们的感受与看法的详尽记录。地位越是显赫的人，他们的材料就越丰富，在各类文本中被提及的次数也就越多。一方面，他们要维系自己的社会地位，还要在远征途中支付随行扈从的开销；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抵押自己的财产来换得流动资金。因此，围绕这些贵族与骑士产生了许多官方正式文件，这些文件成为历史学家研究十字军心态的重要史料。

在宣誓加入远征时，战士们都要经历一套特殊的流程。一般是在人群聚集的场所，人们情绪激昂，在神父布道的煽动下逐渐变得狂热起来。宣誓仪式之后，人们会单独举办一个仪式，为十字军战士献上行囊与手杖，它们是朝圣之旅的神圣象征。这原本是两个分开的仪式，但到了大约12世纪70年代，这两个仪式慢慢合二为一。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筹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他就将两个仪式分开举办，时间和地点也都不相同。1146年3月31日，他在弗泽莱宣誓，当时有大批群众到场观看。随后，国王与贵族们在一个半私人的仪式中接受了教皇赐予的十字架。最后，在神父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铎的陪同下，国王再次来到群众面前，站在一个讲台上，向他们挥舞手中的十字架，显然，这是在激励群众加入他的行列，人们的热情由此被点燃。在这之后，圣伯尔纳铎的布道同样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神职人员事前用布料做了很多十字架，装满了一整袋准备在布道时分发，可这些布质十字架很快就分完了。面对大众的热情，圣伯尔纳铎不得不把自己的道袍撕成布条来满足人们的渴求。此后又过了一年多，1147年6月11日，在圣丹尼（StDenis），路易七世从教皇的手中接过了代表朝圣之旅的象征——行囊与条幅，这个条幅作为法国皇室的军旗，大概是为了代替手杖用的。

在远征运动初期，这些仪式流程在各地同时举行。在贵族与骑士受领十字架之后，他们会安排私人仪式来接受行囊与手杖，同时，也许还会在之后的环节中接受来自当地主教、修道院院长或副院长的祝福。第二个仪式有时会涉及与相关宗教组织的财务往来，比如捐款。1096年5月22日，在勒兰群岛（Lérins）的座堂会议厅，沙托勒纳尔的富尔克·多恩（FulkDoonofard）把自己的大量财产捐给了修道院，随后修道院院长赐予他一张餐巾（用来代替行囊）、一把手杖和一头骡子，并责令他参与远征，以补赎他的罪恶。在两个仪式合二为一之后，类似的流程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在1248年，茹安维尔的约翰从舍米农（）修道院院长手中接受了朝圣的象征物。

为了将十字架化作誓言的象征符号，乌尔班二世把接受与佩戴十字架的行为与耶稣基督的训诫紧密联系在一起：“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马太福音》19：29）“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24或《路加福音》14：27）而远在叙利亚地区的十字军首领在给乌尔班二世的信中写道：“正因为您的布道，我们才甘于抛下一切，离开故土，听从耶稣基督的指引，参与远征。”

对于十字架的视觉呈现方式，有些人做出了非常可笑的举动。他们会把十字架缝在衣服上，而普通的十字架则以极端夸张的方式展现出来。在法国洛林的贝尔瓦（Belval）的一座小型修道院中，有一个12世纪早期的十字军战士雕像，他胸前缝有十字架，布料的宽度只有5厘米，但十字架的宽度却拼接成了15厘米。不久之后，通过十字架的款式与颜色的不同，十字军各部可以区分出各自所属的分遣队，在12世纪40年代晚期，这种做法被文德人沿用，他们身上别着印有十字架的球形徽章。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在筹备第三次东征期间，人们决定用不同颜色的十字架来区分不同国家的十字军成员，法国人是蓝色的，英格兰人是白色的，佛拉芒人为绿色的。

神职人员希望战士们在远征期间全程穿着缝有十字架的军装，直到他们回到故乡，并履行了远征誓言为止。1123年，主教们在第一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中，将那些还未出发的十字军称作“脱掉十字架的人们”。由此，十字架便可以作为区分十字军的重要标志。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官方使十字军首领们相信，在西方，他们会得到增援部队的帮助，据说这些增援部队全部受教会调配，神职人员只需要及时催促那些拖延参战的人宣誓即可。类似佩戴十字架这样的要求几乎贯穿了整个远征运动史，而教会则不时地编造出大量“虚假的后备军”。毕竟，比起履行誓言的人们，去责骂那些改变主意放弃参与远征的人要容易得多。

