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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东部拉丁建筑 10981571年（第1页）

第八章东部拉丁建筑：1098—1571年

德尼斯·普林格

在黎凡特大陆与塞浦路斯的拉丁定居点中，大大小小的建筑，从罗马风格到文艺复兴风格，代表着近五个世纪的建筑发展历程。虽然新迁到这片土地上的移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他们在东方本土所遇到的文化和建筑传统也非常多样，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里涌现出来的建筑，不但风格独特，其发展脉络也有着十分清晰的条理与自洽的逻辑；这得归功于一个关键因素，即当地的建筑材料。

在整个中世纪，石料始终是黎凡特地区最传统的建筑材料。这里石灰岩与砂岩的开采非常便捷，大马士革南部的德鲁兹山、加利利东部以及霍姆斯峡谷（HomsGap）还出产玄武岩。白垩与石灰岩能进一步生产出石灰，用于制造砂浆与灰泥。虽然品质更好的易切石需要从几千米外的地方运过来，但大部分采石场位于建筑附近。在加利利的贝尔沃地区（1168—1187年），大部分城堡是用当地采石场的玄武岩建成的，而教堂却是由一种从15英里（约24千米）外的赫尔蒙山（LittleMountHermon）运来的白色石灰岩建造而成。

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人们通常用一种质地更硬的石灰岩——称作narī——来建造墙壁，而一种质地稍软的——称作malikī——则属于易切石，一般都用在突角、门窗或雕塑装饰上面。在一些地方，如伯利恒，人们对石灰岩进行了大理石化处理，虽然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彻底，但作为建筑材料，却可以用来替代大理石本身。而质量上乘的大理石一般都用于修建“圣墓”地区的王家墓穴，或是雕刻神殿群中那些精美的建筑雕像。这些石材几乎都源自古老的圆形石柱与石棺，它们是早先从罗马及拜占庭的其他城市被运输过来的。就像之前的法蒂玛人（Fatimids）一样，法兰克人也对那些古老的柱子底座——有的是大理石，有的是花岗岩——进行再次利用，加固了阿卡、阿斯卡隆、西顿、雅法与恺撒里亚的港口与围墙。

在7世纪穆斯林征服该地期间，森林砍伐已较为普遍，故到中世纪，适用于建筑的木材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区域内才能找到。例如1184年，在为大教堂挑选梁木的时候，只有从黎巴嫩山的雪松林中，或是从贝鲁特以外著名的阿勒颇松林与石松林中采集的木材才能令主教满意。有些建筑——如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与圆顶清真寺，以及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会建造木质穹顶，这些木材都是在拜占庭时期运送过来的。1480年左右，当伯利恒教堂的房顶需要维修的时候，人们则使用从威尼斯运来的木材。总体而言，虽然木材的使用非常广泛，如建设过程中使用的脚手架，以及穹顶与拱门的拱架，或者某些建筑也会使用很多木质结构，如红堡（Qal’atYahmur）的塔楼与叙利亚北部图克拉（Tukla）的夹层楼，或加利利的吉丁堡（Qal’atJiddin）流行的凸出阳台，但是对于地板、穹顶、阳台与台阶而言，更常见的建筑材料还是石材。这使黎凡特的“十字军”建筑具备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一位在1172年前往耶路撒冷的德意志朝圣者对这个特点做出了准确的描述：“这里的建筑……和我们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它们并没有高耸的穹顶，个个都是等高、扁平的形状。”

木材还会用于制造房屋、城堡与教堂的内部配件，不过这些配件很少能够保存到今天。虽然在圣殿教堂周围原本有许多锻铁栅栏，这些栅栏如今有一部分还在教堂原址，另一些被保存在附近的伊斯兰博物馆（IslamicMuseum）中，还有一部分则被开罗的清真寺重新利用，但是即便如此，建筑中的大部分金属制品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不见了。

