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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诗歌（第1页）

第五章诗歌

迈克尔·劳特利奇

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学，都必然反映那个时代人们最迫切的思虑与困扰，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就无法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在中世纪，不论“文学”还是“受人喜爱”，都与当今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歌曲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以某种形式在坊间传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播渠道是活页乐谱和歌舞表演，前者对人们的识字与识谱能力有较高要求。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渠道的传播，像《到蒂珀雷里的漫漫长路》（It’saLongerary）这样的诗歌才能在短时间内被百万民众传唱。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唱片与收音机这类传播工具使流行歌曲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扩散，传播速度也更快。这些歌曲虽然很受欢迎，但我们很难称之为“文学”。另外，对于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idOwen）或鲁珀特·布鲁克（RupertBrooke）的战争诗歌，或者类似《西线无战事》（AllQuietoernFront）、《沉静如海》（LeSilencedelaMer）与《丧钟为谁而鸣》（ForWhomtheBellTolls）这样的小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其文学价值，即便它们在传播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与现在相比，文学作品的传播在中世纪的最大区别是，民众有限的识字率也就意味着文学有限的传播率，“受欢迎”意味着受王室贵族阶层的欢迎，“文学”则意味着教养良好的人们所创作的文学。中世纪还存在另一种作品形式：供博学的神职人员与王室的抄书吏阅读的拉丁语材料。这样的“官方”文本，如年鉴、史书与编年史等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内。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目光聚焦于那些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它们最初的创作目的一般都是娱乐大众，但也有其他功能，例如教诲与规劝，或是宣传十字军运动。

在前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法语和德语的口头文学产生了丰富的演变，而这些文学作品也的确反映了当时的远征运动。客观来说，至少就文学而言，这个时期应该被称作“12世纪的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法国文学与德意志文学建立起了自身的史诗传统：最古老的法语史诗《罗兰之歌》（deRoland），大致就流传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安条克之歌》（d’Antioche）记录了1098年的安条克围城战，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法语和欧西坦语（O）——一种通行于法国南部的语言。《阿尔比十字军之歌》（sodelaCrotzada）则通过欧西坦语以诗歌的形式再现了阿尔比远征运动。此外，还有由克莱利的罗贝尔和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所创作的更加传统的历史文本。

早期的法语史诗被人称作“武功歌”（sdegeste），“geste”一词源自拉丁语“gesta”，意为“发生过的事迹”，后逐渐引申为“由一个英雄、一组人马，或一个家族所达成的伟绩”。武功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远征运动的实质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虽然如此，并且具体细节有待商榷，但最早也是最知名的案例——《罗兰之歌》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创作蓝本的。其主要内容是：经过艰辛的跋涉，查理曼的队伍成功抵达西班牙，778年，在归国途中，他们在比利牛斯山的伦切瓦尔山口（Renceval）遭到袭击。若是根据9世纪基督教编年史学者的说法，是巴斯克人劫掠了他们；但要是以13世纪阿拉伯编年史学家伊本·阿尔-艾西尔（Ibnal-Athir）的说法为准，则是来自萨拉戈萨的穆斯林所为。包括总管埃吉哈德（Eggihard）、警卫兵首领安塞尔姆（Anselm）以及布列塔尼公爵罗兰在内的后卫部队全部阵亡。究竟穆斯林是否卷入其中，这场战役又是否只是一次小型的遭遇战，要跨越如此遥远的时间距离，还要穿越宣传话语的雾障，想要弄清真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唯一明确的是，到了11世纪，战争的规模在逐步扩大：《罗兰之歌》中所描述的事件，由一次小型的军事摩擦演变为发生于查理曼帝国与伊斯兰势力之间的极其严重的对峙，并以查理曼的胜利告终，他征服了整个西班牙，还逼迫萨拉戈萨民众改变自己的信仰。

皇帝占领了萨拉戈萨；一千名战士在城内搜索，进了犹太教堂和清真寺；手拿铁锤和斧子，把神位偶像统统砸碎，魔法和邪说丝毫不留。国王（查理曼）信奉上帝，要举行宗教仪式，他的主教们给净水祝福，带异教徒进了圣洗堂。谁若反抗查理曼，就会被逮捕、火烧或杀掉。十万多人接受了洗礼，都成了真正的基督徒，只除了王后一人。她成为俘虏，被押到富饶的法兰西，国王希望她接受爱的感召而皈依上帝。

（《罗兰之歌》，3660—3674行）[1]

