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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诗经1（第1页）

第一节《诗经》（1）

总述

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

我们第一讲首先是《诗经》。

关于《诗经》这部书，如果要给它一个最简单的定义的话，翻开《辞海》第7版找到“诗经”这一条，第一句话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这就是关于《诗经》性质的定义。

中国古代图书是用四部分类的：经、史、子、集。如果我们说某部书是一个“总集”的话，那意味着它是在“集”部的，这里面有些问题我后面再说。“集”分两种，别集和总集，别集很简单，是个人的文集；总集就是根据各种各样的标准和范围收集的多人的文集，比如说《全唐诗》是以时代为范围的，刘宋时代的《徐州先贤集》是以地域为范围的，就是徐州这个地方的先贤的文集，等等。

当我们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集”部的书来认识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的话，就是说中国诗歌的源头是在《诗经》，因为它是最早的一个诗的总集，而且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中国最早的诗歌几乎全部都收集在《诗经》里面。其他文献中所提到的上古时代的诗歌也有相当多的篇幅，有些还很有名，比如像《击壤歌》“帝力于我何有哉”，收于《帝王世纪》，还有像《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是在《尚书大传》里面的。但是所有这些据称是更古老的诗歌，全部是伪托的。当然所谓伪托，也有时代的早晚，像《尚书大传》本身是一个比较早的作品，它可能是战国后期或者是汉代初期的一个作品，所以不能够说因为它是伪托的，就觉得它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作伪的年代本身已经很古老了。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早期的诗歌差不多全部都收集在《诗经》这部书中（这里说“早期”大致是指楚辞以前），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意识到《诗经》这部书的特殊意义——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成为儒家的经典

但是我刚才说了，《诗经》被称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如果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分的话，就把《诗经》放到“集”部去了。但是在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著作里，《诗经》不是在“集”部，而是归在“经”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儒家的经典。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第一个分类就是“经”部，收的是儒家的经典以及与之相关的著述。儒家的经典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初说六经，后来说五经，然后有九经、十三经的说法，我这里不一一解释了，大家简单去查一下词典就知道具体所指，以及“经”部包含哪些最主要的作品。

《诗经》之所以被放在“经”部，因为它是儒家的一部经典。儒家学说本来并不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孔孟的时代，它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学说，到了汉武帝以后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它也一直代表一种正统的思想意识。这些“经”部的著作体现着儒家所认定的基本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世界秩序的阐释。

“经”有个特点，最重要的并非在于这个“经”本身说了什么，而是后人对经典做了什么样的阐释。因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你不可能相信有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他提出了一套思想学说、一套价值观，然后在无限广大的人类生活地域和漫长的生活时间之中，它总是适用的。这个是不存在的，没有这样的神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设定历史，并且以设定的价值观来规范整个人类的生活。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对“经”的不同阐释。在儒家学说里，汉代有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魏晋时期有玄学，就是儒学和老庄相结合的一种学说；到了唐代，儒学重新兴起；到了中唐以后，渐渐产生新儒学——新儒学有两个概念，这里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学，也就是后来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苗头在中唐以后就开始了，这个系统在中唐以后就开始转变，渐渐地转化。与此同时又有了心学，到了王阳明达到**，就是所谓陆王心学。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适应历史的变化，来重新阐释经典的学派。

经学对诗篇的阐释

现在我们回到《诗经》。如果说把《诗经》看成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我们是试图从社会生活的原生状态和诗歌语言所反映的生活情景来理解这些诗歌，也就是说把语言和历史联系在一起来理解这些诗歌。但是在经学立场上来看待《诗经》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种解读方式，儒家会把他们所要求的价值观注入《诗经》，然后说这首诗说的是这个意思，它体现了一种什么价值。

比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汉儒的解释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怎么来解释的呢？《毛诗序》的阐释是“后妃之德也”，就是说这首诗在赞美后妃的美德。赞美哪一个后妃的美德呢？就是文王的王后。文王的王后当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前面已经讲到了，文王不仅仅是周的开国君主，也是整个周王朝和周民族的精神象征。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上帝不是全德的，因此代表着人类所向往的最高的美德的，是文王。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君主的王后，当然德行也是需要相匹配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榜样呢？“后妃之德”是什么样的美德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就是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个好的女人和自己的丈夫相配，也就是说非常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老公有好的妾室，这就是后妃的美德。

听上去很荒诞，是吧？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不妒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君子要治国平天下嘛，特别是像君主这样伟大的男性，他们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当他们承担着这样重要的责任的时候，他需要家庭和谐。家庭如果不和谐，他就不能承担这么伟大的责任。所以女性的不妒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而这样重要的一个美德，是由这么一个伟大的女性来给我们示范，就是“后妃之德也”。这是儒家的汉代经学对《关雎》的一种阐释。

作为中国文化元典的意义

回到最初提出的问题上，其实我是在讲这样几句话：第一句，我们现在把《诗经》看成一部诗歌总集，古人不是这样看的，古人是把它看成“经”的。第二句话，作为儒家的经典，它有特殊的阐释，并不完全根据诗歌文字原有的内容来进行阐释，而是把儒家所持有的某些价值观注入经典。第三句话，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就是《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元典，就是最初的和根本的经典（关于“中华元典”，冯天瑜有系统的论述）。这个跟它作为儒家经典这样一个身份有相重的地方，也有完全不相重的地方。