不论通过历史记录，还是偶尔从刻写的铭文当中，我们都时常可以得知建筑的赞助人是谁，但我们却很难从中查到建筑师的信息。在位于耶路撒冷与耶利哥（Jericho）之间的乔奇巴东正教修道院（OrthodoxmonasteryofChoziba）里，有一段用希腊语与阿拉伯语写成的铭文，其中称那些在1179年修建这座修道院的人为叙利亚的基督徒：易卜拉欣（Ibrahim）和他的兄弟们、吉夫纳的穆萨（MusaofJifna）的儿子们。事实上，在整个东部拉丁，技艺精湛的石匠群体中有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他们的标记出现在拿撒勒的报喜堂中），还有叙利亚的基督徒以及法兰克人。

耶路撒冷王国、的黎波里伯国与埃德萨伯国，以及安条克公国

穆斯林一方面限制新教堂与居住区的建设工程，另一方面又控制当地基督徒的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当十字军抵达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后，他们所接触到的教堂建筑不仅体积小，而且数量少。在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996—1021年在位）统治时期，法蒂玛王朝境内的大部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堂建筑遭到了破坏，其中就包括圣墓教堂。

1036年，拜占庭人许诺要重建“圣墓”。在这段历史时期，在耶路撒冷周边接受重建的东正教堂包括圣十字修道院（moheCross，修建时间约为1020—1038年），以及位于埃因-卡里姆（‘AinKarim）与塞巴斯蒂亚的两座圣约翰教堂。雅各派信徒在1058年也重建了位于阿布德（Abud）的圣母教堂，意大利的本笃会信徒在耶路撒冷重建了天主教圣母教堂，另外为修女们重修了一座圣母教堂。

在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之后，拉丁人由此启动了“圣地”的重建工作，抓住这次机会的不只有拉丁人，还有很多当地的基督徒。在12世纪60年代，亚美尼亚的圣詹姆斯大教堂（cathedralofStJames）经历了翻修与扩建，增加了一个面朝南方的前廊。虽然这座教堂的整体规划显然是根据亚美尼亚人的礼拜仪式要求设计的，但柱顶与出入口的建筑工艺却与这一时期的法兰克人建筑类似。此外，前廊的砖石结构也与西方的建筑结构一脉相承。坐落于穆斯林社区（从前的犹太社区）的圣母教堂（雅各派的）可能也源自12世纪。

12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相对稳定，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与阿马尔利克一世之间的关系较为热络，进而促进了大量东正教堂与修道院的重建工作，其中包括几座位于乔奇巴的教堂、离伯利恒不远的圣艾利斯城堡（StElias）、约旦河旁的施洗约翰教堂以及在耶利哥附近的圣母教堂。在耶路撒冷，除了圣尼古拉（StNicholas）大教堂与圣德克拉（StThecla）教堂外，重建的东正教堂还包括有小型圆顶的圣米迦勒（StMichael）教堂与阿达斯女修道院。在伯利恒，东正教的圣诞教堂中的6世纪绘画与马赛克装饰也在王室的资助下得到了翻修，即便该教堂是由一位天主教主教管理。事实上，正如圣墓教堂与利达的圣乔治大教堂那样，在12世纪的伯利恒，东正教团体与拉丁的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圣墓教堂不仅在耶路撒冷处于主宰地位，对所有其他“圣地”地区来说也是最神圣的一座，它是耶稣死亡、埋葬与复活的地方。在1042—1048年，拜占庭人把内有耶稣墓的圆形大厅作为一座教堂，对其进行了重建。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加设了一个长廊与一座朝东的半圆形壁龛。在12世纪上半叶，拉丁人将半圆形壁龛拆除，并在东面建造了新的唱诗席与耳堂，由此扩大了教堂的占地面积，从而将在传统上与耶稣受难相关的地点——如耶稣之牢、骷髅地、受膏地（Plaointing）——都置于一个屋檐之下。在教堂东面的会堂——建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335年），毁于哈基姆时期（1009年），拉丁人在里面建了一座隐修院，隐修院周围的建筑都是供持戒修士使用的。这座修道院的地下是圣海伦娜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为了纪念重新发现真十字架而建造的。