《罗兰之歌》中没有提到过十字军运动，并且，一些富有说服力的论据表明，诗中所呈现的穆斯林形象与生活在西班牙或巴勒斯坦地区的穆斯林大相径庭，后者是11世纪的诗人本该目睹的样貌；然而，正如我们所见，《罗兰之歌》中的穆斯林形同野兽，盲目的宗教狂热分子能从中找到共鸣。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也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具有某种独特的感染力，与宣传鼓动别无二致。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在这种“独特的感染力”背后，诗歌所暗指的是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东征活动，这在古法语史诗当中是非常少见的。

这一时期还有一种口头文学形式，它以十字军为主题，起源于12世纪中叶，这便是“十字军诗歌”。流传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十字军诗歌没有任何一首存留至今，毕竟，其他同一时期的口头文学也几乎没有存留下来的记录，不论当时它是以什么形式流传的。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几首诗歌，使用的是古法语或欧西坦语，内容主要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或收复失地运动有关。就十字军诗歌的构成，学界有许多讨论，而单单以东征作为创作主题的诗歌作品的确非常少见，在现存的许多作品之中，十字军运动往往表现在某些思想领域里发挥主题、寓言与思想扩展的作用。在这类诗歌中，欧西坦语的有106首，法语的有40首，德语的有30首，意大利语的有2首，而西班牙语的有1首。至于如何定义“远征诗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其设定为“任何一首提及远征的诗歌，不论它是发生在西班牙、法国还是意大利”。

将远征诗歌视作一种文学体裁，对我们的研究帮助并不大。事实上，在这些内容涉及远征的作品中，世人所使用的诗歌形式范围非常广泛。在最早的案例中，如使用欧西坦语的吟游诗人马尔卡布鲁（Marcabru）与塞卡蒙（）的作品，我们能找到讽刺诗歌（sirventes）——表达道德、政治与个人见解的诗歌，以及牧羊女之歌（pastorela）——在此类形式中，诗人与一位少女相遇，少女向他哀叹远方的爱人。之后的诗歌还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典雅爱情诗（courtlylove-songs），如城堡主库西（Coucy）的作品《对你，爱人，别无他法》（Avous，amant，plusk’aregent，作于1188年或1191年）以及几乎所有的德语诗歌；第二种是哀叹英雄陨落的诗歌，如高塞尔姆·费迪特（GaucelmFaidit）在1199年为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创作的普罗旺斯挽歌（planh）；第三种是颂词（panegyrics），如吕特伯夫（Rutebeuf）的《乔夫罗·德·瑟吉内斯先生的哀叹》（plaintedemonseigneurJoffrines，作于1255—1256年）；第四种是辩论诗（debatepoems），如修士蒙陶多（Montaudo）在1194年创作的《前几天，我在天堂》（L’autrierfuyenparadis）。简言之，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诗人为了表现远征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或体裁，远征运动只不过是诗歌的主题，是诗人创作的材料。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遗留下来的诗歌并不多：法语的有1首，欧西坦语的大概有10首。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诗歌的内容大多与西班牙和东征相关。1160年之后，远征诗歌逐渐繁荣起来，吟游诗人（或法国北部使用奥依语吟唱的行吟诗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受到人们的欢迎，通过他们的诗歌，第三次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得到了丰富而翔实的展现。德意志大部分“恋歌诗人”（Minnesanger）的作品也涉及这几次远征。在法国南部，有些诗歌的内容会以非常谨慎的形式暗指阿尔比十字军。13世纪大大小小的远征活动大体也是以诗歌的方式在坊间流传的，基本是法语和德语诗歌。

为什么远征活动会在诗歌中被如此频繁地呈现呢？我们开头的论述如若是确凿无疑的，那么继续追问这样的问题就显得多余了，尤其是当我们得知还有一些诗人本身就是十字军首领的时候。远征首领如香槟的蒂博四世、阿尔比十字军运动期间的图卢兹主教福尔凯（Folquet），以及像贝蒂讷的科农和库西的居伊（GuyofCoucy）这样的达官显贵，他们也都是远征诗歌的创作者。此外，许多吟游诗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有权势的十字军的资助。诗人瓦克拉斯的雷姆堡（RaimbautofVaqueiras）在一封致蒙费拉托的卜尼法斯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位赞助人的感激之情：“我赞美上帝，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您，我最慷慨的君主，您如此高尚，为我提供资助和装备，向我表达了极大的善意，让我从卑微的地位跃升成为高贵的诗人，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变成一个尊贵的骑士，并在宫廷中受到女士们的欢迎与称赞。”（《英勇的侯爵，蒙费拉托的主人》，5—11行）在信中，雷姆堡接着回忆他与卜尼法斯在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的经历，但又提醒他的赞助人不能只活在回忆之中：