《诗经》包含的作品，最早的差不多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就是西周初，最晚的作品是春秋中期。《诗经》成书的年代，根据学者的讨论，大家比较接近的看法，差不多就是孔子出生的时期。我们知道在《论语》里面提到《诗经》的时候不叫《诗经》，是叫《诗》或者叫《诗三百》，也就是说孔子所接触到的这样一个文本，就是三百篇左右的文本。“三百”是取整数而言，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是305篇，孔子看到的《诗经》可能也就是305篇，孔子教学生所读的这部《诗》，很大可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部《诗经》。儒学作为一个学派，是由孔子建立的，而远远在孔子建立学派之前，《诗经》的作品就已经产生了，《诗经》成为一个稳定的文本也是在孔子之前。所以你不可能只是从儒家的经典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它，况且汉儒的解释和孔子对《诗经》的理解还不一样。

当我们说《诗经》是中国或者华夏民族文化的一部元典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它呢？

最简单地说，我们讲中国历史的过程，古代通俗小说经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最初是盘古，然后是三皇，然后是五帝。但是在《史记》这样相对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并不写三皇，为什么呢？因为三皇这样的传说，对司马迁来说已经是不可稽考的，是荒诞无稽的，是无法确认和无法阐述的历史。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本纪》的第一个人物是黄帝。

为什么从黄帝开始？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认同黄帝是我们民族的祖先，就是认同我们从属于这个文化系统。黄帝是一个精神符号，所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样的五帝，其实也都是一种历史传说，不是一个确切的可以考察的真实的历史。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五千年”，但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必须理解所谓“五千年”是包含着一种传说的成分，早期的历史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我们现在已经不可稽考了。

五帝而后就是三王，就是夏、商、周的时代。夏被有些学者理解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有关于它的记载。但是在历史考古学中，它是否可以被确认，仍然是个大问题。问题主要在于，夏王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王朝，还是一种传说？没有确凿的文献资料来证明。你说某个考古遗迹早于商代，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它是否就是属于夏王朝呢？也没有办法确认。

再往下就是商朝。商是有文献可以印证的，司马迁的《殷本纪》可以跟考古发掘的甲骨文相互印证。王国维在这方面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学术工作，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和《殷本纪》对证，有力地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并且确认了司马迁的《殷本纪》是有确切的历史依据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把殷商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源头，或者说作为中华文化已经成型的一种形态。为什么呢？因为商文化中没有出现我说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元典。甲骨文是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它主要是古人占卜活动的遗物。这个占卜其实跟看手相一样。也就是说把生命看成一种神秘现象，而这种神秘现象是由特殊的符号来表达的。甲骨也是这样的，甲骨就是殷商的天子或者王公贵族遇到什么大事的时候，就弄个龟甲，就是乌龟的腹板，或者是牛的肩胛骨，用烧热的那种金属器在上面钻孔，钻孔了以后骨头会开裂，开裂以后就形成纹路。这个时候古代的巫师就上来做一种专业性的解说：这个纹路的走向，表明打仗是可以得胜的或者是会失败的，这次求雨是会成功的或者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说，甲骨文留下来的内容只是一个有限的范围，它不能完整体现殷商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

所以，我们讲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以一种稳定的形态形成，只能追到周代，因为周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元典。

什么叫元典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最初的和根本的经典。这种元典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经验、情感经验、所确认的价值准则以及美感情趣，等等，这样的东西用一种文献的方式被记载下来。这种文献一旦形成以后，不仅仅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面貌，同时也体现着这个民族文化系统的某些特质。我们说的民族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生命力的系统，在元典中就体现着这个民族文化系统的某些特质。这种特质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对民族文化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元典的意义。我们现在可以称为元典的东西，大多数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像《周易》《诗经》《尚书》，包括《仪礼》等关于“礼”的著作，这些中国文化的元典都是在周代成型的。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起源很早，但是这个民族文化特征形成稳定的形态，是在周代。它是体现在这些经典之中的，而《诗经》是其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因为它是诗歌的形式，更多地体现出这个时代人们生活的情感、人们对生命的理解、对生活的期望，包括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诗经》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但也是一个很活泼的东西，具有生命力。就像我在上一讲所说的，古人把他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用一种语言形式封存下来，当我们进入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以自身的情感经验去解读它，这时候我们和诗人产生一种共鸣。我们体会到《诗经》所体现的人类生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诗经》里面有一篇《汉广》，用一个年轻男子的口吻，叙述他对一个女子的追求和思慕。他说：汉水是那样地深，我游是游不过去的；长江是那样地长，我用筏子也没法渡过它；那个美好的女子，不是我能够追求的对象。这里面有些话说得很动人，他说“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我不能追求到她，那么这个女孩要出嫁了，我就给她喂喂马。这是我们可能的一种经历吗？比如说我们在某个比较自卑的时刻，觉得我特别喜欢那个女子，但是她真的不是我能够追求得到的。那么能不能在她出嫁的那一天我给她擦擦车？我们在自身的生活记忆里面，或者说周边的人的经验里，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种情感的存在。它非常新鲜，也非常的真实。《诗经》的很多特点，就像刚刚我说的，体现出鲜明的生活情感和生活经验，而这种生活情感和生活经验，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有一种塑造的作用，这就是元典的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诗经》：第一，它是第一部诗歌总集；第二，它是儒家的经典；第三，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元典。

《周南·关雎》：你要怎样去追求一个美好的女孩

关雎

先秦·佚名

关关[1]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