对于与安条克大教堂相关的建筑信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还是有许多拉丁大主教与主教教堂存留于世，我们能从中找到涉及这些大教堂的古文物学与考古学记录，其中最为宏伟的当数位于提尔与拿撒勒的大主教教堂，后者的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这座教堂在1263年被埃及苏丹拜巴尔摧毁，在1959—1969年，人们在教堂原址上又修建了一座新的教堂。这座教堂可能有一个会堂，其中包含三条过道与七个隔间，三面墙壁上深嵌着半圆形壁龛，教堂正厅东面的隔间大概是正方形的，这意味着教堂顶端可能是圆形穹顶或塔式天窗。正厅的墙墩是十字架形状的，每面墙上都有一个附墙柱，每个过道的墙上都有许多壁柱。北面的过道里有一个小型建筑物，里面附有报喜石窟（或圣母马利亚居所）。提尔的大主教教堂规模与此相似，但多了凸出的耳堂。

相较而言，其他教堂就没有这么大的面积了。在恺撒里亚，人们在1960—1961年发掘出了大教堂的遗迹。这座建筑的总面积就小很多了，长55米，宽22米，有三个过道，东面有一个半圆形壁龛。与其他小型教堂类似，它的穹顶用方形墙墩支撑起来，每面墙壁都有附墙柱，教堂正厅显然盖有穹隆式拱顶，几个过道大概也是如此。地面用砌石工艺铺成，人们从中发现了被二次利用的马赛克嵌块与大理石碎块的痕迹。这座建筑大致建于12世纪中期，而建筑的东侧似乎经历了重建，可能是由于它在1191年（也可能是在1219—1220年）遭到破坏的缘故。新换的壁柱明显与旧的不同，并且没能与底座完美嵌合。在重建过程中，为了让宗教活动继续进行，当时的人们在圣殿前面建了一个临时壁龛。

在贝鲁特、朱拜勒、塔尔图斯、摩押（Moab）的卡拉克（Karak）、希伯伦（Hebron）与利达，我们都能找到12世纪类似规模与风格的教堂建筑，在希伯伦的是圣亚伯拉罕大教堂（StAbraham），而利达的则是圣乔治大教堂。希伯伦的教堂规划必须进行压缩，以适应麦比拉洞（achpelah）上方希律党人（Herodians）的城围，麦比拉洞是用来埋葬教长与其妻子的。当前现存的这座建筑大概建于1120年，当时，一位奥斯定会的持戒修士偶然发现了麦比拉洞的入口，并在里面找到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圣髑遗物。

也许是为了替换之前的结构，位于朱拜勒的大教堂在建筑规划方面特别不同寻常。在1115年的规划图中，它原本涵盖了三个过道和六个隔间，东边是半圆形壁龛，正厅的拱廊由狭长的正方形墙墩支撑，东西两面墙上有附墙柱，正厅是筒状拱顶，而过道则是穹隆式拱顶。然而，这座教堂在1170年的地震中受损严重，只有建筑东面还有部分可以修复。在重建过程中，当时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建设南面的过道上，而和恺撒里亚的情况相同，原来的附墙柱被替换成长方形壁柱。与北面第三个隔间相连的是一座户外洗礼堂，三个“V”字形的拱门支撑着上面的斗拱。这座洗礼堂显然在地震之前就已存在。

在塞巴斯蒂亚的教堂建筑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风格上的演变。这座教堂大致建于12世纪70年代，在原始的规划图中该建筑呈长方形，长54米，宽26米，中央是一个凸出的半圆形壁龛，同贝鲁特的教堂一样，壁龛外侧用圆形壁柱加以装饰。中间的正厅带有四个隔间，其中有三个隔间大概都属于六分肋骨拱（sexpartiterib-vault），而东面的第二个隔间似乎是一个刻有铭文的耳堂，顶端盖有圆顶或塔顶。两种类型的墙墩交替支撑着正厅的拱形结构，一种是成对的自立式柱子，它们承载着顶端的高侧窗；另一种是正厅周围的过道，它们由四分肋骨拱（quadripartiteribvaulting）支撑着。根据努里斯·凯南-基达（NurithKenaan-Kedar）近期的研究，设计并建造这座建筑的人很可能对桑斯大教堂非常熟悉，因为桑斯大教堂的大主教威廉在12世纪70年代曾是塞巴斯蒂亚教堂的赞助人。附近位于雅各布之井（Jacob’sWell）的教堂，在风格上也与这座教堂类似，只是在设计规划上有所不同。

