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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19世纪与20世纪的十字军形象（第2页）

四周刮起了狂乱的风。

身着红色十字架的骑士

与自由的民众，遍及圣城，

心怀信仰，身藏力量，

终将把异教徒踩在脚下。

对于十字军运动的浪漫化处理，在华兹华斯的《教会十四行诗》（ecclesiastiets）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在为教会的历史进行概述的时候，华兹华斯献上了四首与十字军运动相关的十四行诗，其中有一首就叫作《十字军》（Crusaders），原文如下：

我们卷起风帆，扬起迟缓的船桨

穿越这些光明的地域，向那些如梦似幻的事物

投去留恋的目光——那些传奇故事

命运女神在十字军的生命力

浇灌了无限的色彩，直至遥远的海岸

他们将使命完成；或是回到故土，

他们履行了誓言，如今已成为圣人的雕像

虔诚地在祭坛的地板上一字排开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还是他们的追思弥撒

一直都在传颂，从未停止，

当天堂编织起最真挚、最柔和、最亲切的和声

大地以坚定的声音，升起了安魂曲，

她将告诉世人，他们的英勇、善良与才智

他们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报酬

另一个例子是科尔沃男爵弗雷德里克·罗尔夫（FrederickRolfe）的十字军小说《休伯特的亚瑟》（Hubert匀sArthur）。在这本小说中，罗尔夫编织了一个复杂的故事网，其中涉及布列塔尼公爵亚瑟，他曾航行去往阿卡，参与阿卡围城战，打败了萨拉森人，并最终攻占耶路撒冷。

十字军运动也为许多宏大的场面提供了素材，相应的例子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伦敦的阿斯特利（Astley）圆形露天剧场。1810年，阿斯特利剧场上演了一场名为《血红骑士》（TheBlht）的演出，演出极为轰动，连演了175场，为剧场的经营者赚得了18，000英镑的收益。故事的剧情大致为血红骑士试图勾引十字军战士阿方索的妻子伊莎贝拉，阿方索战败而归，但随后却成功招来援军，因为此刻——按照戏剧海报上的宣传语来讲——“城堡已经被风暴席卷，周围的河上到处都是满载勇士的战舰，城垛四周，战马与步兵虎视眈眈。最终，城内外尸横遍野，有的战士与马匹沉入了河里，这一景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但这一切都以血红骑士的死作为结局。”

另一出以十字军为主题的戏剧是1835年的《耶路撒冷围城战》（TheSiegeofJerusalem），它吸引观众的关键手段，是史实与幻想的结合，其中包括萨拉丁占领“圣地”、对死海的展现、法国与奥地利军舰的援助、燃烧的沙漠、萨拉丁的白色公牛科拉乔（Coraccio）、具有亚洲风格的芭蕾舞与歌剧插曲、金豹骑士（Leht）与圣殿骑士的相遇（该情节源自司各特的小说《魔符》），以及萨拉丁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一天举行的盛宴（持续了整晚的狂欢娱乐）。另一出新戏名为《理查与萨拉丁》——或称《耶路撒冷十字军》（TheCrusadersofJerusalem）——在1843年推出，内容主要涉及第三次十字军运动。虽然有大量的歌剧唱词是以像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vonKotzebue）的《十字军》（DieKreuzfahrer）这样的戏剧作品为创作蓝本，但总体而言，19世纪的歌剧对十字军运动的展现似乎都乏善可陈。科策布的剧作讲述的是一个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有关的故事。这启发了路易·施波尔（LouisSp?hr）的同名戏剧。亨利·亚瑟·琼斯（HenryArthurJones）的《十字军》（TheCrusaders）则与19世纪的社会改革相关：“社会变革的旗帜将当今世界中最昂贵的、最卑劣的、最智慧的与最愚蠢的元素汇集在一起……这场运动在19世纪的日常生活中，其戏剧程度不亚于13世纪的十字军运动。”

对十字军运动的浪漫化与奇观化解读虽然已经在社会中风行起来，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作家、画家与作曲家对他们作品中所处理的历史背景没有任何认识。我很难看出发生在近东的历史事件，如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与他的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的崛起与战败（这进而导致了威廉·希拉里爵士在1840年呼吁发起一次十字军运动）与19世纪人们对于十字军意象的使用存在什么关联。毫无疑问，中世纪——尤其是十字军运动时期——已经成为十字军意象的采石场，人们利用这些意象来表达某种特殊的思想与野心。例如，我们应当结合特殊的历史背景来阅读迪斯雷利的《坦克雷德》，即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扩张，以及对通往印度的商业航道的控制。十字军运动作为一类表现的主题，其中另一个变体涉及对十字军民族英雄与传统的歌颂。

因此，在英国，十字军英雄当数“狮心王”理查一世，这位国王成为许多画作与雕塑的主题，尤其是马罗凯蒂（arochetti）男爵的作品，由他所创作的理查一世雕像现坐落于议会大厦的外面。法国的十字军英雄当然就是上文提到的圣路易了。凡尔赛宫的十字军展厅以视觉形式向人们展现了法国参与十字军运动的历史，其中涉及著名的战争场景、围城战的样貌以及十字军民族英雄的画像。另一个例子则是德拉克洛瓦（Eug?neDelacroix）的画作《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画中描绘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一个场景。这幅画现在收藏于卢浮宫，画中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征服者们骑在马背上，对这座城市进行勘察，并接受当地居民的宽恕请求；至于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能否认出这些十字军成员就很难说了。在比利时，十字军的民族英雄是布永的戈弗雷，西蒙尼斯（Eug?neSimonis）曾为他创作过一座雕像，1851年在水晶宫中展出，如今则坐落于布鲁塞尔大广场，这个雕像展现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贵族领导人的形象。在布永本地，有一座更加年轻的戈弗雷雕像，该雕像伤感地望着家乡的溪谷。在更加世俗的层面，伦敦在1883年曾出版过一本《家具与生活必需品目录》（CatalogueofFurnitureandHouseholdRequisites），其中就有“狮心王”理查一世、圣路易和布永的戈弗雷的铜制骑马雕像，人们可以通过邮政下单购买。