有必要区分究竟谁是十字军的另一个原因，是十字军的身份会带来一些特殊的待遇。一开始，人们对这些特权的具体内容一头雾水，甚至高级神职人员也没有完全厘清。例如，在克勒芒宗教会议通过的给予十字军的特权中，有一条是军人在远离家乡期间，教会有义务为他的家人与财产提供保护。勒皮伊塞的于格二世（HughIIofLePuiset）在1107年宣誓参加远征运动，但莫尔塔涅的罗特鲁（Rotrne）伯爵却在他领土的农场上突然建设了一座防御碉堡，于格二世感觉自己的财产受到了威胁，而罗特鲁恰巧曾参与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格二世的主教沙特尔的伊沃（IvoofChartres），虽然是最伟大的圣典学者之一，却将此事移交给了世俗法庭处理。随后，双方发生冲突，于格二世将案件上诉到教皇，要求重新审理。伊沃指出，神职人员就如何裁决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教会要为前往耶路撒冷的骑士提供保护，这条法律才刚刚建立，还不够完善。他们不知道这项保护措施是只针对十字军私人财产的，还是应该将碉堡也算在内”。

然而，到了13世纪，给予十字军的特权已经得到清晰的界定。很多待遇涉及法律层面，因此十字军享有一定的法律优势。除了赎罪券与应得的保护之外，十字军享有的特权还包括以下几条：推迟履行封建徭役或审判程序的权利（直到十字军远征回来以后，再履行相应义务，或是要求加速上述程序，并在出发前完成）；终止偿还一切债务与利息；免除一切税务；神职人员可以享受有俸的神职待遇，而骑士为筹钱可以自由变卖或抵押封地以及任何不动产；免除绝罚；有权与被革出教门的人进行商业往来，而不受法律禁令的影响；利用远征誓言，代替其他未竟的誓言；在告解后，有权令教父赦免其大部分罪过。

显然，十字军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十字军从事如此有威望的活动，这究竟对他的社会地位有何影响，目前虽然还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就此进行过研究，但十字军的身份无疑使他们在本国，甚至在国际上，都享有至高的荣誉。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在1106年游历法国期间，作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获胜者，在沙特尔大教堂迎娶了法国国王的女儿。当时，许多法国贵族去谄媚他，希望他能成为自己孩子的教父。博希蒙德向众人讲述他的各种冒险，以及他被穆斯林虏获的经历。这些故事都收录在圣莱纳德（StLeonard）的《奇迹故事集》（Miracula）中。后来为了卖弄炫耀，博希蒙德还曾参观过圣莱纳德的圣祠。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后的两三个世代里，十字军家属依然为他们祖先的丰功伟绩感到骄傲不已。

参与远征也带来了一个不那么受人欢迎的后果，后来经常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在中世纪中期，没有哪个团体像十字军那样遭到过如此恶毒的批评。究其原因，乃是以上帝的名义挑起的战争如果失败，不可能归咎于上帝，正如《旧约》所示，只能是上帝所支配的人不够称职，在远征的案例中，不称职的人当然就是十字军了。按照这一思想，十字军要为每一次战败承担指责，因此，自1101年的惨败开始，来自本土的谩骂就如同风暴一般，无时无刻不将十字军卷入其中。

然而，不论十字军征战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每个战士都必须冒着死亡、伤痛与财产损失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临出发前所签署的特许状里，无不笼罩着恐惧的阴云。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二世在1096年把一块木头交给马尔穆蒂耶修道院（abbeyofMarmoutier），“这样，在圣马丁与其他修士的代祷下，不论我做错了什么，上帝都会原谅我，并在旅途中指引我，最终保佑我健康安全地回到故乡，同时也能保佑我的妻子阿德拉和孩子们”。一想到代祷神父为他们能够安全回家而向上帝说情，十字军战士就会倍感宽慰。在1120年，切斯特的雷纳夫（RanulfofChester）从达米埃塔归来，由于在那里刚刚经历过船难，面对代祷神父，他面无表情，直到午夜，当“我的教士们唱起礼拜圣歌，并在他们的祈祷中提到我”时，才变得活跃起来。

踏上征途之后，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二世会为自己家庭的安全担忧，而这份心绪并非艾蒂安二世独有，即使教会已经承诺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但在许多特许状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类忧心忡忡的表达。许多证据表明，教皇乌尔班希望把骑士的好战精神引到西欧以外的地区，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征则成了国内和平的保障措施。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军中如果缺少一位位高权重的领导者，就会适得其反，而这大概正是为什么东征布道会伴随着教会议会内部和平法令的更新同时发生。当罗伯特二世伯爵离开佛兰德斯地区去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由于领主不在，佛兰德斯难免遭殃。当罗什福尔的居伊（GuyofRochefort）在1102年回到他的领地时，听到了当地人的诸多抱怨，在他外出远征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1128年，安茹韦尔恩的鲍德温（BaldwinofVernd’Anjou）与他的兄弟劳尔（Rual），就“鲍德温的土地、财产、妻子以及唯一的女儿”做出了极其细致的安排。劳尔保证，永远要忠诚地对待鲍德温的妻儿；永远不会侵占她们母女俩的任何财产；如果有任何人伤害她们，他都要伸以援手，甚至可以向对方宣战。这项协议清晰地显示出，当自己的哥哥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一位年轻的未婚弟弟对他的兄嫂和侄女可能造成的威胁，同时，还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种威胁的发生。当鲍德温与劳尔签署协议的时候，有十位证人在场，并得到了鲍德温直属领主的担保。