虽然塔尔图斯的大教堂大概始建于12世纪30年代，但直到13世纪才完工。因此，从正厅的柱顶中，我们能够发现建筑风格的演变与发展，正厅东面属于罗马建筑风格，而西面则是哥特式风格。在整个12世纪，当面临穆斯林进攻的时候，雅法、利达与拿撒勒等地的法兰克居民往往会选择教堂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塔尔图斯的大教堂似乎是唯一一个能够说明拉丁教堂防御工事的证据。在教堂的东北角与东南角，各有一个形似塔楼的圣器室，显然可以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而与南墙与北墙相连的支墩，原来大概用于支撑堞口，也能起到祈祷庇护的作用。13世纪晚期位于卡马尔格（Camargue）海滨圣玛丽（Saintes-Maries-de-la-Mer）的教堂也有类似的构造和功能。卡米尔·恩拉特（lart）在西面隔间上面的双塔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证据。教堂向小型城堡的转化，大概可以追溯到13世纪60年代，当时塔尔图斯正面临来自埃及马穆鲁克人的威胁。

我们从拉丁教区的教堂分布中可以看出法兰克人的人口分布情况。在耶路撒冷与阿卡的大部分乡村地区，有大量的法兰克人定居者。除了这些较为特殊的地区以外，总体而言，西方人大多选择聚集在城市，当然其中也有少部分人定居在村镇、城堡与乡下的修道院里。在加沙、拉姆拉与纳布卢斯（Nablus），郊区教堂的大小堪比大教堂，即便在加沙这样的地方，也让人很怀疑当地的居民能否填满这座建筑。我们在阿米恩（Amiun）、比拉（al-Bira）、屈拜巴（al-Qubaiba）、伊卜纳（IbelinYibna）、贝特·努巴（BaitNuba）、塞佛里亚（Saffuriya）、提比里亚（Tiberias）与凯门（Qaimun）等地能够找到更小的教区教堂，它们一般只有三个过道。乡镇的教堂则更为简单，大多是盒状建筑，由一个筒状拱顶或穹隆式拱顶的正厅与一个半圆形壁龛组成，如在法玛（Fahma）、辛吉勒（Sinjil）、贝丁（Baitin）、达布里亚（Dabburiya）、齐林（Zir‘in）与伊姆瓦斯（‘Amwas）等地的乡镇地区教堂，在提比里亚与贝鲁特这样的城市中也有这样的教堂。

在东方的拉丁宗教建筑中，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则是通过宗教团体呈现的。在12世纪，奥斯定会的持戒修士对橄榄山上的基督升天大教堂（ChurchoftheAs）进行了重新规划，并将其重建为八边形，而同样由他们任职的圆顶清真寺也是八边形设计。在约沙法山谷，人们在拜占庭教堂的地下室上面建了一座新的教堂，地下室里有圣母墓，而几座本笃会修道院的建筑则围绕这座教堂的西面展开。一进入约沙法城门，我们就能看到圣安妮教堂，它属于本笃会的修女们。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的圣马利亚大教堂在规模上仅次于圣墓教堂，它建于“圣母之死”的原址（Dormitionin）之上。这座教堂如今只剩下南边的一个楼座分堂，俯瞰着教堂的圣殿，并与上方的晚餐室（roomoftheLastSupper）相连。大概在14世纪晚期，当这个分堂由方济各会修士掌管后，教堂早期具有哥特式风格的肋式拱顶结构经历了一次修改，但学界对翻修的具体时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工程发生在1187年之前的几年，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拉丁人收复耶路撒冷的1229—1244年。

在耶路撒冷以外，本笃会信徒占据了他泊山（MountTabor）上一个巨大的教堂，它成了耶稣变相（Trans?guration）的场所。1143年，在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与女王梅丽桑德的资助下，本笃会的修女们在伯大尼修建了圣拉撒路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将原有老旧的拜占庭教堂与新的圣拉撒路教堂（这座教堂就建在圣拉撒路的墓上）结合在一起，并将新建的回廊与女修道院囊括在内。那座拜占庭教堂现用于纪念圣马利亚与圣玛尔达（StMartha）。