在意大利，托马索·格罗西（TomassoGrossi）的长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伦巴第人》（ILombardiallaprimacrociata）激起了意大利人对本国十字军成就的骄傲之情。这首诗为许多以历史题材为绘画主题的画家提供了灵感，也成为威尔第的创作素材，他的歌剧《伦巴第人》于1843年在米兰首演。音乐似乎拨动了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心弦；米兰人似乎觉得自己是伦巴第人，他们所保卫的“圣地”变成了意大利，而奥地利人却同萨拉森人没什么两样。歌剧中那些大型的上演固定套路的场景，如十字军看到耶路撒冷时的景象，成为创作者任意发挥他们对中世纪各种浪漫化想象的试验田。威尔第甚至还为这出歌剧改编了一个法语版本，并将其命名为《耶路撒冷》。这个歌剧曾在杜伊勒利宫上演——国王路易·菲利普也列席观看，并为作曲家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

在20世纪，十字军意象最早被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不仅应用于对战争的描述，也应用于文学作品之中。当时，对于严重的伤亡人数以及战壕中的极端现实，并非所有人都会那么关注。一些人可能不愿看到血淋淋的现实，反而会选择自我蒙蔽，以一种浪漫化的眼光看待战争，将其视为高尚的十字军运动，是一场保卫自由的战争，以免普鲁士军国主义支配整个欧洲，也使“圣地”免于穆斯林的统治。

在英国，这类“圣战”的思想在圣公会牧师的布道中得到了发展，其中两个关键性人物是伦敦的温宁顿-英格拉姆（ArthurWinningtonIngram）与巴兹尔·布奇（BasilBourchier），他们就是所谓的“战地主教”。布奇是汉普斯特圣犹达教堂的牧师，后出任军方的特派牧师。他曾写道：“这不但是场‘圣战’，而且是到目前为止所开展的最神圣的‘圣战’……奥丁神与基督作战。柏林正试图证明，它比伯利恒的地位还高。每一声枪响、每一个命中的枪刺、每一条牺牲的生命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布奇将达达尼尔战役视为一次最新的十字军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会拯救“圣地”，使其“免于异教徒的玷污”。

这样的十字军意象不单单被用于教会。在一场发表于1916年5月名为《赢得战争》的演讲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Lle）声称“来自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年轻人都蜂拥而至，试图行使他们的国际权利，即加入一场伟大的十字军运动”。他在1915—1918年的演讲稿被汇总为册，得以出版，书名为《伟大十字军》（TheGreatCrusade）。

奥德·沃德（F。W。OrdeWard）在191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最后的十字军》的诗集，他将这些诗作称为爱国诗歌；凯瑟琳·泰南（Kathariynan）的两个儿子都在军中服役，她写道：

你的孩子与我的孩子，纯洁如刚磨好的剑。

你的子民与我的子民，现在都是上帝的子民。

你的孩子与我的孩子为了这场伟大的十字军，

已成为新一代的骑士——上帝的旗帜在他们头顶飘扬。

一些“一战”纪念碑也能够反映出人们对十字军主题的应用。位于约克郡斯莱德米尔（Sledmere）——这里也是马克·赛克斯爵士（SirMarkSykes）的故居，这位爵士因《赛克斯-皮科协定》而闻名于世——的纪念碑便采用了埃莉诺十字（EleanorCross）的形式。当马克爵士在1919年去世的时候，纪念碑上恰巧还有一片嵌板没有被填满。纪念碑上有用黄铜制作的纹章，而马克爵士则身穿戎装，佩带宝剑，脚下踩着一个穆斯林，头上则是一个卷轴，写着“LaetareJerusalem”（“赞美耶路撒冷”），在他的身后，是耶路撒冷的地形轮廓。雕塑家格特鲁德·爱丽丝·梅瑞狄斯·威廉姆斯（GertrudeAliceMeredithWilliams）设计了一座名为《十字军精神》（TheSpiritoftheCrusaders）的雕塑，这是在佩斯利举办的战争纪念雕塑比赛的参赛作品。该雕塑现藏于加的夫的威尔士国家博物馆，雕塑刻画了一位中世纪骑士身披盔甲，骑着战马，周围是四位穿着“一战”军服的士兵。

在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人们对十字军形象的展现是多种多样的。虽然19世纪学术界开始了对十字军运动的研究，但十字军的大众形象却是高度浪漫化的，它与十字军亲历者对这场运动的现实呈现几乎没什么关系。作曲家、艺术家与作家让这种想象力得到了自由的驰骋，他们创作的主要来源并非中世纪的编年史学者，而是托尔夸托·塔索与沃尔特·司各特。这倒也不足为奇，毕竟他们要取悦观众，而这些观众对中世纪生活以及宗教骑士团的功绩都抱有浪漫幻想，常常被旅行者们口中那些极具东方异域色彩的故事吸引。人们对参加十字军的民族英雄都充满了骄傲之情，如英国的理查与比利时的布永的戈弗雷。十字军意象也被应用在当代的军事冲突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阿伦比战役相关。最惊人的例子当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于十字军意象的误用，在这场战役中，西欧的军事势力同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形成同盟，而人们称这支盟军为十字军。

[2]路易·菲利普的第三子。——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