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目标。就是在问:“我为什么活着?”
这也就等于在问:“我为什么不立刻自杀?”
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前面介绍过的犹太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他在战后治疗病人的时候,常问病人:“你为什么不自杀?”因为借助病人的回答,他可以“为一个伤心的人编织出意义和责任”。
假如你能顺利地回答“我为什么不自杀”,如“我不想死是因为我还想到处旅游,吃好吃的”“我不想死是因为我不想让父母伤心”。那么,这些答案就是你现在的人生意义。
假如你的回答是“我不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怕死”呢?
那就请你想象一下死亡来临时的感觉吧。
一个无神论者在面临死亡的巨大恐惧的时候,有时求生的本能会让头脑拼命地给自己寻找活下去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就是每个人的人生意义。
有些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说,经过这一场磨难,自己大彻大悟,对人生有更高层次的看法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早晚会死,为什么非要到死到临头的时候才会大彻大悟呢?那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人平时从不愿意直面死亡,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可以永远逃避死亡。所以只有死到临头,才会开始反省人生。
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那就不妨早一点儿直面死亡,早一点儿把这件事想明白。
怕死还意味着我们要珍惜生命。
要珍惜生命的理由是,经验世界不能告诉我们死后还有没有意识。宗教虽然告诉我们人死后意识还会继续存在,但他们的论断都是无法验证的,有可能是错的。再者,就算人死后意识还继续延续,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情况,会不会就在黑暗中永远飘**,还是会失去全部的记忆,我们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而且以人类现有的经验而言,死亡是宇宙中少有的一件不可逆的事情。人死以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中,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如果死亡确实如唯物主义所说,是意识的永远终结,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切探索世界的机会。我们甚至可以感性地说,那就意味着我们自愿放弃了这世界给我们的最大的恩赐,而这恩赐很可能只有这一次,放弃了就没有了。
所以虽然形而上学不限制任何答案,但是我们应该尽量保存、延长自己的生命,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也要同样尊重别人的生命,这都是不言而喻的正确。尊重生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珍惜时间。这都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底线之一。
最后再说一句。
在古希腊时代,今天的很多学科,比如物理学、数学,都包括在“哲学”的范围内。后来随着学术的发展,像物理学、数学这类能得出明确结论的学科,都分家出去单过,只把那些没法得到肯定回答的问题留给了哲学。换句话说,哲学和科学的一大区别在于,哲学问题往往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两个哲学家对同一个问题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我们却没法分辨哪一个答案更正确,只能说,两个答案都不错。
所以,哲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答案是什么,而在于不断追问的过程,这个追问理论上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然而,我们普通人研究哲学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些恼人的哲学问题往往追问到一定程度就自动止步了。
追问到什么程度呢?
追问到有一天你发现你和这个问题和解了,不再好奇,不想再问了。
所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除。”
这就像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问过“人为什么活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长大后就不再问了。你说他们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不一定,有的时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再问了。
当你不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就意味着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1]关于尼采患有梅毒的事颇有争议。有人说是先天性梅毒,有人说他的症状也可以用其他病来解释。