事实上，即便在13世纪的英格兰，王室已经向十字军承诺，会为他们的家室与财产提供保护，但十字军的亲属，尤其是女性家属，依然会经受极其可怕的遭遇，毕竟，这些人多年来被撇在故土，独自经营家业，照顾一家老小，而大大小小的“无头”官司骚扰不断，周围的邻里又一个个虎视眈眈。从当时遗留下来的司法文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所遭受的种种伤害。1190年，在威廉·特鲁塞尔（WilliamTrussel）前去东征六周后，他的妻子惨遭谋杀，尸体被扔进了一个泥灰岩采掘场；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彼得·杜菲尔德（PeterDuffield）的妻子被人活活勒死；当拉尔夫·霍登（RalphHodeng）东征结束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嗣女已经嫁给了一位佃农。因此，十字军认为，还是自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为稳妥，这显然并不奇怪。例如，在1120年，勒鲁埃的杰弗里（GeoffreyofLeLouet）把他的妻子送到隆赛雷修道院（LeRers），并得到修女们的有偿照料，如果她个人有成为修女的意愿，杰弗里保证在原有费用的基础上额外附加一份入院捐赠金。在同一时期，勒普莱西-马塞的富尔克（FulkofLePlessis-Macé）也安排修女们来照看他的女儿，如果远征过后他没能回来，那么“根据她个人的意愿，以及她的兄弟与亲友的建议”，修女们可以允许她成亲或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即便她决定不入修道院，富尔克也会照旧支付一份入院捐赠金，并指定自己的一位侄子为修道院工作。还有一个感人的案例，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一位新兵，尚帕莱芒的于格·鲁弗斯（HughRufusofChampallement），有一个名叫居伊（Guy）的哥哥，体弱多病且身患残疾，鲁弗斯拨出部分财产，每年定期交给科尔比尼（y）的修士们（有时是现金，有时是实物），用以支付居伊的房租与抚恤金，如果居伊不幸去世，修士们会负责将他埋葬。对于十字军来说，如何安排自己的资产也很重要，使其能够得到妥善的管理，毕竟，他们将长期身处异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有谣言说这次运动似乎要持续三年时间，到了1120年，勒普莱西-马塞的富尔克已服役约满三年，官方允许他回家。而在这期间，十字军的家庭成员、邻居或封臣，都可以承担起管理财产的职责。就家庭成员而言，既可以是家里的长子，也可以是次子，还可以是十字军战士的同胞兄弟。例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员朗代尔龙的杰拉尔德（GeraldofLanderron）在临出发前，将他的城堡与子嗣留给自己的兄弟奥格（Auger）——拉雷奥尔的圣皮埃尔修道院（StPierredeLaRéole）副院长来看管。奥格承诺，他会“把杰拉尔德的儿子们抚养成人，直到他们也都成为骑士”。由妻子或母亲承担管理家产的义务，这样的情况也很常见，但就家庭成员而言，似乎没有人能够完全承担得起这项职责。1101年，布雷的居伊（GuyofBré）将自己的女儿与土地监管权交给了他的邻居拉斯图的奥利弗（OliverofLastours），而奥利弗的父亲与叔叔也曾参与1096—1099年的十字军运动；不久之后，奥利弗与居伊的女儿结婚了。除了将资产或家人托付给家属或邻居，在早期的十字军中，也有其他情况出现，例如，伊苏顿的杰弗里（GeoffreyofIssoudun）就把他的城堡交由自己的封臣看管，而加拉尔顿的于格（HughofGallardon）将女儿和城堡托付给了自己手下的骑士照看。从12世纪晚期开始，英格兰的十字军会委托律师管理他们的财产。十字军心里清楚，远征运动会让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我们在前文也已经看到，远征的成本是多么巨大。虽然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军人的确带回来许多战利品（这些战利品现在大量散落在欧洲各个教堂之中），但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是携带着大把的财富荣归故里的，尤其在经历了东征的残酷考验并为其消耗了巨额费用之后。据说，在1102年，当罗什福尔的居伊（GuyofRochefort）回到家乡的时候，“荣光满面，收获颇丰”，可是，“收获颇丰”究竟指哪一方面，却没有进一步说明。有一个名叫格里马尔德（Grimald）的骑士，在途经克吕尼时，成为隐修院的追随者，并立下一份遗嘱。这份遗嘱不仅对隐修院有利，其中还附加了1盎司黄金。希尼的哈德维德（Hadvideofy）是十字军成员孔拉-格朗德维尔的多多（Dodoofs-la-Grandville）的妻子，她曾为阿登的圣休伯特修道院（AbbeyofStHubert）捐献了一套祭服和一盏圣爵，祭服是用非常珍贵的布料做成的，而圣爵则是由8盎司的黄金打造而成，上面还镶有大量珠宝。在早期的远征活动中，只有以上几个案例是与十字军发迹相关的，而至于归途的旅费，以及千里迢迢搬运大量黄金与奇珍异宝的难度，我们似乎也不太可能找到更多类似的例子了。

