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马里的第一场雨
5月的马里即将进入雨季,但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我们的侦察小队选择在凌晨出发,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此次行动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在高温下脱水造成战斗力降低。
我乘坐的先头车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带有沙色伪装网的标志4X4,车上有三名乘员。全队是由两辆越野车、两辆全地形卡车和一辆轻型装甲车组成,共有14人。
车队抵达一处丘陵地带,两侧是无法通车的乱石丘陵和深沟,中间是一条走私车道。
马里北边大部分地区都遍布岩石,这些从沙漠中拔地而起的石山相对海拔较高,武装分子和大量的军火、给养通常都藏匿在这种地形的沙层下和石洞里。
这条大约两公里宽的丘陵地带,也是这次侦察任务中的重点探测地之一。
作为头车的观察员,我起身观察了半分钟后,用脚轻轻地踢了两下驾驶员D座椅的靠背,示意继续前进。在头车的引领下,车队拉开距离,保持前后车可通视的反伏击队形前进,导航员A也关上了Getac(台湾神基的一种强固电脑)的盖子,操起武器保持战斗姿态。
当行驶过走私车道的最高点后,我轻轻地长出了一口气,慢慢放低了车载机枪的枪口。
但就在此时,一声沉闷的爆炸震裂了夜空的寂静!
爆炸的声音并不巨大,但是相当沉闷,我意识到有车触发了埋入式爆炸物,马上怀疑我们是不是进入了武装分子的包围圈。
我的身体开始条件反射似的机械动作,两手利索地打开机枪保险、激光和红外探照灯,对前进方向180度的范围做起扫描。驾驶员D即刻停车,迅速操起他的MINIMI(比利时产5。56口径轻机枪),导航员A也打开步枪上的红外光瞄向另一侧的高地。
我坐在车的尾部,是这辆车中唯一可以观察到后方炸点的人。为了防止在下车后的交火中被误伤,并让无人机了解我的每一步活动,我打开头盔上和车顶上的红外标点灯,回头向后方的炸点观察。
被炸的是紧跟在我们后面的二车。
没看到太大的火光,没有太多的烟,没有叫喊声,一切都是那么静,除了偶尔有烟花一样的火须四射出来,耳机中没有任何求救的声音,所有的电台都在保持静默。
按照程序,最初的电台静默是要把信息通道留给最需要发言的伤者和指挥官,现在这种静默让我感受到现代作战的冰冷,以及行动上的无奈和不知所措。
可能小队中所有人都判断我们是中了埋伏,所以没人下车。又过了几秒,电台开始呼叫二车中每个人的代号,一遍又一遍。
无人回应。
我们三人从车上跳了下来。驾驶员D和导航员A两人隐蔽在路两边的岩石后,警戒前方和两侧的高地。火光越来越大了,就像半边天被点着了,偶尔有被烧爆的弹药爆炸声。滚滚浓烟笼罩着强烈的光亮彻底遮住了爆点,除了底处的明火外什么也观察不到。
我认为二车的人全都牺牲了。
我开始脱防弹背心,导航员A看出了我的企图,朝我喊:“你疯了!?”
我焦急地朝他吼了一声:“我必须过去,伙计,别担心,我马上就回来!”
我丢下了从没有丢下过的防弹背心和步枪,打开头盔灯朝坡上狂奔了过去,看都没看一眼地面。
因为防弹背心很重,穿着它跑得慢,有伤员的话根本背不动。
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丢下枪是犯错,军团成员荣誉信条第七条规定:无论是死去的战友、受伤的同伴还是武器装备,你绝不弃之不顾。
快赶到时,头盔灯在浓烟的屏障下已经不起作用了,但突然看到火光中摇摇晃晃爬起来个人影。
看不清他是谁,我就边跑边喊他们的名字,他一直没有回答。直到我终于冲到他跟前,抓起他的胳膊架起来就走,这时借着火光才看清楚,是二车的导航员F。
我不停地问他问题,他好像什么都听不见,除了一遍一遍地重复同车另外两名队友的名字,挣扎着向后伸着手、回着头。
F的命真大,后来才知道,他是从翻了跟头的车体下爬出来的,如果不是后背上的那块陶瓷板护住了腰背,可能就永远留在那下面了。
离开爆点三十多米后,我拉开他防弹背心的应急手柄,让他躺在一块大石头后边,并呼喊驾驶员D过来接手,然后我又朝爆点跑了过去。
爆点此时的火更大了,脚下都是碎片。
烈焰让我感觉面部在融化,浓烈的硝烟里什么都看不见,也无法正常呼吸。发现第二个队友G时只离他一米左右。他没了头盔,平趴在地上处于休克状态,旁边就是正在剧烈燃烧着的车体。
我抓起他的手,狂喊着“嗨!嗨!”扯住他的胳膊就往外拖,甚至都没有去拍灭他裤腿上的火。
唯一想的就是快离开这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车体里的弹药箱就会爆炸。
能及时在火光和浓烟里找到G真的是运气,如果再继续寻找个十几秒钟,可能连我也会与他一起永远躺在那儿了。当时就想着:“快!快!快!”脑袋里一片空白。
用尽浑身力气将G拖出去几米后,硝烟让我开始缺氧,我急了,边拖边喊他的名字叫他站起来。可每喊一声,嗓子里都感觉到剧烈的灼痛,满嘴都是硝烟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被拖得十分不舒服,G终于动了动头,他可能也意识到了危险,开始用腿在地上蹬,虽然他还爬不起来,但他每蹬出一脚好像都能给我省去几吨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