[2]但要注意,在商业社会里,商业化的文艺作品都是为了销量制作。富人和穷人购买同一本书、同一张电影票的花费是一样的,因为穷人数量最多,所以这些作品必然要取悦穷人。因此,虽然外国有大量反思成功主义的商业作品,未必就能说明社会大众内心深处也是反成功主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动画片《赛车总动员》。这部片子的主题是“成功没有友情重要”。主人公在故事的开头追求成功,在故事的结尾为了友情放弃了名次。但要注意的是,在故事最后的决赛中,主人公是先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让全场都认清他是货真价实的冠军的情况下,才放弃成功,选择友情的。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当了婊子又立牌坊”,既享受了胜者的荣誉,又获得了友情。观众表面上得到了“友情更重要”的价值观,实际上还同时得到了成功的快感。试想一下,假如主人公最后是个失败者,他也选择了友情,这部电影又能达到多少票房呢?其实,好莱坞主流的亲情电影、爱情电影,最后的结尾虽然要鄙视成功,但整个故事一定要让主人公克服一个巨大的困难,消灭一个强大的敌人,才能构成一个让观众满意的**结局。这表明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成功,渴望成为强者,正是符合尼采的观念。
[3]然而爱因斯坦不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很早就放弃了德国国籍。
[4]南安普顿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数学哲学、分析哲学的历史,并长期致力于哲学家传记写作。1991年蒙克因《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获得达夫·库珀奖。
[5]关于维特根斯坦在乡村教书的生活,巴特利的《维特根斯坦传》描述得比较生动,还有几点比较有趣。一是说维特根斯坦来到乡村可能是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托尔斯泰说农民朴实,没有城里人的虚伪。但是后来维特根斯坦发现,这里的乡下人同样自私虚伪。二是说维特根斯坦虽然放弃了财富,但也有虚伪的地方,他故意让农民知道自己的家世和学术地位。三是说维特根斯坦在生活上也有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非常不重视物质生活,到最贫穷的农家吃饭。但也有一次,他受不了楼下农民饮酒作乐的声音,冲下楼向他们大吼。喜欢安静大概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共性,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康德和叔本华。另外这书还记载说,维特根斯坦班上的一些学生为了能不上课,会故意夸大被惩罚的后果,比如假装晕倒,以此助长了人们对维特根斯坦的不满。
[6]摩尔也是一位哲学牛人。有一次罗素和摩尔聊着天,罗素突然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摩尔想了半天,老实地回答:“是的。”然后两个人跟没这事一样,继续友善地聊天。
[7]罗纳·W。克拉克在《罗素传》(葛伦鸿等译)中引用《数学原理》编审的话说:一个不谙此道的平常人出于好奇,读过此书后半部分时表现出的那种沮丧的神态,是显而易见的。他看到的是整页整页的,在标题以下没有一个英文字的篇章;看到的是大量分布在各处的符号,有大小不一、毫无关联的希腊罗马字母,其间又堆满了括号、点、倒写的逗号、立写的箭头和惊叹号,甚至还有一些更为光怪陆离的符号,他都叫不出它们的名称。这使得该手稿不可能用打字机打印。它也意味着该书的排印注定成为出版商的梦魇。
[8]严格地说,那些表述片断经验的科学命题是可以证实的。如“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只乌鸦是黑色的”是一个有意义的科学命题,它可以证实,但不能证伪。不过这样的命题很难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理论。
[9]波普尔的这个观点还是有概率主义的倾向。我个人不同意这一点。因为“真理”“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概念,是不可证伪的。因此我认为根本不存在真理,也就不能说科学可以不断接近真理。然而诡异的是,我这个论点——“真理是不可知的”,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论点,也是不可证伪的。
[10]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乌克兰人。
[11]有人或许说:“我是文艺青年,我就喜欢那种没有结尾、有一点儿小感觉但是没有明显剧情的故事,我也看得挺开心啊。”我们可以想想,自己在看这类作品以后,假如该作品让自己满意,那会不会在心里给作品下一个评价?比如,“这故事好感人”“这故事揭示了人间的荒谬”“这故事文笔不错”。这些评价,是当这个故事没有真正结尾的时候,人类忍不住给它找到的价值和意义。假如找不到任何意义呢?人就会忍不住问:“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什么含义?”“作者想表达什么?”——去看那些艺术电影或者小说的评论网站,大把的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12]“我死亡”这件事本身更为荒诞。因为理性无法表达“自己不存在”的概念,这就好比我们无法用数学公式证明数学公式不存在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用理性想象其他人死亡的情况,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我死亡”。一旦我们试图想象“我的理性、我的意识永远消失”是什么感觉,就会感到极大的恐慌和无所适从。因此,虽然每个人理性上都知道自己早晚会死去,但是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在逃避这个预言,都认为自己可以侥幸地躲过每一次死亡。那么,当人每一次意识到自己终将死去的时候,潜意识里的拒斥死亡和自己终将死亡的现实发生强烈的冲突,也会产生荒谬感。