另外，十字军的幸存者同他们的家人一道，还要履行出发前的诺言，并偿清之前欠下的债务。而为了减轻损失，十字军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筹得现金，有时还要动用亲属的力量。1100年，马特弗龙的富尔克一世（FulkIofMatheflon）从东方归来，他试图在自己建造的桥上征收过桥费，甚至把猪都算在征收范围内。虽然之前与隆赛雷修道院的修女们发生过争执，但最终他还是扭转了这个不利局势：早在11世纪，安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eofAnjou）伯爵夫人就将莱-卢瓦河畔塞谢（Seiches-surle-Loir）这座村镇献给了隆赛雷修道院的修女们，富尔克一世的城堡就建在这个教区内，在城堡内还建了一座木质教堂，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富尔克一世与隆赛雷修道院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将原来的木质教堂改建为石质教堂；虽然富尔克一世为这项工程耗费了大量资金，但在教堂改建完毕之后，他决定放弃自己应得的什一税份额，并愿意出钱资助其中一位神父。不过后来富尔克一世还是没能遵守协议，依然握紧了自己的什一税不肯放手，由此，他与修道院间起了矛盾，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富尔克一世远征期间，他的儿子于格逐渐意识到修女们才是真正在理的一方，于格决定将这笔什一税转让——如果富尔克一世拒绝承认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并拒绝交出什一税，那么修道院一方将得到一笔更大的赔偿款；富尔克一世远征回来以后，企图（或者说是“假装企图”）废止这项协议，但在别人的劝说之下，他不但同意了这项协议，甚至愿意提供一份更大数额的赔偿款。

富尔克一世的什一税让修女们吃尽了苦头，因此，在这之后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她们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为了筹集远征资金，一个名叫杰弗里·勒哈尔（GeoffreyLeRale）的男子把磨坊的什一税卖给了隆赛雷修道院。大概是为了还债，杰弗里远征归来后决定将磨坊卖掉，但他想捆绑着什一税一同卖掉，这么做显然可以提高不少价钱。然而让杰弗里气愤不已的是，隆赛雷修道院的修女们却拒绝协助他完成这笔交易。他坚持要变卖磨坊，之后还被拉到修道院法庭进行审判，最后他不得不认罪，并接受相应的处罚。

远征经历令人如此不快，如此危险，同时又如此耗费钱财。我们越是从十字军的角度出发考虑，越是为他们参与东征的初衷感到惊奇。他们究竟认为自己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只有灾祸才能提高他们的远征热情，即便这些灾祸可能招致人们的愤世嫉俗、冷漠与绝望？他们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在过去的60年里，学者们对基督教神学的暴力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它在理性认识层面，是以何种方式推进基督教“圣战”这个总体观念的，尤其是人们对远征运动的认识已经得到非常清晰的梳理。学者们认为，社会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对十字军号召的响应，一开始就源自这类意识形态的普及，它通过神父的布道在群众面前呈现，内容与他们日常的宗教忧虑息息相关。然而，即便以研究基督教暴力史的专家的视角来看，远征也是具有惊人的进步意义的。就人们对“圣墓”的狂热而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将这一热情推向了顶点，大批信徒涌向“圣地”，在此之前通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已是络绎不绝，这个风潮贯穿了整个11世纪。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一次朝圣之旅，它同时也是一场战争。两位出身于普罗旺斯的兄弟，锡涅（Signes）的杰弗里与居伊，他们说：“（加入远征）一方面是出于朝圣之旅给我们带来的荣光，而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在上帝的庇护下铲除异教徒对我们的践踏，并消灭这些人对异端宗教的狂热，正是这些人的野蛮与愤怒，使无数基督徒遭到残忍的压迫、囚禁与杀害。”生活在利穆赞（Limousin）的艾默里·布鲁努斯（AimeryBrunus）说：“我一想到自己的罪过，就渴望加入十字军，和自己的基督教兄弟们一同与穆斯林作战，也期望能够借此到达耶路撒冷，参见‘圣墓’与‘圣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