我与您一同围攻了那么多坚固的城堡、巨大的要塞和宏伟的宫殿，它们原属于皇帝、国王和埃米尔，属于威严的拉斯卡里斯家族（Lascaris）和原教徒（protostrator），他们以及其他君主都被围困在彼得里翁（Petrion）。我与您一同追赶拜占庭皇帝直至费洛帕提翁（Philopation），您废黜了他的皇位，并加冕了另一位皇帝。然而，我若不是得到您丰厚的奖赏，人们可能会觉得，我并没有一直长伴您左右，一直服侍着您，可是您知道，侯爵大人，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同上，31—43行）

同样，那些颂扬远征英雄的诗歌，常常将赞助人的慷慨大度与他们的战争功绩相提并论。例如，作为拥有神职人员和吟游诗人双重身份的修士蒙陶多就虚构了一场他与上帝之间的争论。上帝询问修士，为什么他没能得到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的帮助。

“修士，你犯了一个错误，你没能立即来到国王面前，他不仅统治着奥莱龙岛（Oléron），而且还是你的挚友，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认为他与你中断友谊是明智之举。啊，为了赐予你恩宠，他丢失了多少原本属于他的功绩。正是他将你从泥潭中拯救出来。”

“主啊，要不是由于你的过错，我原本是要去找他：正是由于你的缘故，才放任他被监禁在牢里。然而，萨拉森人的船只——难道你忘了它是怎样航行的？——若是到达阿卡，将会有大量邪恶的突厥人在这里兴风作浪。谁要是和你争个没完，那他肯定愚蠢至极！”

（《前几天，我在天堂》，33—48行）

引文中所提到的事情是1192年在从巴勒斯坦地区的阿卡城返国途中，理查一世被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囚禁。巴黎诗人鲁特伯夫（Rutebeuf）在他的作品《论贫穷》（Oy，作于1270年）中，也用诙谐的口吻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死亡对我，也对你，我的国王，造成太多损失，两次航行，把善良的人从我的身边带走，向着遥远的蛮荒之地突尼斯，踏上朝圣之旅，邪恶的不敬神的人们也效法前去……”（20—24行）鲁特伯夫在诗中抱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起的远征运动，把善良的人们从他身边带走，而这些人原本是该为他提供经济资助的。

对于时下发生的大事，赞助人与诗人都非常了解。但在这个历史时期，远征运动为何会在宫廷诗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能找到其他原因。显然，这类诗歌所颂扬的价值与美德大体属于贵族阶层，正是这些品质，让他们觉得自己与其他阶层的人们有着本质区别。由于贵族的品质与拥有土地这类现实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他们的某些美德会被人贴上“封建”的标签。其中包括对领主的忠诚，并履行必要的领地职责——在敌人入侵时提供武力援助，以及在案件审讯期间提供辩护。诗人一般都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表现远征运动的。“圣地”被看作上帝的合法领地，但却被强盗篡夺，领地上的封臣有义务竭尽所能为上帝收复失地。如若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未能履行自己的封建职责，就像一首匿名的诗歌（大概写于1189年）所描述的那样：“在吾主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抛弃吾主的人都将受到谴责……”（《你们，这些以赤诚之心爱人的人》，11—12行）在最早的法语远征诗歌中，一首大约作于1145—1146年的匿名诗歌，把这个想法表达得更加清楚。

Chevalier，multestesguariz，

QuantDeuavusfaitsaclamur

&ursedesAmoraviz

Kiliuntfaittelsdeshenors。

&untsesfreuzsaiziz;

Bienendeumsaveirdolur，

CherlafudDeuprimesservi

Ereupursegnuur。

（1—8行）

骑士们，你们非常幸运，上帝向你们呼救，要你们与突厥人和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s）作战，他们对吾主犯下重罪。他们侵占了吾主的土地；我们为此感到万分悲痛，因为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上帝最先出现，并成为创造我们的主。

上帝的形象如同领主。骑士们为上帝提供保护，就如同封臣对领主履行他应尽的义务，这类关于封建职责的信息在全诗被反复强调。在副歌部分，那些追随君主的人得到了进入天堂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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