1157年，毛立蒙（Morimond）的西多会（order）修士在距离的黎波里不远的贝尔蒙特（Belmont）修建了一座闺房（daughterhouse）。1161年，在耶路撒冷附近另建造了一座闺房，名叫“救恩”（Salvation）。而1169年，在埃因-卡里姆修建的闺房则叫“林中的圣约翰”（StJohnintheWoods）。这三座闺房的设计都非常朴素，很有家庭氛围，教堂被分成一个个单间隔室，女修道院的房子围绕着一个小型的长方形庭院或回廊建立而成。这些西多会修士的闺房设计同西方的相比，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先知萨姆尔（prophetSamuel）的墓位于耶路撒冷西北部的乔伊山（MountJoy）上，普雷蒙特雷修会在这座墓上修建了一座十字形的教堂建筑，而我们能够从这座建筑中看到一个更为经典的西多会教堂设计。大约在1220—1283年，圣衣会（Carmelites）在瓦迪-西亚（WadialSiyah）迦密山（MountCarmel）的西边建造了一座带有回廊的小型教堂。

骑士团的教堂建筑在这里也值得单独提一下。在西方，现存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的大量教堂都是圆形或多边形设计，显然，这是在模仿圣墓教堂的圆形建筑形式（学界对此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圣殿骑士团的教堂更多的是在模仿圣殿教堂的形式）。虽然如此，他们在东部拉丁建造的教堂更多的却遵循着传统的长方形设计。这样的例子包括医院骑士团在骑士堡、马尔加特堡与贝尔沃城堡内的教堂，以及他们在贝特·吉布林（BaitJibrin）的教堂。除此之外，还包括德意志医院骑士团在耶路撒冷与阿布高什的教堂——前者如德意志人的圣玛丽大教堂，后者如以马忤斯城堡（Emmaus）。以马忤斯城堡大致建于1140年，是为了纪念耶稣复活，并现身于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而建造，而它刚好成为12世纪朝圣旅程的一个中间站。同样地，圣殿骑士团在塔尔图斯与勃朗堡的教堂也是长方形设计，勃朗堡的萨菲塔（Safitha）采用了城堡主楼的设计形式，而位于阿特利特（Atlit）佩勒兰堡（ChastelP?lerin）中的教堂（大概建于1218年后的某年）却是一座十二边形建筑，萨法德（Safad）的教堂（建于1240—1260年）也可能是多边形建筑。

法兰克人在定居黎凡特期间，除建造了许多宗教建筑外，还开展了大量世俗建筑工程的建设。但这些建筑除了城堡以外，几乎都未引起学界的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当中很多项目并未归入建筑学领域，而被视为城市改造工程；另一方面是由于缺少可供判断的建筑特征，如独特的雕塑与砖石结构等，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很难确定某个建筑是出自法兰克人还是穆斯林之手。

在东部拉丁，大部分乡镇与城市在十字军征服以前便已存在，城墙也早就建立起来了。因此，我们很难找到提及12世纪城墙建设的资料。1187年以后，法兰克人的势力逐渐衰落，最后只剩下一条狭窄的沿海区域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大的力气在阿斯卡隆、贝鲁特、提尔、西顿、阿卡、恺撒里亚、雅法与塔尔图斯建造防御工事，这些工程通常都是在西方的协助下完成的。

至于供水问题，大部分乡镇要依赖贮水箱与水井，而在提尔、安条克、恺撒里亚与耶路撒冷，则有古老的渡槽作为补充。12世纪的商品市场在耶路撒冷得以保留，商铺门脸上都画有“SA”的字样，意思是这些商家属于圣安妮修道院。在阿卡，皇家海关如今有一部分存留了下来，后成为奥斯曼人的柱子客栈（Khanal-'Umdan）。十字军对阿拔斯王朝与法蒂玛王朝遗留下来的港口进行了翻修，这些港口现存于西顿、提尔、恺撒里亚、阿苏夫与阿卡。人们还在与佩勒兰堡毗邻的乡镇中挖掘出一个13世纪的浴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